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那天我從鎮上扯了二尺花布回來，剛拐進村口的老槐樹底下，就瞅見我家那破院門口停著一輛黑乎乎、油光锃亮的大轎車。
我的天爺，那車比咱村支書的桑塔納氣派十倍不止！車身上還反著光，能照見人影。我手里的布袋子"啪嗒"一下掉在地上，半天沒回過神。
我叫桂英，今年四十有二，嫁給我男人建國整整二十年了。這二十年是怎么過的，村里人嘴上不說，心里都門清——苦哈哈三個字都嫌輕。
當年我爹娘死活不同意這門親事。建國家窮得叮當響，老娘癱在炕上，老爹有哮喘病，家里三間土坯房一下雨就漏。可我那時候十九歲，認死理，就覺著建國這人老實、心善、肯下力氣。我娘指著我鼻子罵："桂英啊桂英，你這是把自個兒往火坑里推！"
我嫁過來第三天就下地干活，第三個月公公就走了，第二年婆婆也跟著去了。前前后后欠下的債，我和建國整整還了八年。這八年里我沒買過一件新衣裳，過年的肉都是賒的。
建國心疼我，常常半夜摟著我掉眼淚，說："桂英，我對不住你。"我就拍拍他的背："傻子，哭啥，日子是人過出來的。"
閨女小芳今年十八，在縣城念高三，成績拔尖，老師說能考上重點大學。兒子小軍十二歲，在鎮上讀初一。一雙兒女是我和建國的命根子。
建國前年跟著村里人去南方打工，一年到頭也就過年回來一趟。我一個人在家種著六畝地，還養了二十幾只雞，日子雖然緊巴，倒也熬出了點盼頭。
可眼前這輛豪車……我心里"咯噔"一下，腿都軟了。
難不成是建國在外頭出了事？還是……他在外頭有人了，回來要跟我攤牌？
我撿起布袋子，手抖得像篩糠。一步一步挪到院門口，聽見屋里有說話聲，還夾著我男人的笑。那笑聲陌生得很，像是裝出來的客套。
我深吸一口氣，推開了那扇吱呀作響的木門。
堂屋里坐著三個人。我男人建國坐在小板凳上，對面沙發上坐著一個穿西裝的中年男人，戴著金絲眼鏡，旁邊還跟著個年輕姑娘，手里捧著個黑皮本子。
建國一抬頭看見我，"噌"地站起來，眼圈一下就紅了："桂英，你可回來了！"
那西裝男人也站起身，笑瞇瞇地朝我點頭："這位就是嫂子吧？我姓周，從深圳來的。"
我腦子嗡嗡響，半天說不出話。建國一把拉過我的手，那手糙得像老樹皮，緊緊攥著我，攥得我生疼。
"桂英，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說。"
原來啊，建國在深圳那個工地上，去年冬天救過一個掉進基坑的老人。那老人不是別人，正是周總的親爹。老爺子八十多了，跟著兒子去工地視察，一腳踩空摔下去，是建國第一個跳下去把人背上來的，自個兒胳膊摔脫了臼，住了半個月醫院。
老爺子傷好以后，非要找恩人。建國那個憨貨，啥也沒說就走了，連姓名都沒留。周總派人找了整整大半年，才順著工友的線索摸到我們這窮山溝里來。
周總說話間，那年輕姑娘打開黑皮本子，抽出一張支票，推到桌子中間。
"嫂子，這是我爹的一點心意，二十萬。我爹說，恩人不能不報。"
二十萬。
我這輩子沒見過這么多錢。我的手開始抖，眼淚不爭氣地往下掉。
可建國卻把支票推了回去："周總，這錢我們不能要。救人是應該的，要了錢，那事兒就變味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剛想開口，又把話咽了回去。我看著我男人那張黑瘦的臉，那道工地上摔的疤還在眉骨上明晃晃地掛著。
我擦了擦眼淚，對周總說："周總，我男人說得對。這錢我們不能收。"
周總愣住了，那年輕姑娘也愣住了。
屋里靜得能聽見院子里老母雞咯咯的叫聲。半晌，周總長嘆一口氣："嫂子，大哥，我爹說了，如果你們不收錢，他這心里頭一輩子不安生。這樣吧——"
他從包里又掏出一份文件："我在縣城有個分公司，正缺個倉庫管理員，月薪六千，包吃住。大哥要是愿意，明天就能上班，不用再跑深圳了。還有你們閨女上大學的學費，我包了，就當是我侄女。"
我和建國對視了一眼，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
送走周總，我和建國坐在院子里的老棗樹下，誰也沒說話。夕陽把我倆的影子拉得老長老長。
建國突然攥住我的手："桂英，這二十年，委屈你了。"
我笑了，眼淚卻又掉下來："傻子，說啥呢。我娘當年說我是往火坑里跳，我看啊，這火坑里頭，藏著金子呢。"
老棗樹上的麻雀撲棱棱飛起一群，村里飄來誰家炒菜的香味。我心想，這日子啊，再苦的根，也能熬出甜的瓜來。
只要人對，啥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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