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耿飚的兒子耿志遠分享，父親將我所有同學都帶在身邊，卻單單把我趕出了家門，這是為什么？
1952年初冬，斯德哥爾摩夜色早早沉下，大使館小樓的走廊燈卻一直亮著。翻譯科一名年輕人把改好的唁電草稿遞給耿飚，心里犯嘀咕：“大使，已經對了三遍，能不能先去休息？”耿飚沒抬頭，只說了一句：“再讀一遍給我聽。”一句“深感榮幸”刺耳跳出，他當場放下鋼筆，領著翻譯次日專程去瑞典外交部致歉。有人悄聲感慨：“老耿當過軍長，脾氣該硬得很，卻肯為一行字連夜鞠躬。”這段小插曲后來被他寫進家書，“行差一字，貽誤一國”，他讓遠在國內的兒子記住這條規矩。
耿志遠那時才六歲，跟著母親趙蘭香住在北平的筒子樓里。母親常說，父親是把軍營那套搬回了家，東西擺得方方正正，桌上的水杯永遠朝同一個方向。飯桌上，醬油瓶子如果歪了，他會順手扶正；孩子作業若是寫得潦草，會被要求重抄。鄰居看了直搖頭，說這家管教太刻板。可耿飚回信一句話：“寧可讓他嫌我嚴，也不能讓他在原則上打折。”
時間一晃到1965年。清華校園里，物理系新生報到冊上出現了耿志遠的名字。那年正是兩彈一星攻關緊張期，老師們推崇“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而耿志遠被同學暗暗記住，是因為他從不拿父親說事。實驗室里燈滅得晚，有人打趣：“將軍的兒子，還這么拼？”他笑笑：“家里沒給我留靠山，得自己搭梯子。”
臨近畢業，分配風向變了，部委機關對尖子生敞開大門。四位同寢同學私下商量：“志遠，你父親是外事委員會的副主任，咱們一起遞個材料？”耿志遠躊躇幾日，還是把五份簡歷裝進牛皮紙袋，順帶寫了封短箋。耿飚看完，只在信角落寫了兩個字——“退回”。母親心疼，勸他說句話通融通融，他把文件合上：“同學四人，缺誰都成，再添我就壞了章法。”耿志遠悄悄告訴室友：“他們去，我不去。”室友驚訝：“真不搭親情的順風車？”他攤手：“家法如此。”
1983年盛夏，同學們穿上西裝走進中南海，他則登上南下的列車，去國家計量院做中子探測實驗。烈日下的站臺，他聽見站務員說：“這孩子傻不傻？”耳邊卻仿佛又響起父親當年在張家口陣地上壓著馬鞍吼出的那句老話：“打仗不許亂陣腳！”戰爭歲月埋下的紀律感，借著父親的影子，在他心里扎根。
耿飚離休后搬進西山小院，天天潑墨畫竹。朋友來訪，看見墻上一排排筆直的竹竿，不解地問：“為什么不勾彎枝？”他笑說：“竹不彎，人心就不歪。”偶爾耿志遠探家，會被拉去研磨。“別嫌煩，”老人端著硯臺叮囑，“尺有所短，墨也要磨到頭。”兒子埋頭磨墨，聽得滿屋蟬鳴，忽然明白父親為何從不在家人面前談勛章——那一筆到底的竹竿勝過一籮筐褒獎。
1991年春，他隨父親重回隴東高原。老鄉擁到破廟前，多數人不認識這位已經兩鬢花白的老將軍，只見他抬手指著山梁說：“那陣子要不是班長拽我一把，我哪還活得到今天？”隨后掏出一本褪色小冊子，點著那位班長的名字托鄉親尋訪。晚上圍火而坐，酒碗碰響，他忽然轉向兒子，“別覺得虧欠，我寧愿對你苛一點，也不讓人說咱耿家靠的是路子。”一句話說得堂屋里寂然無聲。
2000年6月23日，清晨五點，軍區醫院的護士在病歷上寫下心電圖停止的時間。幾天后，家屬整理遺物，只找到幾件舊軍裝、一疊練字的毛邊紙和一本標著“家規”的筆記本。翻開封面，第一頁仍是那兩行小字：“公者千秋，私者一時；立身先立矩。”耿志遠把筆記本合上，抬眼望向窗外，夏風正勁，院里那片修剪得筆直的翠竹沙沙作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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