德國統一35年整體人口增380萬，東德五州降16%

人口下降如何暴露德國舊有的分裂

揚-尼克拉斯·胡斯泰特記得，在他家鄉奧舍斯萊本，一家在統一后大幅縮水的泵廠的廢棄食堂里參加電子音樂派對的時光。

他于1989年出生在東德，距離柏林墻倒塌僅幾周。他自稱“轉折之子”。如今36歲的他回憶起那段歲月如何改變了他的社區。

在東德，許多企業被強行推入以利潤為導向、競爭激烈的全球經濟后，舉步維艱，甚至直接倒閉。

“你聽到各種各樣的故事，”揚-尼克拉斯說，“很多人離開，因為機會在西邊。”

統一后的35年里，德國總人口增長了380萬，增幅為5%——這主要得益于移民。但在原屬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五個州，人口下降了16%（該數字不包括東柏林）。根據去年發布的官方統計數據，奧舍斯萊本所在的薩克森-安哈爾特州降幅最為劇烈，達到26%。

如今，在廣袤的東德鄉村地區，隨著統一后的“人才外流”與全國性的低生育率趨勢疊加，預計人口將進一步下降。觀察政府人口統計學家繪制的地圖：深藍色區域——預計降幅最劇烈的地區——高度集中在城市化程度較低的東部地區。

只有環繞柏林、受益于首都輻射的勃蘭登堡州逆勢而上。

從長遠來看，隨著德國人口老齡化，德國聯邦統計局表示，到2070年，“幾乎可以肯定”人口會減少。對于柏林以外的東部各州，預計“在所有情景下”都將如此。此類預測基于特定假設，并非板上釘釘。但這種人口結構變化可能正在助推德國選項黨（AfD）的支持率上升——該黨在薩克森-安哈爾特州被國內情報機構歸類為右翼極端主義政黨。

然而正是在這個州，AfD可能在今年晚些時候的選舉中贏得執政權。這可能是德國一個具有地震意義的時刻。

1989年的新聞畫面記錄了人們涌過幾十年來一直戒備森嚴的無人區——柏林墻——時的狂熱場景。步行的人們成群結隊地涌過，而突然涌入的、噴著濃煙的前東德“特拉貝特”小汽車則在西方引發了關于污染的抱怨。

但對東德人來說，這也成為一段充滿巨大失落感的時期——他們發現自己的社會主義社會幾乎在一夜之間被資本主義西方所吸收。

作為蘇聯的衛星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是一個中央計劃的國有制經濟體。政權依賴嚴格的媒體審查和“斯塔西”——一支規模龐大、令人畏懼的秘密警察部隊——來維持公民的順從。

當局為防止人們逃往西方——幾十年來已有無數人這樣做——還對人們的離境自由施加了嚴格限制。

不過，東德人確實享有補貼住房、慷慨的育兒支持以及有保障的就業。但這一切建立在日益低效、債臺高筑的經濟之上，這意味著當快速私有化到來時，它變得殘酷無情，并導致了大規模失業。

圖表顯示，東德的生育率急劇下降，同時出現了兩次大規模向西遷徙的浪潮。第一次浪潮在柏林墻倒塌后立即開始，而第二次浪潮在本世紀初達到頂峰。

第二次浪潮“規模較小，但后果同樣重大，因為它具有高度選擇性，”在卡塞爾大學社會學家卡特婭·薩洛莫博士說，她在東德鄉村長大。“年輕人、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尤其是女性，更傾向于離開。”

卡特婭·薩洛莫認為，女性離開的原因之一是東德女性勞動力在統一過程中被視為“事后才考慮的問題”。“所以她們去了西德，并在那里得到了工作。”

女性減少自然意味著孩子減少。雖然大規模外遷多年前就已結束，但與西部相比，東部仍然存在更明顯的年輕人和技術工人短缺問題，以及幼兒園空置現象。

這是東德正在出現的一個現象：“Kitasterben”。字面意思是“幼兒園消亡”。在共產主義時代曾建立起廣泛托兒設施網絡的地區，如今在已經減少的人口中，低生育率是其主要驅動因素。

我在他的家鄉奧舍斯萊本市中心見到了揚-尼克拉斯。包括周邊村莊在內，該鎮人口約19000人。那是星期三午餐時間。市中心不算荒涼，但也不繁忙。

用不了多久就能看到空置的店鋪門面，或該地區日益增多的老年人中的幾位。如今，揚-尼拉斯——他認為統一總體上是一個“成功故事”——正致力于吸引年輕人和家庭回歸。

他說，那是“家”。“我喜歡這里的人。我認為他們值得過上好日子。”他十幾歲離開，后來作為一家德國大銀行的招聘人員積累了職業生涯，然后返回家鄉。他的回歸登上了當地新聞。

“13年后回到奧舍斯萊本，”媒體的標題寫道。“返鄉者呼吁采取措施應對技術工人短缺。”

這只是人口下降帶來的一個問題：填補空缺職位，包括支持日益老齡化人口的關鍵社會和醫療崗位。人口減少還可能導致商店、產科病房和學校等服務減少。

盡管有大量移民或難民從烏克蘭、敘利亞、土耳其以及歐盟其他國家來到德國，但這些移民主要涌向柏林等大城市和城市化程度更高的西部地區。即使考慮到這些人，德國的人口仍在老齡化——嬰兒潮一代日益退休，而全國出生率頑固地保持在低位。這意味著不斷縮小的勞動力隊伍不得不承擔越來越多的退休人員的成本。

出生率從上世紀60年代末開始下降，當時避孕藥問世，女性更有可能進入職場。但根據初步數據，去年出生人數降至1946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來自政府機構聯邦人口研究所的馬丁·布哈德教授表示，數據表明新冠疫情和烏克蘭戰爭等全球危機的影響加劇了這一趨勢。

“俄羅斯發動全面入侵九到十個月后，德國的出生率下降了，”布哈德教授說。最新數據顯示，非德國國籍女性比德國公民生育更多孩子，生育率分別為1.84和1.23（即所謂的生育率）。但兩者都低于2.1的“更替水平”——即人口代際保持穩定的水平。德國并非孤例。聯合國已警告全球生育率出現“前所未有的下降”，原因包括負擔能力和缺乏合適的住房。

今天德國東部的獨特之處在于，這些低出生率發生在一個人口在不久前還如此迅速地被掏空的群體中。

多年來，德國東部有很多增加人口的舉措。凱蒂·勒韋在哈爾伯施塔特鎮管理著其中一項。該鎮位于薩克森-安哈爾特州哈茨山脈北麓，柏林以西120英里。我們在教堂廣場見面，附近是二戰結束時被毀然后重建的哥特式圣馬丁教堂。這是路過游客的景點之一，但凱蒂的任務是讓人們真正居住在本地。

由需要工人的當地企業資助的“Heimvorteil Harz”（意為“主場優勢哈茨”），試圖為求職者匹配空缺崗位，并宣傳該地區的優勢。驅車穿過該地區，會發現維護良好的道路和風景如畫的小鎮。東德的生活水平自統一以來已顯著提高，盡管工資仍落后于西部，尤其與巴伐利亞等富裕州相比。

對于來自附近村莊的凱蒂來說，吸引人們回來是個人化的：“我認為主要問題是擔心城鎮會變得半空。村莊會變得半空。我們必須扭轉這種局面，以維持鄉村地區的良好生活質量。”凱蒂說，“Heimvorteil Harz”沒有精確記錄他們吸引回來了多少人，而且像她這樣的活動只能做到一定程度。“問題太大了。”

她說，這關系著讓你的地區受到關注，因為各區域正在“相互競爭”人口。學術界花費數十年試圖理解東西德之間——“東德人”和“西德人”——揮之不去的分裂，這些分裂跨越了多個領域。例如，所有在德國股票市場指數DAX上市的公司總部都設在西部或柏林，而東德人繼承的財富也少得多。凱蒂認為，在統一帶來的劇變之后，這也是心態問題。她說，東德人的心態特點是一種“對巨大損失的集體經歷”。“他們非常害怕可能再次經歷這種情況。這正是人們離開或按現行方式投票的主要驅動力。”

而薩克森-安哈爾特州人們的投票方式，可能即將改變德國的政治格局。

這里可能成為德國選項黨（AfD）組建其第一個州級政府的地方。這在一個自二戰以來極右翼從未掌握這類權力的國家將是一個爆炸性時刻，盡管AfD領導人強烈拒絕與納粹主義相提并論，并堅稱他們是一場保守的、自由意志主義的運動。

精通社交媒體的烏爾里希·西格蒙德是AfD在薩克森-安哈爾特州的首席候選人，該黨在9月選舉前的民調支持率超過40%。這足以獲得絕對多數。

人口下降可能是AfD受歡迎背后的原因之一。根據社會學家卡特婭·薩洛莫的說法，“研究表明，包括AfD在內的極右翼政黨的選舉支持率，在受人口下降影響最嚴重的地區往往更高。”她說，雖然很難證明確切的關聯——例如，停滯感和基礎設施萎縮會使社區感到政治體制“不為其同類人服務”。這樣的地區也可能對移民持有“更懷疑的態度”，即使原則上更多移民“有助于穩定東德的人口狀況”。

2023年，國內情報機構發現，AfD的薩克森-安哈爾特州分支充斥著一種違反保障所有人“人類尊嚴”的德國憲法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因此，該州是該黨被歸類為右翼極端主義的州之一。該黨通常將這些定性視為政治迫害而予以拒絕。

在其宣言中，薩克森-安哈爾特州的AfD認為移民是“對本地人口滅絕的不當補救措施”。相反，它希望通過發放嬰兒獎金等方式激勵大家庭。批評者稱，AfD更廣泛的反對移民和驅逐計劃，對德國本已疲弱的經濟將是一場災難，并且可能違法。但許多德國人看法不同。根據調查，AfD現在是該國最受歡迎的政黨，民調支持率在28%左右，盡管其支持率仍然嚴重偏向東部。

一些人可能會指出人口減少的潛在好處，例如更少的交通擁堵和更便宜的住房。“它可以讓住房更容易獲得，”馬丁·布哈德教授說，他指出我們的生態足跡“會隨著人口下降而略微減小”。但布哈德表示，低生育率總體上是一件壞事，因為它造成了年輕人和老年人之間的不平衡——而人口下降可能導致當地社區的不滿情緒。

布哈德說，必須采取更多措施來支持處于“生活高峰期”的人，比如那些努力保住工作并養育年幼家庭的人。“政策應幫助潛在的父母實現他們的愿望，”通過改善育兒、財政支持和生活空間。

德國統一常常被贊頌為一個充滿巨大希望和變革的時刻，它使家庭和朋友重新團聚——也使整個國家重歸統一。但事實證明，其遺產復雜而持久；舊的邊界可能已經消失，但它投下了長長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