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六章：歪曲事實——分層與收入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國政治學家和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馬來西亞吉打州"塞達卡"村長達數年的田野調查撰寫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問世。作者曾任耶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深耕農民政治與底層研究數十年，書中融合人類學民族志方法與政治經濟學視角，記錄了一個稻米村莊在"綠色革命"沖擊下的社會裂變與底層回應。

全書以村莊日常生活的細膩敘事為主線，剖析了貧富分化加劇時，弱勢農民為何沒有發起公開暴動，而是轉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懶、裝糊涂、暗中破壞、偷竊、誹謗、散布謠言乃至表面恭順背后的冷嘲熱諷。通過對比正式政治與日常政治，著重揭示底層群體在不具備公開對抗條件時，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風險的"弱者的武器"維護自身尊嚴與利益。書中案例多源自對村民對話、儀式、勞動場景的深度觀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關系、宗教習俗等主題，部分結論因對"霸權理論"的顛覆性質疑而引發學界持久論辯。該著作開創了"日常反抗"這一研究范式，被譯成十余種語言，成為當代政治學、社會學與人類學跨學科對話的里程碑式文本。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六章 歪曲事實：分層與收入

規范性情境僅是一個情境，而不具強制性。它為塞達卡的勝利者和失敗者之間的沖突提供了一個場景。沖突各方都是這樣的操作者（bricoleurs）：他們或者擁有一套既定的工具，或者有一套在很大程度上暫時給定的各種主題。這些主題包括諸多規范預期，如相對富裕的人對其不那么富有的鄰居和親戚應該慷慨一些，這種慷慨應該以無損尊嚴的形式（tolong）給予，并且無論富人還是窮人都不應有傲慢自大和不體面的行為。誰是富人、他們應當如何慷慨、他們的慷慨應該采取何種形式、何種形式的幫助才與尊嚴相適合，以及何種行為是傲慢的和不體面的，正是這些問題構成了戲劇的主要內容。

在這些寬泛的限定內，富人和窮人都發展出了旨在盡可能使規范原則服務于自身利益的操作策略。 [307]那些利益直接受到這些價值觀威脅的富人試圖歪曲它們，以盡量減少其義務，并將自身置于最有利的位置。當然，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越來越可以只發展壯大自身，他們使用機器、放棄使用佃農和工人、削減自己的儀式和慈善負擔；然而，他們還關注自身行為的正當性，不僅對他人也對他們自己而言，因為他們也處于同樣的道德界限內。對村里的窮人來說，對現有的同情少一些歪曲和壓榨是必要的，即使僅僅因為這些同情至少是象征性地對他們有利。更為直接的是，他們力圖在現存的規則下使富人的義務最大化。

隨后發生的或持續或短暫的意識形態斗爭總是非決定性地在幾個領域內展開。其中的一個核心領域就是分層和收入領域。除非首先確認誰是富人誰是窮人以及他們富有或貧窮的程度，否則，評價他們的行為就是不可能的。因此，首要的問題——沖突的首要領域——就是關于這樣一些事實的：它們一旦被確認，就構成社會預期發生作用的框架。

塞達卡的富裕家庭在這一領域響亮的和堅持不懈的戰斗口號是“我們不富。”它以不同形式一再重復。這些形式多得令人眼花繚花，但相互間又是統一的，它們遠遠超出了僅僅是謙遜的程度。例如，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場合，富人從不說他們自己“富裕”（kaya）。事實上，他們只是極少地使用senang，或者說“舒適”這個詞，這個詞經常用來表示村里手頭較為寬裕的人。完全根據他們自己聲稱的經濟地位進行表面評價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僅僅是收支相抵。由此，他們總是稱自己有足夠的吃的，或僅僅可以填飽肚子。吉·亞赫，一位離了婚的婦女，由于她的家戶很小還算富裕，但她形容自己“剛能糊口”。勒拜·彭德克是村里第二富有的家庭的家長，他耕種13里郎土地并且擁有一輛拖拉機，但他只承認自己僅有“很少一點”稻田。如果是一個大農場主就會強調他的地有多少是租來的而不是自己的；如果他擁有大塊的土地，他就會強調他的土地如何貧瘠以及他有許多孩子。 [308]

在其他方面，富裕村民也煞費苦心地強調他們根本不比他們的鄰居富有。因而，他們不失時機地指出，他們和其他人一樣是農夫，并且和其他人一樣種植水稻。誠然，倘若人們愿意將種植20里郎土地等同于種植半里郎土地，并且無視一些村民根本無地可種的事實，那么，這種說法很大程度上就是正確的。在此，他們充分利用了那些依然支持所有村民名義上的平等的無力事實，以此來避免被視做特權階級。

然而，當地的分層術語并不對稱。盡管富人形容自己只是很節儉，窮人卻幾乎毫無例外地形容他們很“富有”。他們在聽力所及的范圍內小心翼翼地不那么做，除非是在私下里或者在適當范圍內與其他村民在一起時。公開的舞臺再一次被富裕村民控制，然而在舞臺背后，窮人卻不失時機地直言不諱。就像“瘦骨嶙峋的”巴卡爾一樣，有幾個人都談到有錢人是富人“群體”——或者富有階級。盡管塞達卡的最富有者正如窮人所認為的那樣的確非常富有，但窮人稱富裕村民“富有”并不僅僅是按照他們的比較標準得出的結論。我們將會看到，窮人在強調并且夸大他們的富有鄰居的收入和財產時有著既定的階級利益。

如果說富人一貫刻意地保持低調并且對其經濟上的舒適程度輕描淡寫，那么塞達卡的窮人也沿用了強調其貧窮的類似策略。他們堅持“我們太窮了”。因此，他們向旁人，尤其是富人，形容自己“手頭很 緊”（susah）或者“極度地窮困潦倒”（sangat susah）。由于表達“貧困”（miskin）的標準的馬來詞語包含有損身份的乞討的含義，他們避免使用這個阿拉伯外來詞，而是用susah取而代之。同senang相比，susah著重于描述生活質量——實現收支相抵的難處——而不是固定的經濟地位。他們利用每一個有利時機一再重申他們只有很少或沒有土地可以耕種、無法找到足夠的工作、不得不購買供他們食用的大米，以及以可以贏利的租金租入更多土地的前景幾乎消失殆盡。

富裕村民斷然否認窮人這種帶有欺騙性的自我描述。在這種情境下，哈吉·沙利姆提供了可以稱做根據富人看法的事實：

以前我們曾有窮困的人——實實在在的窮人，他們窮得揭不開鍋。以前有10%的人不得不買米吃，但現在所有人都不必買米了。以前，窮人很多而過得舒適的人很少。現在依然有一些窮人，但窮人不再像以前那么多、那么窮了。當我們需要他們（來工作）的時候，我們卻找不到足夠的人。他們有足夠的東西，并擁有新的援助，即使他們不工作，他們也可以有吃有穿。（這就是為什么）他們不勤奮工作。

所謂的勞動力短缺和用以解釋這種現象的繁榮之間的關聯尤其重要，哈吉·沙利姆正是由于上一個季度獲得許可從泰國運來勞動力栽種水稻，而遭到窮人的激烈批評。然而，他的觀點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得到了塞達卡幾乎所有富裕農場主的附和。他們抓住了少數小佃農現在也雇用聯合收割機這一事實，將其作為后者富足和懶惰的證據。達烏德是村長哈吉·加法爾的兒子，他發現洛斯妮和塔伊布曾經雇用機器并因而說他們懶惰，因為“這些只耕種兩三里郎土地的人理應自己動手”。“如果他們的確需要錢，他們理應自己去做這項工作。”只要一個窮人被看見在咖啡店吃飯，只要貧窮的男人或女人穿了新衣服或新鞋子，只要他們買了最便宜的魚之外的任何東西，只要他們乘公共汽車去走親訪友，都將被視為他們假裝貧窮的進一步證據。

對我來說，有關經濟分層的事實的持續不斷的爭論從研究一開始就很清楚。在塞達卡最初的幾個月中，我非常重視走訪每戶家庭以獲得有關各家農事和收入的基本“事實”。鑒于當地的社交模式，大多數談話都有碰巧在場的充滿好奇心的鄰居參與。于是有趣的模式出現了，例如，如果我問一個窮人他和妻子在插秧、收割、打谷及其他工作中能收入多少現金，他通常會在妻子的幫助下心算一會兒之后得出一組數字。

[309]但這些數字經常受到一個或者更多的旁觀者的質疑。比如說，如果這個人說他打谷賺了150馬元，其他人可能會說，“不是，應該更多；你為某某打谷五天，給你叔叔又干了一個星期，還在雙溪布浙村為哈吉某某干了點事情。”“上個季度你打谷至少掙了200馬元。”過了些日子，我才意識到相對富裕的村民總是懷疑窮人的估算，并且他總是聲稱后者賺了更多。 [310]類似的爭論經常圍繞一個窮人從較富有的家庭得到多少扎卡特禮物而展開，而富人總是斷言窮人所得到的稻谷要比其聲稱的多出一兩麻袋。諸如此類的爭論很少過于激烈，并且總是以爭論雙方各執一詞而無果而終。

當我和有錢人談到他們的收入、產量和地租時，上述模式的一個鏡像（mirror-image）展現出顯著的不同。他們也會得出一個數字。然而，在富人中間從不象窮人那樣公開爭論數字本身。相反，在隨后幾天中，事情可能出現在另一小群體的談話中，或者有些當時在場的人會在私下里接近我。如果某個大農場主聲稱他的8里郎土地上每里郎產量是13麻袋，人們可能不同意并且提出每里郎的產量是15麻袋，甚至可能會指出該人沒有提到他在另一個村子還另外擁有一或兩里郎土地。我很快意識到，提供修正后數字的人往往來自塞達卡的較貧窮的階層，并且他們總是提供遠遠高于富有村民所報告的收入和財產的數字。當大農場主談到給予勞動者的扎卡特禮物時，窮人——通常是正在被提到的勞動者——總是會堅持說禮物比富人所聲稱的要少。 [311]

富人和窮人同樣——對我和對彼此——說明自己比實際情況要窮一些，這一事實并不重要。這只不過是一個曾經負擔沉重的階級試圖減輕負擔而采取的通常的掩飾姿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在當地每個階級關于村莊分層的觀點中還是在關于收入多少的爭論中，人們都可以發現一種清晰的模式。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經濟差距因為各自采取的不同觀點而存在非常大的差別。在富人看來，這一差距很小；他們自己不過是勉強將就，而那些宣稱自己貧窮的人實際上卻過得不錯。與這一觀點相一致的是，他們堅持認為自己的收獲有限而窮人的收獲卻很充實，他們對于雙耕的影響的看法，我將在最后一章詳細論證。在他們看來，塞達卡的社會分層是一個相當平等的場景，在那里人人都種植水稻，那里真正的富裕和真正的貧窮都不存在，并且那些確實比別人富裕一點的人都非常慷慨。然而在窮人看來，經濟差距要大得多；富人要比他們假裝出來的富有得多，而窮人確實很貧窮。相反，他們所認為的塞達卡的社會分層是一個極為不平等的場景，那里少數有特權的人壟斷了土地和收入，窮人僅能糊口而且沒什么希望，那里慷慨行為極為稀少并且微不足道。 [312]

至此，與對經濟現實的這些不同解釋關系密切的階級因素已經很明顯了。這些解釋因“游戲規則”被游戲參與者廣為接受這一事實而引起，這些規則為富人們制定了某些慷慨的標準。然而，非特定的、不固定的以及因此可以在一定界限內被操縱的是某一特定家庭或戶在既有的義務模式之內的位置。塞達卡的“有錢人”將不平等最小化，因為如此他們還可以將他們為窮鄰居提供工作、大米和土地的義務最小化。如果他們的鄰居不窮，并且他們自己也不富有，那么有關他們義務的問題就不會產生。實際上，當事后分析時，他們還可以補充說，可能存在的微小差別是由于某些原因（懶惰、愚蠢和目光短淺）才出現的，這些原因使村里

的少數窮人沒有資格受到特殊的關照。相反，塞達卡的“窮人”之所以夸大不平等，是由于這么做同樣可以最大化富人在既有的價值體系下理應對窮人負有的義務。一旦這些巨大的不平等被接受為社會事實，隨之而來的將是，村里富人的吝嗇和自私自利行為就會公然破壞共享的傳統規范。簡而言之，我們所觀察到的并非關于某些事實的觀點上的瑣碎分歧，而是對事實的兩種社會建構之間的沖突，兩者都是為了促進不同階級的利益而謀劃并運用的。 [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