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狂放自稱老頑童的黃永玉,用幽默回應藝術界現狀:大師眾多,教授遍地,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1974年盛夏的北京考場,50歲的黃永玉一腳油門踩得歡,“您老練啊!”教練半帶玩笑。老頭笑瞇瞇回一句:“人生別憋悶,車子和畫筆一個理。”考官忍不住搖頭。彼時,中央美院的講臺上已有人稱他“黃教授”,可他更樂意被叫黃永玉,他說那兩個字夠用,一點也不稀奇。
這股不把頭銜當回事的勁兒,早在童年便埋下火種。1924年,他出生在湘西鳳凰,家里寒窗無燈,母親給他做的第一支畫筆,用破布纏竹枝。14歲時,他在上海報紙上刊出木刻,稿費只夠一碗面,卻讓少年黃永玉看到刀尖也能刻出前途。抗戰正酣的年代,他輾轉安徽、福建當童工,晝伏夜出寫生,周身是塵土,心里卻攢著光。動蕩與貧困磨不掉他的好奇,反倒打磨出嗅覺——誰真懂行,誰只擺譜,一眼便知。
新中國成立后,版畫運動興起,黃永玉憑《春風》斬獲第一批口碑。30歲不到,他已被邀請到中央美院授課。那時講臺上站著一位瘦高青年,腳邊堆了一麻袋畫稿,他指著畫說:“老師不是帽子,是手上這堆活。”臺下學生傻樂,可也聽懂了分量。多年來,他堅持讓學生先跑到大街、車站再回來作畫,“紙上得來終覺淺”的道理,被他掰開揉碎地塞進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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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黃永玉越有名,越討厭響亮頭銜。70年代末,他在展廳看見一排牌子:某某大師、某某教授。他咂咂嘴,扭頭對同行嘀咕:“稱號發多了就像菜市場的辣椒面,誰都來一把,味道全糊了。”那次隨口一說,后來被人翻譯成更沖的話在坊間流傳。可他并不在意,反正批判虛火正是本行。因為親眼見過真本事的人被埋沒,也見過空頭銜被捧上天,他覺得多說一句都是提醒。
1983年,他在北京重遇曹禺。劇作家握著他的手問近況,黃永玉脫口一句:“先生這十幾年寫得太穩了,少了早年的鋒利。”旁人皆愣。曹禺沉默幾秒,忽然笑:“該聽逆耳之言。”后來兩人通信幾度,把文學里的偷懶與自救討論得火花四濺。有人暗地議論黃永玉狂,他卻照常寫信、作畫,仿佛批評是一份義務。
從八十年代起,市場化浪潮卷來,文化牌子更好用。職稱評審一波一波,一夜冒出成堆“終身教授”“特級學者”。報紙、電視、廣告牌齊上陣,頭銜像年貨券隨處派發。黃永玉偶爾參加活動,總是先翻簡歷,再聽發言,聽完便閉眼不語。好友笑他難伺候,他擺手道:“真金不怕火,假貨最怕冷場,把燈一關就露餡。”此話不重,卻逼出許多尷尬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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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歲以后,他仍在折騰。2017年秋,他戴著頭盔坐進賽車。工作人員擔心心臟受不了,他擺手說:“別忘了,我年輕時連炸橋都見過!”車子嗖地沖出賽道,記者目瞪口呆。這種向前的勁,讓很多年輕人汗顏。對此,黃永玉只解釋:“活著就得更新版本。”言語輕松,卻透出一種拒絕僵化的倔強——同樣標準,他用來要求自己,也用來衡量他人。
進入新世紀,網絡平臺把“專家”“導師”推成流量密碼。某些人上節目錄幾句斷章取義的話,就能被冠以心理學權威;還有人靠翻譯二手故事,轉身變成文化符號。最初,公眾對這些標簽接受度極高,可幾年下來,頻繁“翻車”令信任驟減。李玫瑾曾在節目中一句帶情緒的“孩子敷衍家長就是不孝”,被專業同行指出既不科學也不嚴謹;高曉松標榜“歷史閑談”,卻多次將時間、數據說反。這些失誤把“公知”三個字推向爭議漩渦,也揭開流量與資歷之間的灰色縫隙。
黃永玉對此現象的態度仍舊直白。一次座談,他被問及如何分辨真偽,他起身在黑板寫下兩行字:做過什么?留下什么?隨后轉向滿屋青年,“別追著人家頭銜跑,先找作品,找文章,自己看能不能站得住。”現場一片安靜。會后有人議論,這老頭說話不中聽卻中要害。有人私下問他秘訣,他笑瞇瞇:“認字,動腦筋,多試驗。”語氣像對孩子,實則也在說給整個行業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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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黃永玉的囂張并非源自孤傲,而是源自底氣。他珍惜生活每一分體驗:50歲學駕駛,60歲潛水,80歲拍時尚大片,90歲上賽道。對他而言,頭銜只是序號,經歷才是積分。只有把分數攢在作品和行動上,才能在喧鬧的標簽雨中站得穩。這種理念,恰好和泛濫的“大師”文化針鋒相對。
改革開放之后,職稱評審層層把關,但利益鏈滋生了貓膩。有學者統計,某些單位評一次高級職稱的關聯成本高到離譜,而真正愿意扎根研究的青年卻卡在外語、論文格式等硬杠上。媒體又擅長制造“神壇”,一旦包裝成功,商業講座、廣告代言緊隨其后。久而久之,本該服務學術的體系被商業反客為主,教授多了,純粹的學問卻稀缺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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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背景下,黃永玉的“倔”顯得更有分量。他拒絕為商業站臺,寧可在湘西老宅陪木版刀,也不在鎂光燈下朗誦包裝好的宣言。他常自嘲:“土家族血液里就兩樣東西,一是辣椒,二是實在。”這句自嘲,也像一塊鏡子,把虛火與真火照得分明。
有人問,時代更迭得這么快,一個世紀前的藝術家還能給當下提供什么?答案或許藏在他晚年的一句閑話:“別怕噪音,怕的是聽不見自己的心跳。”畫室墻上,那只睜著大眼的貓頭鷹木刻依舊鋒利,像在提醒:獨立的靈魂不會被頭銜框住,更不會被掌聲麻醉。
如今,黃永玉已邁進百歲門檻,仍在為新作找靈感。他的名字終究變成“先生”“泰斗”之類的新聞用語,可在那些親歷課堂的學生口中,他仍是當年拿著麻袋原稿的“黃叔”。頭銜可以復制,精神不可量產。這份由實踐、真知和敢言筑成的重量,正是今日喧嘩世界最稀缺的硬通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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