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盂縣：司法確權后，為何“落地”這么難？

易雪松/文

近日，據商業觀察雜志社新媒體報道，山西盂縣博逸再生資源有限公司的遭遇，將“司法確權落地難”這一老問題再次拉入公眾視野。這家企業手握最高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定，合法取得當地尾礦渣處置經營權，卻在近兩年間持續遭到鄉政府和村委會的阻撓——封路、攔車、私設限高桿，致使經營活動完全停滯，瀕臨破產。

司法確權在山西盂縣面臨落地難

這起糾紛的脈絡并不復雜：山西盂縣博逸再生資源有限公司從2016年債務清償獲得礦權，到歷經三級法院審理，最終由山西省高院于2023年5月裁定確權。然而，企業面對的并非生產運營的市場考驗，而是來自基層權力的重重障礙——鄉鎮負責人仍以“存在糾紛”為由封路攔車、私設限高桿、行政干預，手段層出不窮。

即便當地自然資源局已明確其經營合法，但鄉鎮負責人依然以有村民反映“非法或越界采礦”為由叫停經營，要恢復運營需要“等待上級批文”。這種做法，實際上是用行政手段否定了司法判斷，讓法院的生效裁定淪為“空頭支票”。

這里折射出的核心問題，是司法裁定的終局性在基層治理中遭遇的消解。在我國法律體系中，法院的生效判決本應是定紛止爭的終點。但當一份經過最高法審查、省高院裁定的確權文書，在基層官員眼中仍不如一紙“批文”管用時，司法公信力的基石便已松動。鄉政府看似是在履行“屬地管理”職責，實則是以行政手段架空司法判斷，讓法律的權威在“最后一公里”陷入空轉。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部分基層權力部門根深蒂固的“權力慣性”。 在“管理”思維主導下，一些地方習慣于用行政之手包攬一切，對司法裁判缺乏應有的敬畏。當“等待上級文件”成為常態，當“維穩”成為可以不執行判決的理由，法治的規則便讓位于權力的意志。這不僅是對個案的傷害，更是對整體營商環境的慢性侵蝕。因為市場的核心預期，正是在于規則的確定性和穩定性。

優化營商環境需重塑權力邊界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營商環境是企業生存發展的土壤。優化營商環境，是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提振社會信心、激發市場活力、增強發展后勁的重要抓手。

營商環境的好壞，不在于出臺了多么宏大的政策，而在于面對一紙明確的判決時，權力是選擇尊重與執行，還是拖延與阻撓。博逸再生資源的困境并非孤例，它是許多民營企業面臨“政策好、落實難”的一個縮影。司法確權只是第一步，讓權利能夠不被權力干擾地兌現，才是檢驗法治成色的試金石。

解決之道，在于重塑權力的邊界與司法的威嚴。 這需要上級監督部門敢于動真碰硬，對公然違背司法判決、濫用行政權力的行為嚴肅問責；也需要將“執行司法裁判”作為地方營商環境評價的硬性指標，讓尊重法律不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必須。唯有讓每一份生效判決都能順利“落地”，市場才能有穩定的預期，企業才能有恒久的信心。

這起事件的核心癥結，在于司法裁定的終局性在基層治理中遭遇了“軟抵制”。 在我國法律體系中，法院的生效判決本應是定紛止爭的終點。但一份經過最高法審查、省高院裁定的確權文書，在基層執行時竟步履維艱。

這暴露了部分基層權力部門根深蒂固的“管理慣性”——習慣于用行政之手包攬一切，對司法裁判缺乏應有敬畏。當“等待上級文件”成為常態，當“維穩”成為可以不執行判決的理由，法治的規則便讓位于權力的意志。這不僅傷害個案正義，更侵蝕整體營商環境。因為市場最核心的預期，恰恰在于規則的確定性與穩定性。

不要讓法律成為基層“紙老虎”

2026年是“十四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之年，國家層面多次強調依法保護民營企業合法權益。二十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也要求對冷硬橫推、趨利性執法等嚴重影響市場秩序問題進行督促糾治整改。但地方營商環境的改善，不僅在于出臺多少優惠政策，更在于是否真正尊重市場規則與法治精神。

山西省紀委曾經在2023年通報查處六起破壞營商環境的典型案例，可見山西省對保護營商環境的重視。省紀委監委指出，個別黨員干部紀法觀念淡薄，服務意識不強，親清界限不分，破壞營商環境，損害黨委政府形象。

據悉，博逸再生資源已經因為此事損失了4000多萬元，該案折射出部分基層單位對法治缺乏敬畏、對政策執行存在偏差的現實。企業反映的“不作為、亂作為”，本質上是權力對權利的傲慢。當法院的判決、主管部門的書面說明在基層官員眼中不如“等待上級批文”管用時，市場的穩定預期便無從談起。

圖源：AI

司法確權是保護產權的最后屏障，而“落地”則是檢驗營商環境的試金石。如果生效判決在基層執行受阻，法律就成了“紙老虎”，營商環境也就成了空中樓閣。最新的消息是，盂縣博逸再生資源公司遇到的問題，已由陽泉市和盂縣有關部門成立了專案組。

盂縣的這起糾紛，不應只是關于一家企業生死的故事，更應成為一面鏡子。它提醒我們：優化營商環境的核心在于規范權力邊界，讓司法裁判真正成為定紛止爭的終點，而不是拉鋸戰的起點。唯有如此，企業才能安心經營，市場才能充滿活力。對于此事的后續進展，我們仍將保持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