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玄 |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小說家類”研究

按：本文發表于《四庫學》（第十二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第17—32頁。微信版已略去注釋、參考文獻等信息，正式版本請以原文為準。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小說家類”研究

張 玄

摘 要：由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篇目眾多，不便查閱。清高宗下令編纂一部《簡明目錄》，使學者可以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實際上該書具有目錄索引的性質。《簡明目錄》沒有部類前的總序和小序，也不載存目。而其提要的編撰力求要言不煩，一語破的。本文通過與刻本、現存稿本《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提要的仔細比對，發現《簡明目錄》并非全部是對《四庫全書總目》的刪繁就簡，在提要內容、排列順序、類目名稱等方面都有所差別，尤其是在提要內容方面往往直接揭示出小說的文體特點。

關鍵詞：《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說家類；《總目》；提要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后簡稱“簡明目錄”）是《四庫全書》纂修的副產品之一，實際上《簡明目錄》與《四庫全書總目》（后文簡稱“總目”）關系非常密切，從某種角度來說，《簡明目錄》也可以看作是《總目》的副產品。以往學界對于該書關注較少，為數不多的研究成果中，多是對提要內容的訂補，對于《簡明目錄》的編纂過程以及與稿本、刻本《總目》的差異則缺乏系統的研究。《簡明目錄》繕寫進呈于乾隆四十七年，它反映了這一個階段《總目》的纂修成果，雖然《簡明目錄》所提供的信息較少，但通過其中的蛛絲馬跡我們還是能夠窺見當時《總目》纂修的一些特征。實際上，對于《簡明目錄》與刻本《總目》內容的差異，前人早已經有過介紹。筆者試圖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以《簡明目錄》“小說家類”為中心，籍此來窺探《簡明目錄》纂修的過程以及與《總目》提要之間的差異。

一、《簡明目錄》編刊始末

乾隆三十八年《四庫全書》的纂修工作正式開始，與此同時，作為《四庫全書》最為重要的副產品《四庫全書總目》也開始了編纂工作。但乾隆皇帝因顧慮到《總目》卷帙頗多，不便查閱，而下令纂修一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為我們研究《四庫全書》的纂修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但查閱全書會發現涉及到《簡明目錄》的檔案并不多，這或許與《簡明目錄》編纂的性質有關。該書本來就是刪削《總目》而成，可以算作是《總目》的附屬產品，其工作量也并不像《總目》那樣繁瑣，故而較少記錄。不過為數不多的相關檔案仍然為我們提供了了解其編纂始末的線索。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諭內閣著四庫全書總裁等將藏書人姓名附載于各書提要末并另編 <簡明目錄> 》云：“至現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余種，卷帙甚繁，將其鈔刻成書，翻閱已頗為不易，自應于提要之外，另列《簡明書目》一編，只載某書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則篇目不煩而檢查較易。俾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嘉與海內之士，考鏡源流，用彰我朝文治之盛。著四庫全書處總裁等遵照，悉心妥辦，并著通諭之。欽此。”從清高宗的諭旨中我們能夠獲知《簡明目錄》的編纂是因為《總目》卷帙甚繁，不便翻閱，有必要編纂一部便于查閱的具有檢索性質的目錄。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這部《簡明目錄》終于編纂完成，于是質郡王永瑢等上奏乾隆皇帝，請刊行此書。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質郡王永瑢等奏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等書告竣請旨陳設刊行折》云：

茲據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等將抄錄各書，依四庫門類次第標列卷目，并撰人姓名，撮舉大要，纂成《簡明目錄》二十卷。謹繕寫稿本，裝作二函，恭呈御覽，伏候欽定。……至《總目提要》及《簡明目錄》二書，均系仰稟圣裁，折衷考訂，兼綜百氏，包括羣書，洵足嘉惠藝林，應請交武英殿刊刻頒行，垂示萬世。

當日，質郡王等還起草了另一份奏書，提到“《全書總目》、《簡明目錄》及《考證》各部，現在進呈者只系稿本，應俟發下后，另行趕繕正本各四分，預備陳設。”但事情并不像纂修官們想象的那么順利。永瑢等請旨將《總目提要》和《簡明目錄》交由武英殿刊刻頒行，實際上，刊刻之事并沒有真正的施行，而《總目》在此后又經歷了長達十三年的修訂，雖然沒有文獻直接說明《簡明目錄》為何沒有在武英殿刊行，但既然《總目》提要需要繼續修訂，那么《簡明目錄》自然也不會單獨刊行。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軍機大臣奏查 <古玉圖譜> 載在子部譜錄類并 <簡明目錄> 繕寫情形片》又提到“再，查《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于乾隆四十六年三月進呈，發下改正，另繕清本，并遵旨纂出《簡明目錄》二十卷，于四十七年六月進呈。蒙皇上欽定發下，繕寫四分于四閣陳設。現已繕出第一分，于本年正月送武英殿裝潢，其余三分繕寫將竣，現在校對。”關于《簡明目錄》的編纂者，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中說到：“《四庫全書提要》《簡明目錄》皆出公手，大而經史子集，以及醫卜詞曲之類，其評論抉奧闡幽，詞理明正，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可謂通儒矣。”可見紀昀在此書的編纂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乾隆四十七年《簡明目錄》繕寫進呈，而時任館臣的趙懷玉將此書抄錄一過，后獲準將此書帶出宮外，并付之梨棗。關于此事，趙懷玉在其所著《亦有生齋集》卷七《欽定四庫簡明書目恭跋》中說到：

乾隆四十七年《四庫全書》告成，皇上俯念江浙為人文淵藪，特命發給內帑繕寫全書三分，于揚州之文匯，鎭江之文宗，杭州之文瀾，三閣各將一分安置。四十九年三月復詔愿讀中秘書者，許陸續領出，廣為傳寫。所以嘉惠藝林，作興儁造，典至巨也。恩至渥也。凡在江浙之人，無不涵濡敎澤，鼓舞向風，烝烝日上。臣等生長是邦，幸從鉛槧，獲際斯盛，感抃難名。惟是金題錦贉，浩若煙瀛，溯委窮源，莫知所自。伏思《簡明書目》一編，稟大圣人折衷而定，篇帙不繁，而搜羅至備。嫏嬛宛委，展卷瞭如，海內皆以爭先得睹為快，而江浙人士尤不可一日不資考鏡者也。臣懷玉幸預分校之役，嘗就全書處恭錄副墨以歸，東南士林借鈔接踵，時恐不給，臣德輿、臣廷博并以書籍經進，上邀寵賚，爰其悉心讎勘，敬畁剞劂，王充曰：“鴻文在國，圣世之驗也。”揚雄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者，書肆也。”自是潯裔之間，人懷是帙，咸知廣內儲之富，宸衷裁鑒之精。愿就秘閣寫書者，可以按其次第津逮百家，編柳截蒲，日臻流布。譬諸言甘石者，首明躔次，論桑酈者，先析經枝。廣右文而崇稽古，庶少副學者屬筆，傒望云爾。

不少研究論著在介紹《簡明目錄》時，認為此書是當時趙懷玉私自抄錄并刊刻的。實際上，從此跋中可知抄錄副本以及刊刻流傳都是得到允許的。乾隆四十九年趙懷玉對此書精心校對，在杭州刊行，至此《簡明目錄》就有了刻本行世，這要比《總目》提早十一年，那么《簡明目錄》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總目》在乾隆四十九年之前的編纂成果。由于《總目》在此后又經歷的復雜的修訂過程，所以《總目》和《簡明目錄》的內容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有些在之后被刪去的提要，在《簡明目錄》中卻得以保留。

二、現存幾種《簡明目錄》稿抄本

《簡明目錄》抄稿本目前尚有數部流傳于世，以往學界對于《簡明目錄》的關注不多，這些抄稿本也很少有學者進行介紹研究，但現存的這些《簡目》的抄稿本可能是不同時期的產物，為我們了解《簡明目錄》的編纂過程提供了資料。故將今存諸本介紹如下：

（一）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清圓明園文淵閣藏紀昀精抄卷子本《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該書曾收錄于《四庫縹緗萬卷書——“國家圖書館”藏與 <四庫全書> 相關善本敘錄》一書，今將書中敘錄抄錄于此：

全書分經、史、子、集四卷，卷各一軸。軸心皆為玉制。匡高22公分，每行四十字。分上下二欄，各題寫書名卷次，旁下則一小字記作者姓名朝代，不計冊數。首軸首行頂格題“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末最后一行題“臣紀昀敬書”，并附鈐“臣”“昀”朱文連珠小印。全文為館閣體楷書，異常工整美觀。每卷首尾均接有綾緞。前幅鈐有“文淵閣寶”，后幅鈐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寶”、“八征耄念之寶”朱文大方印。內文紙張銜接處均鈐蓋大小各種閑章，不下百方。中如“涵虛朗鑒”“學鏡千古”“德充符”“會心不遠”“聚云”“齊物”“即事多所新”“萬有同春”“惟精惟一”“含英咀華”“幾遐怡情”“研露”“寫心”“人情為田”“筆華春雨”“愛竹學心虛”“妙意寫清快”“掬水月在手”“月明滿地相思”“落華滿地皆文章”“中心止水靜”“秀色入窗虛”“眾華勝處云千尺”“半榻琴書”“莊敬日強”“大塊假我以文章”等等。

此書原為圓明園文源閣中故物，應是當日紀昀抄寫后，精心裝飾，敬獻給清高宗的產物。此書相比于刻本《簡明目錄》更加簡明，只錄書名、卷數以及作者。

（二）國家圖書館藏清內府抄本《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此書二十卷，二十一冊。該書保存完好，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不等，小字雙行同，紅格，白口，四周雙邊，版心上題“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從該書的版式行款以及內容來看，乾隆四十七年以后寫定進呈本。該書書前有諭旨、表文、職官，恰與乾隆四十七年質郡王奏書上所稱“將歷奉修書諭旨恭冠目錄之首。所有進書表文及應行開列在事諸臣職名。”相符合。筆者將此書與乾隆四十九年趙懷玉刻本《簡明目錄》相比對，發現兩書內容高度吻合。楊新勛曾認為“乾隆四十七年七月進呈的《簡目》今已難尋覓”筆者認為國圖所藏的這部抄本《簡明目錄》可能就是乾隆四十七年七月《簡明目錄》告竣之后的繕寫進呈本，至少反映了《簡明目錄》告竣之后的面貌。同時此書也是乾隆四十七年趙懷玉錄副之底本。

（三）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年紀昀進呈寫本《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此書四卷，一盒四軸。從該院提要中可知此書為卷軸裝，縱28.5cm，橫650cm，通欄高22cm，長354cm。四周單邊，無魚尾。紅木書盒盛裝，盒長39.5cm，寬32.8cm，通高10cm。卷軸以仿宋式盤絳紋織錦包首，鑲嵌青玉軸頭，淡綠、淺黃雙色綾天頭，灑金箋引首，淺黃色綾隔水，海水江牙雜寶紋縹帶，上端系青白玉別扦。各卷首末均鈐“乾隆御覽之寶”，各卷末下方署“臣紀昀恭書”并鈐“紀”“昀”朱文聯珠小印。該書與臺灣所藏之本為同一制式。同樣為紀昀抄寫進獻給乾隆皇帝。

（四）天津圖書館藏清內府抄本《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此書二十卷，一函十冊。書高27.3厘米，寬17厘米。板框高18.7厘米，寬13.5厘米。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雙邊，單黑魚尾，版心上題“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是書封頁題“皇六子質郡王永瑢存稿”。天津圖書館另藏有一部清內府抄本《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一函十二冊。此書與上一部版式行款一致。

（五）天津圖書館藏又一部清內府抄本《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此書二十卷，存一函六冊，子部九至十四卷。書高11.6厘米，寬8.7厘米。板框高8.6厘米，寬6.9厘米。半葉九行，行十六字，白口，四周單邊。各卷卷末題“纂修官侍講學士臣紀昀恭書”鈐有“乾隆御鑒之寶”“古稀天子”。考紀昀于乾隆四十一年升為侍講學士，而后于乾隆四十四年又題拔為內閣學士，所以這部抄本的抄寫時間不應早于乾隆四十一年，不會晚于乾隆四十四年。此時《簡明目錄》尚未定稿進呈，該書應該是編纂過程中的某部稿本。

（六）臺灣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清福山王氏朱絲欄傳抄本《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此書二十卷，十冊。半葉九行，行字不等。紅格。白口，四周雙邊，單魚尾。版心下題“松竹齋”。清邵懿辰校注，書內有清王懿榮手書題記并批注，又錄清孫詒讓、黃少箕批注并孫詒讓跋。鈐有“養潛”、“痰”、“太史氏”、“石渠瓦齋”、“廉生”、“翠墨園”、“求闕問齋”、“海上精舍”、“正讀亭”、“廉生手斠”、“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所藏圖書印”等。書前王懿榮題記，敘述了該書的來歷，云：“光緒甲申（十年，1884）長夏，病中無聊，從瑞安黃中（仲）弢同年借得，屬諸城尹伯圜及族子為皋照抄。”

此外，國內其他公立藏書機構也庋藏。如南京博物院藏清內府抄本《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重慶圖書館藏清內府抄本《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甘肅圖書館藏一部內府抄本，南開大學圖書館藏一冊清內府寫本等等。

三、《簡明目錄》與刻本《總目》“小說家類”提要內容的差異

《簡明目錄》刊刻于乾隆四十九年，此后《總目》的修訂工作還在繼續，在之后的修訂過程中，不僅提要內容發生了改變，而且很多涉及違礙的書籍也從《總目》中被剔除。幸運的是，這些抽換的提要恰好保存在《簡明目錄》中。《簡明目錄》不錄存目提要，其他提要在內容上也都盡可能簡明扼要，僅提供關于書籍內容的基本信息，一些繁瑣的考據則全部省略。即便《簡明目錄》文字簡略，仍然展現了《總目》在乾隆四十七年左右纂修的成果。但今存《簡明目錄》的稿鈔本，大多都深藏于各大圖書館中，想要閱覽并非易事，如此一來我們就很難看出《簡明目錄》的纂修過程。不過《總目》提要一直是纂修的重點，而《簡明目錄》不過是《總目》的刪繁就簡罷了，并不像《總目》那樣反復修訂，所以筆者認為《簡明目錄》的纂修并非是獨立進行的，而是在《總目》纂修即將結束之時，纂修官在《總目》的基礎之上，刪改加工而成。事實上，前人早已經注意到《簡目目錄》與刻本《總目》、閣本書前提要的差別。具體到子部“小說家類”，雖然也分有雜事、異聞、瑣語三類，但并沒有像《總目》那樣有清晰的劃分，也無部類之總序和小序。鑒于《簡明目錄》的情況，我們可以通過與乾隆六十年刊刻的浙本、殿本《總目》“小說家類”的對比，揭示二者之間存在的差異。

（一）《簡明目錄》與《總目》小說家類提要書名、卷數、順序的差異

通過對比我們發現，《簡明目錄》在書名、卷數以及提要順序上與刻本《總目》稍有不同。首先在所收錄書的書名上，《簡明目錄》小說家類雜事類中“《國史補》三卷”，而刻本《總目》中均題為“《唐國史補》三卷”。又，同類之《明皇雜錄》二卷補遺一卷，刻本《總目》均題為“《明皇雜錄》二卷別錄一卷”。與文淵閣本書前提要相同。其次，在卷數上兩者也有些許不同，雜事類《清波雜志》十二卷，別志二卷，此處殿本《總目》和《簡明目錄》均作“《別志》二卷”，浙本《總目》題為三卷。國家圖書館藏清內府抄本《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與殿本相同，題為“二卷”。所以殿本《總目》、國圖抄本《簡明目錄》以及刻本《簡明目錄》在雜事類末均題為“八十六部，五百八十卷”，臺灣所藏文源閣紀昀抄卷子本與此同。而浙本《總目》為“五百八十一卷”。《簡明目錄》中的《劇談錄》與上述提要稍有不同的是，國圖所藏內府抄本和刻本《簡明目錄》均題作“《劇談錄》三卷”，與文源閣藏紀昀抄卷子本同。而浙本、殿本《總目》都題作二卷，文淵閣《四庫全書》所附《簡明目錄》也為二卷。此處何以會出現差異呢？筆者翻閱乾隆三十九年左右編定的《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小說家類”《劇談錄》也題作“三卷”，此后進呈的上圖、天圖所藏《總目》稿本均未存此篇提要，比這兩部《總目》稿本更晚進呈的國圖藏《總目》稿本則題為“三卷”，但國圖《總目》稿本中纂修官所作修訂中將“三卷”改為“二卷”。這一修訂被后來刊刻的浙本、殿本《總目》所采納。而文淵閣本《簡明目錄》“定稿較晚，其收錄的書名和卷數已與通行本《總目》基本無異。”

此外，《簡明目錄》在提要的次序上也與刻本《總目》稍有區別。《簡明目錄》雜事類《國史補》后為《大唐新語》其后《次柳氏舊聞》。三篇提要的順序和浙本《總目》、文源閣紀昀抄卷子本、國圖藏內府抄本相同，而殿本《總目》順序則為《大唐新語》《次柳氏舊聞》《唐國史補》。后《明皇雜錄》后為《因話錄》，浙本《總目》、文源閣紀昀抄卷子本、國圖藏內府抄本相同。殿本則是《因話錄》《明皇雜錄》。異聞類《太平廣記》和《茅亭客話》兩篇提要的順序，《簡明目錄》、浙本《總目》、國圖內府抄本《簡明目錄》、文源閣紀昀抄卷子本為《太平廣記》《茅亭客話》，而殿本為《茅亭客話》《太平廣記》。通過以上差異，我們發現刻本《簡明目錄》和刻本《總目》相比較，基本上《簡明目錄》和浙本《總目》相同之處甚多，而殿本《總目》和《簡明目錄》之間在僅有的幾處差異中顯現出較多不同的安排。

需要特別提及的是，楊新勛曾經根據《簡明目錄》的內容來推定國家圖書館藏《總目》稿本的抄寫時間，進一步縮小了夏長樸此前所考訂的時間范圍。 楊氏在論文中通過將趙懷玉刻本《簡明目錄》與國圖《總目》稿本提要的比較，發現“國圖稿本與浙本、殿本《總目》在收書、次序、書名、卷數諸方面的差異，在國圖稿本原稿與趙懷玉刻本之間基本不存在。” “尤其是國圖稿本原稿的抄寫時間與進呈本《簡目》的完成時間比較接近，應在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之前。” 雖然楊氏也發現了兩者略有不同，但也能證明國圖《總目》稿本的抄寫在《簡明目錄》之前。此論確有其合理之處，不過楊氏似乎忽略了二者之間另外幾點不同，而這些差異就很難得出相同的解釋。筆者通過二者小說家類提要的對比，發現趙懷玉刻本和國圖抄本《簡明目錄》小說家類的第三類均寫作“瑣記”，國圖《總目》稿本寫作“瑣語”。雖然“瑣記”和“瑣語”僅有一字之差，無論“記”，還是“語”，都是古代小說常用的命名方式，表面上看，也都能夠概括這類小說的文體特征。但“瑣記”一詞側重于成書方式，而“瑣語”則強調于內容。兩者所強調的方向并不相同，作為熟知小說文體的總纂官紀昀，不可能隨意用詞，必然經過一番考量。所以也不可能是抄寫致誤。通過仔細梳理，還能夠發現，趙刻本《簡明目錄》與閣本書前提要均寫作“瑣記”，而稿本、刻本《總目》提要稿都為“瑣語”。此外，筆者還發現國圖《總目》稿本《清波雜志》提要中“方回《同江續集》”一句，纂修官用墨筆將“同”改為“桐”。這一修訂是正確的，國圖抄本《簡明目錄》采用了正確的寫法，但趙懷玉刻本任然如國圖《總目》稿本的原稿寫成錯誤的“同”。種種跡象表明，關于國圖《總目》稿本與《簡明目錄》的關系似乎并不像楊氏推測的那么簡單。

（二）《簡明目錄》與《總目》小說家類提要內容的差異

《簡明目錄》的提要內容總體上體現出刪繁就簡、言簡意賅的風格，刪去了《總目》中的考證內容，只保留與書籍基本內容相關的文字，有的時候我們會發現《簡明目錄》在評價一部書的價值和文體傾向時更加直截了當，而有時候為了追求極簡風格，有失之泛泛的弊病。通過比對，我們發現《簡明目錄》中小說提要基本都是刪改《總目》提要而成，茲舉《道山清話》提要為例，以見一斑。為了能夠清晰的展現《簡明目錄》和殿本《總目》提要內容的差異，故列表對比如下：

表1 殿本《總目》與《簡明目錄》中關于《道山清話》提要的比較

《總目》對《道山清話》一書的作者、內容以及歷來爭議之處均予以詳細的介紹和考證，足足七百余字，而《簡明目錄》只是選取了《總目》中幾句話，對該書中幾個問題進行了交代，僅九十余字。兩相對比，我們就能明顯看到《簡目》提要的編纂方法事實上并非是頗具匠心的獨立擬稿，而是基于《總目》提要的刪繁就簡。《總目》的纂修耗費了纂修官們大量的精力，又迫于時限，所要考慮的事情頗多，實際上沒有精力再去單獨編撰一部《簡明目錄》，于是這種“刪繁就簡”的方法就成了纂修官們不二的選擇。有的時候纂修官們為了文字的精練簡潔，對《總目》提要中的評論總結性文字進行概括，使得原本具體而微的評論變成了泛泛而談。如《耆舊續聞》中《總目》舉例論述了書中評論內容之后，總結道“于詩文宗旨，具有淵源。”而《簡明目錄》則改為“其品評文藝，亦具有淵源。”又如《漢武洞冥記》，《總目》提要通過考證說此書“或六朝人依托為之。”而《簡明目錄》改為“是猶唐以前之偽書。”對比之后，明顯可以發現《總目》提要文字嚴謹，《簡明目錄》文字則稍顯粗糙泛泛。其各自學術價值不言自明。《簡目》“刪繁就簡”的編纂原則并非一無是處，有時候《簡明目錄》對于《總目》提要觀點的概括十分精要，尤其是對待一部書的文體性質時，則更加直截了當，絕無模棱兩可之語。這樣的例子在《簡明目錄》中頗為普遍，如《總目》中《朝野僉載》提要末云：“其書皆紀唐代故事，而於諧噱荒怪，纖悉臚載，未免失於纖碎，故洪邁《容齋隨筆》譏其記事瑣屑擿裂，且多媟語。然耳目所接，可據者多，故司馬光作《通鑒》亦引用之。兼收博采，固未嘗無裨於見聞也。”而《簡明目錄》則直接說道“其書記唐代軼事，多瑣屑猥雜，然古來小說之體，大抵如此。”從兩篇提要的對比中，能夠看出《總目》提要更多的是敘述該書的內容特點和文體特征，語言較為嚴謹，往往不會對一部書的性質做直截了當的評判。而《簡明目錄》則恰恰相反，不僅直接指出該書的文體特點，并直言這種特點即為中國古代小說的文體特點。兩種風格，難分軒輊。《總目》的嚴謹客觀，顯然是代表了乾嘉學術所具有的學術態度，而《簡明目錄》則清晰明白，直擊小說之要害。這種風格在《簡明目錄》中還有很多例子，如《國史補》評論該書“在唐、宋說部中，最為近正”，《大唐新語》中云“其義例亦全為小說，非史體也。”《因話錄》提要末云“在唐人說部之中，頗嚴正有體例。”《松窗雜錄》云“蓋小說家言，自古虛實相半也。”等等，都是《總目》提要中沒有直說，間接表達的內容，而《簡目》在概括之后，做了相當精到的總結。實際上，《簡明目錄》的概括往往就是《總目》提要背后所隱含的文體觀念。

以上所舉例的內容大都可以看做是與《總目》提要是一種繼承關系。還有一些提要，則是《總目》提要沒有的內容，或者是與《總目》提要表述存在明顯不同。如《南唐近事》提要后有纂修官的一段案語，說到：“案：偏霸事跡，例入載記。惟此書雖標南唐之名，而非其國記，故入之小說家。蓋以書之體例為斷，不以書名為斷，猶《開元天寶遺事》，不可以入史部也。”《簡明目錄》把所舉《開元天寶遺事》的例子，換成了《明皇雜錄》。其實兩者在表述纂修官觀點時沒有太多差異，不知為何改換例子。另如《山居新語》中說到其部分內容有裨于風教。另有部分內容則有助于考證，勝過陶宗儀《輟耕錄》，其實提要的結論都是針對具體內容的，而《簡目》截取過于精簡，泛泛說到“而所記多有關政典，有裨勸誡，則非宗儀所及也。”這里把對不同內容的評論整合到了一起，讓人有時候不明其所以然，有時讓人讀來未免費解。《簡明目錄》中的《樂郊私語》說到書中“記趙孟堅事，尤失實。”這句話在刻本《總目》中沒有相關表述。因為《總目》提要的內容在乾隆四十六年進呈之后至乾隆六十年刊刻時，又進行了十多年的修訂，《簡明目錄》編撰時所采用的《總目》稿本中可能有此句，未可知也。《簡明目錄》在截取《總目》提要時有時候出現過明顯的錯誤，如《總目》《搜神記》提要云“至于六卷、七卷，全錄兩《漢書 五行志》，司馬彪雖在寶前，《續漢書》寶應及見，思絕無連篇抄錄一字不更之理，殊為可疑。”《簡明目錄》則云“其第六、第七卷，乃全抄《續漢書 五行志》，一字不更，殆亦出于依托。”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中說到“本書卷六凡七十七條，除首一條小序外，其記三代、兩漢事者，才六十六條。卷末自建安二十五年，魏武王在洛陽起建始殿以下凡十條，皆三國事。卷七首一條記魏事，以后全為兩晉時事。不知三國、兩晉之事何緣錄入《漢書》，《總目》失檢。”此處《簡明目錄》顯然是對上下文意疏于體會而致誤的。

四、《簡明目錄》小說家類的研究價值

《簡明目錄》由于在刊刻時間上早于浙本、殿本《總目》，所以并沒有吸收乾隆四十九之后《總目》修訂的成果。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總目》的副產品，從所收錄的提要的內容來看，雖然在編纂思想上較為一致，但沒有像《總目》那樣有著明確的編纂體例。這對于該書來說無疑是一種缺陷，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正是因為《簡明目錄》沒有經歷之后的對于違礙文字的嚴格審查，所以才能保留李清、周亮工、吳其貞等提要。這是《簡明目錄》的重要文獻價值。從“小說家類”來看，幸運的是沒有被抽撤的提要。而認真閱讀“小說家類”提要，我們能夠看到，除了內容以外，其與刻本《總目》最大的區別就是突出的文體意識。小說與史家、雜家本來就相互混雜，有時難以分辨，再加上《總目》提要由于受到體例的限制，語言相對嚴謹，很少對一部書作“蓋棺論定”式的評價。所以《總目》提要在評論時，總是保持著一種客觀謹慎的學術態度，缺乏一針見血的判斷。而《簡明目錄》卻更加直接，常常能一語中的，切中要害。

通過比勘，我們能發現有時候《簡明目錄》就是將《總目》隱含的意思明確的表達了出來。雖然兩種提要風格各有優劣，但如果從四庫小說文體研究的角度來看，《簡明目錄》無疑為我們了解四庫小說觀念提供了非常珍貴的線索。如《中朝故事》下卷多為神怪之事，《總目》提要敘述了下卷內容的特點，評論說道“然其時去唐未遠，故家文獻所記，亦往往足征。······與正史分別參觀，去訛存是，固未嘗不足以參證也。”《總目》很顯然是一種學術意義上嚴謹的態度，但《簡明目錄》就直接對下卷內容評論道“下卷則雜陳神怪，純為小說體矣。”在文體作出了明確的判斷，纂修官的觀念也展露無疑。他如《張氏可書》云“其雜以神怪詼諧，雖不出小說之體，要其大旨，固《東京夢華》之類也。”《歸潛志》云“然其體則小說也。”《菽園雜記》云“其雜以詼嘲鄙事，蓋小說之體。”等等。此外，少數幾篇提要的觀點還與《總目》有所差別，如《開元天寶遺事》中說“然小說家言，得諸委巷，不能一一則以必實。”而《總目》說“蓋委巷相傳，語多失實，仁裕采摭于遺民之口，不能證以國史，是即其失。”在對待小說態度上，《簡明目錄》顯得較為寬容，《總目》卻有些失之嚴苛。

眾所周知，《總目》小說家類分為雜事、異聞、瑣語三類。事實上，這是《總目》最終的修訂成果，并非是纂修之初就已擬定的，而《簡明目錄》為我們了解小說分類的修訂過程提供了寶貴的線索。與《總目》分類不同的是，“瑣語”類在《簡明目錄》中題作“瑣記”，“瑣記”和“瑣語”雖然僅有一字之差，但在內涵上卻有著細微的差別，“瑣記”一詞側重于成書方式，而“瑣語”則強調于內容，絕非抄寫致誤。《簡明目錄》刊刻于乾隆四十九年，由于其編纂性質，一定程度程度上反映了在此之前《總目》的修訂成果。筆者又發現，進呈于乾隆四十六年的文淵閣本和四十九年的文津閣本也同樣寫作“瑣記”。從現存的資料來看，未見乾隆四十九年之前題作“瑣語”者。綜上所述，此前學界更多關注于四庫小說在子史之間的游移，忽略了小說家類的纂修過程以及具體分類。而“瑣記”和“瑣語”的不同寫法，提示我們四庫小說家分類同樣經歷過復雜的修訂過程。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借助《簡明目錄》進一步明確四庫小說觀念，筆者認為有以幾點：小說文體具有博雜的特點。此其一；小說的主要內容是逸聞瑣語、神仙鬼怪，凡有虛幻不實之事，必屬小說。此其二；小說本身亦有雅正和猥雜的層次之分，此其三；制度典章，逸聞瑣語皆有時，則按比例歸類。此其四；辨證考訂也是小說的內容之一，此其五。以上五點既是對于《簡明目錄》“小說家類”提要的概括，也是四庫小說觀念的體現。《四庫全書》的編纂實際上可以看做是對中國古代學術史的梳理和總結，其部類的設置，以及《總目》提要中蘊含的文體觀念，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因此，對四庫小說家類的分類、內容、觀念等問題的探討，也是我們了解古代小說文體觀念的門徑。實際上，四庫小說家類是對自《漢志》以降，近兩千年的古代小說發展演變的總結。在近二十年的古代小說研究中，學者們不約而同的開始對以往現代文學框架下的小說史研究進行檢討和反思，都意識到中西小說觀念有著近乎本質的區別，“以西例律我國小說”是無法探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文體特點。于是學者們紛紛呼吁古代小說的研究要回歸本土，小說史的書寫要還原小說史發展的本來面目。這種類似于“集體呼聲”的出現，表明小說史研究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但仔細分析相關學者的觀點，則不難發現，學者們在反思西方小說觀念給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帶來的“危害”時，卻似乎忘記了他們自己與之相關的研究，始終都在現代文學體系下進行的，首先還是肯定小說仍然是一種文學文體。而中國古代既沒有類似我們今天的文學觀念，也沒有與今天相同的小說認識。而古代小說家并沒有意識到自己在進行文學創作，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小說的創作意識。由于學者們受限于學科劃分所帶來的僵化的思維模式，所以習慣性的立足于文學，從文學視角出發，去反思古代小說的研究。實際上這是為古代小說研究預設了一個前提，這樣的反思自然帶有先天的局限性，同樣是不徹底的。所以筆者認為，小說史研究僅僅回歸本土和歷史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回歸古代傳統的學術體系和子部小說的本質特征。而《簡明目錄》與《總目》提要為我們研究古代小說文體觀念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資料，這是《簡明目錄》小說家類研究的另一個重要的研究價值。通過《簡明目錄》小說家類的研究，我們能夠對古代小說有更加明確的認識：古代小說是子部的一類文獻，其篇幅短小，多是作家隨筆而記，不以情節、敘事、人物見長。內容非常博雜，并非以志怪為尚。創作上以紀事述聞為主，往往是纂輯舊聞，非由自造。在古代小說的發展中，小說與史家互為影響，而雜史、小說、雜家三者在內容、成書、功能等方面都有相近之處，故而部分作品常于三類中游移。古代小說的范圍是以古典目錄小說家類著錄的作品為代表的一類文獻， 因古典目錄常以四部分類，又可用“子部小說”來代指。這類文獻是古代小說的正宗和主流，是小說之正體，自漢至清，被大多數文人士大夫所遵守。因此，四庫總纂官紀昀的小說觀念和實踐，以及對于《聊齋志異》的評價，都可以看做是維護小說之正體的行為。

作者簡介

張玄，揚州大學文學院講師。

主編 | 陳曉華

常務副主編 | 王玉敏

責編 | 聶毅 劉兆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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