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鄭永年：當AI登上外交舞臺，戰爭與和平就不由人類說的算了

對話鄭永年：

當AI登上外交舞臺，

戰爭與和平就不由人類說的算了

Dialogue 2026.07.02

世界｜對話｜觀點

本期對話亮點

HIGHLIGHTS

AI時代的外交有何變化？

如何看待國家戰略競爭與企業競爭之間的關系？

許多全球南方國家尚未擁抱AI，中國如何處理與他們的關系？

人工智能成為主流，與之前的全球化趨勢有何異同？

為什么大家都討厭AI？

編者按

2026.07.02

就在過去一周，美國中情局局長公開將AI技術比作“數字核武器”，美國拉攏歐盟及多國加速擴容“硅和平”倡議，被普遍視為針對中國的科技封鎖。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也在緊急呼吁各國加強人工智能治理，7月即將在上海舉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還將在日內瓦開幕的首屆聯合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對話會。

一邊是科技寡頭與國家的權力博弈，一邊是人類對失控風險的集體焦慮——AI時代的國際關系，正站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人工智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權力格局。這一期與鄭永年教授的對話，正是在此背景下展開。

從人文到經濟，從社會到政治，再到國際關系，五期對話貫穿始終的是一個終極追問——技術決定我們能走多遠，但人文決定我們行走的方向。我們究竟是技術的主人，還是技術的附庸？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每個人都無法置身事外。

前文回顧：

大灣區對話

邀請嘉賓：鄭永年

本期采編：馮簫凝 伍子堯

如何看AI時代外交的變化？

大灣區評論：

這是本系列的最后一期，我們來聊聊AI時代的國際關系。外交的永恒主題關乎戰爭與和平，如何看人工智能時代外交的變化？

鄭永年：

就人工智能和外交的關系來說，至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理解。

第一，AI正在“賦能”外交，也在“去能”外交。賦能很好理解。外交的一個核心是收集和處理信息，AI在這方面的效率遠超人類。在某種程度上，AI甚至有能力“變弱國為強國”，一旦一個小國掌握了足夠的人工智能，它就有能力抵御大國。俄烏戰爭就是例子，自戰爭發生以來，烏克蘭在不同階段能頂住俄羅斯的攻勢，與歐美的互聯網和AI“援助”密不可分，在一些階段，烏克蘭甚至對俄羅斯形成了攻勢。

但AI也會“去能”外交。它在賦能外交系統的同時，也在賦能大量“非國家”的角色。比如一些網絡平臺已經和國家或者政府構成了競爭。運營商有自己的利益，未必與國家一致，甚至追求與國家利益相悖的利益。

更麻煩的是，AI只有機器理性，沒有人類的政治忠誠和政治判斷。比如“開源應該到什么程度”這個問題，人們并沒有共識。如果一種技術完全開源，例如核武器的制造技術，那么從理論上說就會有更多的人知道如何制造核武器。那這個世界就危險了。在很大程度上說，AI賦能非政府角色所產生的安全問題已經成為人類社會一個迫切的問題。

第二，AI正在成為外交的談判對象。預防新技術對國家安全造成的威脅，以及國家間達成一種“相互確保摧毀”的威懾平衡，這是“核武外交”帶給我們的經驗。基辛格先生晚年就一直關注AI對國際關系和外交的影響。他最后一次飛往北京，與習近平主席會談的主題之一，就是人類面臨的AI風險。這次出訪促成了中美兩國元首把AI列為雙邊會談的重要議題。正因為這樣，最近中美至少在社會層面也在開始討論就兩國之間的AI問題進行商談。

第三，AI的“自主外交”時代正在到來。一旦AI有能力做出自主決策，它就有可能超越工具性質。研究者發現，AI會發展出自己的方法來實現其目標函數所指定的任何目標，而且它產生的結果和答案不具備典型的人類特征。如果這樣的AI被引入到不同社會的“外交”領域，那么人類原本的決策體系都會變得更復雜。

一旦AI實現“自主”，炮艦外交、金錢外交、綏靖外交都可能在不同國家的人工智能之間發生，就會導致超越人類控制的結局。如果由AI參與的“軟力量”外交不是互相交流和理解，更不是互相認知和認可，而是互相“妖魔化”，制造互相的仇恨，那將產生難以估計的嚴重后果。

當然，目前中美都在全球AI的第一梯隊。無論AI是“賦能”還是“去能”，都發生在這兩國。中美是否就AI進行嚴肅認真和有效的交流？這一決定人類發展方向的技術，必然成為中美外交的主軸。

更為重要的是，正是因為AI技術和產能高度集中在中美兩國，今天當人們討論AI時代的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時，人們必然轉向中美兩國。也就是說，中美兩國關系的邊界也就是未來國際關系的邊界。這也是我們此前討論過的中美“事實上G2”格局的核心內容，而在AI領域尤其明顯。

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標識資料圖片（圖源：法國國際廣播電臺）

中美AI競爭既是國家競爭，

也是企業競爭

大灣區評論：

當前中美科技競爭，表面上是國家之間的AI競賽，但美國實際上是寡頭企業主導，中國也有自己的AI企業。如何看中美之間的AI競爭？如何看國家戰略競爭與企業競爭之間的關系？

鄭永年：

在中美AI競爭中，企業固然是技術研發與市場應用的主體，但同樣具有鮮明的國家屬性。表面上，這場競爭是兩國政策的較量，實質上政府與企業均在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中國在推進相關產業政策，美國亦在加緊制定美國版產業政策，雙邊互為“應對”，競爭態勢正日趨白熱化。

中美的競爭高度集中于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領域。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競爭并非在全國范圍內均衡展開：美國的競爭力量主要集中在硅谷及東北部等地區，而中國則主要依托長三角、珠三角等核心區域。未來，這一領域的角逐將愈發激烈。

中美兩國均處于全球人工智能發展的第一梯隊，也都意識到了該技術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相較于中國目前維持的一定監管力度，美國基本處于“去監管”狀態。拜登政府時期曾出臺相關行政命令，但特朗普上臺后即將其廢除。美國國內雖有關于建立聯邦層面監管的討論，但其深層目的往往是為了進一步放松管控。例如，當州政府試圖實施地方監管時，聯邦層面可能會通過上收權限，進而從整體上弱化監管力度。

中國保留一些監管是對的。當前，各界普遍強調AI“賦能”的作用，各種AI for science、AI for social science、AI for medicine等層出不窮，卻鮮少有人關注其“去能”的風險，即我們之前講過的“人工智殘”現象，人工智能對人類自身能力的削弱以及對人類社會功能的替代。

人工智能有別于傳統技術——傳統技術通常是越領先越具優勢，但人工智能將深刻影響人類智力發展與社會結構，過度激進的領先可能意味著更早觸發系統性危機。美國未來或將早于我們面臨人工智能所引發的負面后果。

所以，今天盡管我們在致力于趕上甚至超越美國，但就其風險而言，中國稍微跟在美國后面走，未必是壞事。讓美國先當“試驗田”，畢竟美國老百姓已經“事實上”參與到這場龐大的人工智能社會實驗之中。當然，必須強調的是，中國必須堅定發展人工智能，如果差距被拉得過大，極易在未來受制于人。但戰略上，不一定要做最激進的引領者，做一個審慎的跟隨者也有道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盯緊美國社會，美國的AI發展及其對各個領域和方面的影響，不管是“賦能”的還是“去能”的。

去年在上海舉辦的一場人工智能大會上展出的機器人（圖源：紐約時報）

全球南方未必會擁抱人工智能

大灣區評論：

您之前也談到過，世界的AI發展格局大致分三類——中美第一梯隊，歐盟和日韓有點基礎但弱一些，大量全球南方國家幾乎沒有AI投入。這種情況下，中國怎么處理跟全球南方的關系？

鄭永年：

盡管中美兩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均處于第一梯隊，但發展模式各有不同。美國走的是閉源和精英路線，研發與應用成本高昂；中國則側重于開源與大眾路線，成本相對較低。

人工智能最終能否真正落地，關鍵取決于應用場景。美國在經歷“去工業化”后，國內制造業應用場景受限，除軍事等特定領域外，其技術落地更多依賴于同日本及歐洲制造業的結合。相比之下，中國具備與“全球南方”及“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深度結合的天然優勢，因為這些國家更需要成本較低、具備開放性且易于落地的技術方案。

然而，必須看到，那些尚未掌握人工智能技術的國家，盡管當前受制于經濟水平無力發展該技術，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會放棄自主思考。它們會持續觀察中美兩國的發展路徑，全面審視其中的利弊得失。從這個角度來看，中美兩國在某種程度上都在為其他國家扮演“先行試錯者”的角色。如果人工智能的負面效應日益凸顯，未必所有國家都愿意全盤接受。

過去經濟學界常講“后發優勢”，即先行者率先投入與試錯，后發者通過學習借鑒降低成本。在當前背景下，甚至可能衍生出一種“無人工智能的優勢”。未涉足該領域的國家，能夠冷靜觀察先發國家暴露出的問題，從而避免過早被卷入未知的風險之中。

近代以來，追求物質財富固然是多數社會的主流訴求，但也存在并不完全遵循這一邏輯演進的社會與文明形態。未來可能會有部分國家選擇既不依賴中國，也不依賴美國，而是堅持自身原有的發展模式。人工智能技術的全球化擴張，同樣可能遭遇此類抵制。

美國在AI這條路上已經走得太深，難以回頭了。或者說，美國的AI已經沒有了剎車，只能“順其自然”了。反觀歐洲，其更多是著力于政策監管，而技術發展本身的內生動力相對薄弱。澳大利亞及部分歐洲國家已開始通過立法限制特定的人工智能應用了，這也反映出他們正在反思AI發展對世界的潛在影響。

相比之下，中國更需要在發展與安全之間保持動態均衡，堅持“摸著石頭過河”，保持更穩健的步伐。這種審慎的發展態度是十分必要的。

中國希望大力發展人工智能，但不能以犧牲就業為代價，圖為在深圳一家與美團合作的實驗室里，一臺機器人正在學習拆箱和折疊衣物（圖源：紐約時報）

全球化是“有意識的同質化”，

人工智能是“無意識的同質化”

大灣區評論：

從全球化開始，人類文化就在不斷融合。過去國家與國家、文化與文化之間有明顯的界限，全球化之后這些界限被削弱。如今人工智能成為主流，這與之前的全球化又怎樣的不同？對國際關系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鄭永年：

將全球化與人工智能相比較，可以說前者是一場“有意識的、不樂意的消亡”，后者則是一場“無意識的、快樂的消亡”。

全球化加速了人員、資金與物資的流動，不同文化間的接觸日益頻繁，導致諸多本土弱勢文化受到沖擊。尤其是資本文化、西方理性和西方主導的文化，在全球化進程中占據優勢，進而催生了世界范圍的反全球化和“認同政治”的崛起。許多人意識到自身的本土文化正受到外來強勢文化的沖擊，從而產生對全球化的抵制情緒。近年來，反全球化、認同政治、地方主義與民族主義等思潮不斷上升，正是因為人們有意識地感受到了全球化對自身帶來的沖擊。越是有意識地抵制，本土的身份認同反而越容易得到強化。

人工智能截然不同。人工智能構建了一個生態系統，使人在潛移默化中融入其中。人們之所以依賴它，是因為其帶來的便捷、愉悅與高效。無論是短視頻、娛樂文化還是算法推薦，都讓受眾在舒適的體驗中被動接受。若要使用大模型，就必須進入這一系統；若拒絕使用，又可能面臨被時代邊緣化甚至無法生存的境地。人們別無選擇，只能接受。

全球化帶來的同質化，往往使人在痛苦中覺醒并奮起抵制；而人工智能帶來的同質化，則是在愉悅中完成的。人們在快樂地使用它的同時，也在不知不覺中被其重塑。這種“快樂的同質化與消亡”，無疑更令人擔憂。

大灣區評論：

未來整個AI世界秩序會是什么樣？

鄭永年：

人工智能天然具有“去主權化”的特征。傳統國際關系存在的前提是主權國家。如果人工智能削弱了國家主權，那么傳統的國際關系格局必將被深刻改變。這一點，我在上期已經討論過了。

在互聯網誕生初期，我們曾探討“網絡主權”概念。其核心意涵在于：互聯網技術本身雖無國界，但網絡使用者具有主權屬性。然而在人工智能時代，事情起了根本變化。AI不再僅僅是中立的技術工具，而是未來的“認知基礎設施”。如果所有人接觸到的都是高度同質化的信息，使用者同樣可能喪失其主體性。如果美國人、中國人、俄羅斯人等各國國民，都接受同一個算法模型、被納入同一個信息系統，那么傳統意義上的主權意識就會消失，國家主權也便無從談起。

展望未來，人工智能強國與弱國之間，具備和不具備人工智能的國家之間，將不可避免地衍生出新型的不平等關系。人工智能強國將如何對待弱國，這勢必成為重塑國際秩序的新問題。

若將這一邏輯推演至極端，未來甚至可能不再存在傳統意義上的國際關系。因為當所有信息都被納入單一系統時，國家邊界將被極大削弱。如果像馬斯克這樣的人完全掌控了信息系統，甚至將其觸角延伸至外太空、火星等領域，那么傳統的國際關系又將置于何地？

如果把人工智能視作一種“人造上帝”，那么人類歷史上其實早已有過類似建立大一統秩序的想象，基督教與伊斯蘭教都曾試圖構建沒有國家邊界的統一秩序。基督教在經歷文藝復興、啟蒙運動與世俗化進程之后，逐漸受到民族國家和現代政治體系的限制；但伊斯蘭世界在某些層面，至今仍保留著不承認民族國家邊界的宗教統一觀念。

可以說，人工智能正在產生的影響，或許正是過去某些宗教渴望達成卻未能企及的。它不再是“一手拿劍、一手拿經”，而是將“劍”與“經”合二為一，并使人們在潛移默化中欣然接受。

為什么大家都討厭AI？

克魯格曼說了大實話

大灣區評論：

在這個關于AI的系列里，我們討論了AI時代的人文、經濟、社會、政治、國際關系等重要方面。作為收尾的最后一個問題，讓我們回到AI本身。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最近寫了一篇文章，標題非常直接——“為什么所有人都討厭AI？”您怎么看？

鄭永年：

首先要強調的是人工智能還在快速發展和演化過程之中。實際上，人們很快就可以把“人工”兩字去掉。迄今為止是先“人工”后“智能”，但這一技術已經面臨一個自我演化的臨界點，也就是說以后不需要“人工”了。因此，我們對這一技術要時刻保持警惕。以后還可以從各個方面重新討論這些問題。

你提到的克魯格曼的文章，他這個問題問到了點子上。他說了五個原因，每個都戳中要害。

第一，AI公司自己制造了恐懼。Anthropic的CEO曾宣稱AI可能在1到5年內消滅一半的初級白領工作，將失業率推高至20%。OpenAI的奧特曼也做過類似預測。他們為什么渲染末日圖景？本質還是為了錢——讓華爾街眼花繚亂以確保融資，嚇唬企業讓它們害怕落后而急于采用AI。后來他們發現公眾反彈太厲害，又想收回這些話。

第二，AI是被強加給公眾的。谷歌直接拿AI替換原生搜索，不給用戶自主關閉的權限；企業強制員工和消費者使用AI且不提供退出選項。克魯格曼稱之為“產品劣質化”（enshittification），這種“被強迫感”累積了巨大的抵觸情緒。

第三，數據中心引發了社區反抗。AI數據中心占地面積大、能耗極高。2025年3月至6月，僅在美國就有價值高達980億美元的數據中心項目因遭到社區強烈抵制而被迫延遲或取消。社區不樂意，許多地方甚至對數據中心產生了強烈的敵意。

第四，科技公司已失去公眾信任。2015年時，71%的美國人認為科技公司對國家有積極影響；而現在這一比例已大幅逆轉。2025年的全美民調顯示，AI已面臨廣泛的公眾信任危機。科技寡頭政治（tech broligarchy）本身就讓公眾感到不安。

第五，AI被視為加劇財富和權力集中的工具。AI成了寡頭斂財的工具，普通人看不到好處。公眾看到的不是“技術普惠”，而是少數人通吃、多數人靠邊。

克魯格曼這篇文章揭示了一個悖論，AI公司一邊用末日預言嚇唬世界來融資，一邊又抱怨公眾不信任AI。這種自相矛盾的營銷策略，正在加速瓦解社會對技術的基本信任。而信任一旦崩塌，是再先進的技術也難以挽回的。

近期，人工智能股和半導體股的買盤推動的各相關股指走高。專家警告，有跡象顯示AI股市場估值已經過高，存在泡沫破裂風險（圖源：聯合早報）

AI不僅是技術，也是一個故事。硅谷的故事講得好，因此硅谷發展得很好。如果硅谷要繼續發展得好，那么他們必須繼續講好故事。但講技術的故事和技術本身不能完全脫節。克魯格曼這篇評論的意思是，如果用中國話來說，就是AI技術本身和圍繞著AI的故事趨向于成為“兩張皮”。“兩張皮”的局面就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的風險。

從我們的這幾次討論來看，這些風險可以概括為三個“S”。

第一個“S”就是英文的safety，即“風險”。AI技術本身就包含著風險。歷史地看，人類還沒有經歷一個完全沒有風險的技術。

第二個“S” 就是英文的security，即“安全”。AI技術對人類社會方方面面所造成的安全影響，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和外交關系。

還有一個“S”，就是英文的stupidity，即我們所討論的“人工智殘”問題。

這三個“S”的問題不僅會影響到已經處于人工智能社會的每一個人、每一個組織和每一個國家，影響這些不同角色的關系，更會影響外交政策和國際關系。

像克魯格曼這樣的提醒其實并不少。至少美國的科技左翼對AI多持有批評態度。但是絕大多數人要不隨大流而從經濟面的考慮加入了AI大潮，要不被動地被AI所裹挾不得不而為之。但是，我們認為，AI這一技術已經存在，并且會存在下去，對人類的影響，無論是賦能還是去能，都會強化。我們不能也不可能作為旁觀者，因為我們每一個人已經主動地還是被動地成為智能社會的一部分。我們必須踐行阿倫特所說的“行動”，積極參與這一進程，并且牢牢把握這一技術的“人”的方向。技術決定我們人類能夠走得多遠，但人文決定我們人類行走的方向。兩者我們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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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為《大灣區評論》編輯組根據與鄭永年教授的訪談內容整理而成。

GBA 新傳媒

整理 | 馮簫凝 伍子堯 楊蕓淞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 | 王炳云

終審 | 馮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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