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智庫 | 特朗普政策引發全球滯脹，美元霸權根基遭侵蝕

作者：Jomo Kwame Sundaram，前聯合國助理秘書長、亞太智庫研究員

編譯：亞太日報 劉蕓麗

美國總統特朗普推行的政策初衷是“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但各方對此解讀截然不同。一系列政策衍生出諸多非預期后果，既削弱了美元的全球主導地位，也在全球范圍內催生滯脹局面。

1944年7月，來自44個國家的代表齊聚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搭建一套全新的多邊貨幣與金融體系。彼時美國持有全球70%的黃金儲備，黃金定價為每盎司35美元。各國央行紛紛購入并持有美國國債及其他美元類資產作為流動性儲備。

這套機制直接讓美元成為戰后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支付媒介，全球各國貨幣匯率均與美元掛鉤。

隨著戰后各國經濟復蘇，美國經常賬戶與貿易順差持續收窄。直至1971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會針對各國“結構性”國際收支順逆差，不定期調整固定匯率。這套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讓美國獲得法國戴高樂政府口中的“過度經濟特權”。

依照布雷頓森林體系規則，美國永遠不會遭遇國際收支危機：美國可用本國貨幣支付進口貨款，且能自主印鈔。

美國聯邦政府可通過發行短期國債，為規模持續擴張的巨額財政赤字融資。當前美國聯邦債務規模已達39萬億美元，遠超其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125%。

各國央行早已習慣將美國國債作為官方儲備資產，實質上持續為美國不斷膨脹的聯邦債務提供資金。

全球各國央行持續購債的需求，支撐美元在外匯市場保持強勢；長期資本持續流入美國，進一步推高美元估值。

美元走強刺激國內進口消費、壓制出口、擴大貿易逆差，同時一定程度抑制國內消費通脹。

1960年，羅伯特·特里芬向美國國會警示：當一國主權貨幣同時充當國際儲備貨幣時，必然會滋生無法調和的矛盾（特里芬難題）。他呼吁美聯儲在制定國內貨幣政策時，兼顧美元的全球職能。

1971年8月，理查德·尼克松總統單方面終止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美元兌黃金的兌換承諾。自此，美元顯然成為了一種法定貨幣，其匯率由市場信心決定。

2009年全球大衰退過后，西方各國央行協同推行“量化寬松（QE）”，名義低利率政策維持十余年之久。低利率環境延續至2020—2021年新冠疫情衰退期，2022年美聯儲才啟動加息，對外宣稱此舉是為抑制通脹壓力。低利率環境誘導全球各類主體大舉舉債，各國政府、企業與居民債務規模持續累積。

國際結算的支付手段日趨多元化，美元結算體系逐步與歐元、人民幣結算機制，以及金磚國家推出的替代支付體系并行共存。

一方面，美國債務規模持續攀升、經濟增長陷入停滯，通脹壓力不斷升溫；另一方面，各國貨幣當局持有美債作為官方儲備的意愿大幅下降，這一趨勢并不出人意料。各國官方儲備持續多元化，大幅增持黃金，以此對沖通脹與貨幣貶值風險。

當前全球央行黃金持有量約3.62萬噸，占全球黃金總存量的五分之一；2023年末這一比例僅為15%。2025年，非美央行黃金持有規模，本世紀以來首次超過其持有的美國國債總量。

外界對美元體系的批評聲此起彼伏，尤其是在美國不斷將各類金融工具、金融機制武器化之后。特朗普第二任政府頻頻向美國聯邦政府主要債權方施壓，其中既包括中國，也有日本、海灣君主國等長期盟友。

在美國不斷脅迫忠實盟友的背景下，許多國家正悄然逐步脫離長期因便利而依賴的美元國際貨幣金融體系。

特朗普第二任期首年，美國已對十個國家實施轟炸，軍費開支快速攀升，即便美方承諾停火，伊朗戰爭及其衍生各類沖突大概率將長期持續。

白宮頻繁出臺出人意料的單邊政策，持續削弱全球各國對美國的信任，各國政府紛紛降低自身經濟脆弱性，核心手段便是儲備資產多元化。

與首任任期不同，如今特朗普反而樂見美元走弱，并稱之為“好事”。他持續施壓美聯儲降息，也折射出數十年來歷任美國總統都不愿解決不斷擴大的聯邦財政赤字問題。

通脹持續走高，疊加美聯儲基準利率之上的市場風險溢價抬升，推高市場商業貸款利率。實體經濟、就業市場承壓，大量銀行深陷違約潮。

上述全部因素加劇美國及全球金融市場回調。特朗普一系列對外政策引發的國際動蕩，進一步放大全球經濟不穩定性，拖累各國經濟增速。

特朗普政策不僅拖累全球經濟，美國自身也未能幸免。以色列攪亂霍爾木茲海峽危機的化解進程，特朗普留下的經濟印記，注定包含一場近半個世紀以來首次全球性大規模滯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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