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5日,北京,一棟樓的頂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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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28歲的年輕人,在那里來回踱步,整整三個小時,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撥了一個電話,說自己在看風景,景色很美。
然后,他留下17個字,跳了下去。
這個人叫尚于博,中央戲劇學院畢業,演過威尼斯電影節入圍影片,正處在演藝事業的上升期。
沒有人預料到他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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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連他最親近的家人,都以為他已經康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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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尚于博參加高考,考進了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
這不是隨便一所學校,能進去的,都是在表演這件事上有點天賦、也肯下功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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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同班同學里,有張歆藝、曲珊珊、牛萌萌。
這幾個名字后來你在熒幕上多少都見過。
尚于博在這個班里算不上最耀眼的那一個,但他踏實,肯熬,一步一步往前走。
畢業之后,他選了話劇這條路。
話劇這行,錢少、苦、觀眾少、曝光低,很多人在這里熬不住就轉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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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尚于博留下來了,舞臺上每一場戲,他都認真對待。
機會慢慢來了。
《杜拉拉升職記》、《娘家的故事》、《海峽往事》、《瑤山大剿匪》、《迅雷急先鋒》,這些作品把他的名字慢慢帶進了觀眾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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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那種一夜爆紅的類型,他是靠作品堆出來的。
2011年,他迎來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高光時刻。
他跟隨導演婁燁的影片《花》入圍威尼斯電影節。
威尼斯,全球頂級的電影節之一,能入圍本身就是一種認可。
外界看到的尚于博,是一個前途無量的青年演員,事業正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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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沒有人看見那道裂縫。
從2009年開始,他的內部已經在崩塌了。
舞臺燈光打在身上,臺下的觀眾看到的永遠是那個發光的人。
沒有人知道燈滅之后,他一個人坐在角落里是什么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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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尚于博去醫院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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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他已經將近一個月沒睡好覺了。
情緒低落、負面思緒像潮水,白天撐著,晚上根本撐不住。
醫生給他做了診斷,結論是抑郁癥。
他開始接受治療,藥物加心理輔導,熬了一段時間,情況稍微好轉了一些。
然后他做了一個決定——他告訴家人,自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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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想讓媽媽擔心。
這句話聽起來很平常,放在這件事里,卻是整個悲劇的關鍵節點。
他把自己的病,藏起來了。
對外,他依然是那個陽光的、配合宣傳的、在鏡頭前會笑的尚于博。
他后來的母親毛愛珍披露,擊倒兒子的,其實是一種叫躁狂抑郁癥的病——也叫雙相情感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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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比普通抑郁癥更難治,患者的情緒在極端高漲和極端低落之間反復震蕩,痛苦程度遠超常人想象。
2011年初,他的病情開始明顯加劇。
有一次,他和好友一起自駕去西寧。
路上,躁郁癥突然發作,他開始大笑、大喊,朋友嚇壞了,不知道該怎么辦。
這樣的情況,在外人看來突如其來,但對尚于博來說,已經是日常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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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時期,《娘家的故事3》開播,要搞宣傳,他得出席、得接受采訪、得配合拍照。
有宣傳人員發現他情緒異常低落,當時以為他只是太累了,沒有多想。
藥,也是個麻煩事。
治療躁郁癥的藥物,副作用很明顯:嗜睡、面部浮腫。
一個演員,靠臉吃飯,靠狀態吃飯,藥一吃,整個人的精氣神都不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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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狀態就不能好好服藥,好好服藥又影響工作,這個循環把他逼得越來越死。
病情進入重癥階段之后,他已經無法自主做決定了。
有幾部戲找上門,他沒辦法判斷要不要接,只能找媽媽來幫他拿主意。
這一刻,他還是那個對外說'我好了'的尚于博,但他其實已經在一個他一個人撐不住的地方了。
外人看到的是一個忙碌的新星,里面住著的是一個正在溺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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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在笑。
這就是所謂的微笑型抑郁——不哭、不崩潰、不放棄社交,但每一天都是在硬撐。
醫學上有個說法,這類患者往往更危險,因為他們太會偽裝了,等到外界察覺的時候,往往已經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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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25日,這一天來了。
沒有人知道那天早上尚于博是什么狀態,他怎么出的門,去了哪里,心里想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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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確認的是,他來到北京一棟高樓的頂層。
他在那里待了整整三個多小時。
三個小時,不短。
一個人在樓頂,走來走去,俯瞰下面的城市。
也許他猶豫過,也許他想到了什么,也許他什么都沒想,只是站在那里,感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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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知道那三個小時里發生了什么。
中間,他打了一個電話給朋友。
電話里,他說自己在觀景,說看到了一片很美的風景。
語氣平靜,甚至帶著一點放松的味道。
朋友沒有聽出任何異樣,掛了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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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細節讓人后怕。
一個人在決定離開之前,撥出了一個讓對方完全沒有察覺的電話。
這不是絕望,這是另一種告別——一個克制的、不動聲色的道別,不讓任何人有機會來阻止他。
然后,他拿起手機,打了一行字。
十七個字:「我的死和他人沒有關系,無需責怪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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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一句話。
沒有委屈,沒有控訴,沒有對誰的抱怨。
他走得很干凈,把所有的重量都自己扛走了,連最后一句話,都在替別人著想。
2011年10月25日,尚于博從那棟樓跳下去,當場身亡,年僅2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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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沒有馬上公開。
直到11月13日,網絡上開始流傳他去世的消息,媒體聯系經紀人求證,對方才正式確認。
遺體告別儀式已經在10月底于北京昌平南口鎮天壽陵園低調舉行,下葬已畢。
死訊壓了將近三周,是為了保護他的家人,讓他們有時間處理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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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公開之后,輿論炸了。
各種猜測涌出來:感情問題、家庭矛盾、性格太脆弱扛不住壓力……這些猜測幾乎無一和真相有關。
他的家屬隨即發表聲明,明確說明:尚于博因患抑郁癥,于10月25日在北京不幸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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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里有一句話——「希望全社會關注抑郁癥患者,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
這是家屬在最深的悲痛里發出的一句話,卻像是預言了接下來十幾年會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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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愛珍,尚于博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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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離開之后,她經歷了什么,沒有人完全知道。
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她沒有就此沉默。
2012年10月25日,兒子去世整整一年的這一天,毛愛珍在北京成立了尚善公益基金會,專注于抑郁癥防治的宣傳與普及工作。
她后來說過一句話:「抑郁癥最難治、最可怕的地方,源于大家的不了解。我后悔沒有早點發現,沒能幫助到兒子。」
這句話里有太多東西。
后悔,是一個母親的自責。
但她沒有止步于自責,她把這份后悔變成了行動。
因為她知道,還有無數個家庭,此刻正在重復同樣的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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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成立之后,她開始去學校、去社區、去各種公開場合講抑郁癥。
不是以一個名人家屬的身份,而是以一個媽媽的身份,講自己的兒子,講這個病,講那些被誤解、被忽視的患者。
2014年,尚善為北京地區95所高校捐贈了「精神健康公益書架」,捐出心理健康書籍超過兩萬冊。
這不是做做樣子的數字,兩萬冊書,進的是學生能摸得到的地方,不是展柜里的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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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基金會發起「抑路前行」民間抗郁聯合行動,聯合30余家合作機構,在騰訊公益平臺籌款超過422萬元,直接惠及抑郁癥患者超過十萬人。
十萬人。
這個數字背后,是十萬個本可能繼續沉默、繼續硬撐、繼續獨自扛著的人,被看見了。
2021年3月30日,世界雙相情感障礙日,尚善基金會發起「百城萬人健心跑」活動,首屆就覆蓋了133個城市,超過三萬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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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一個小機構能做到的事,是十年積累之后,才跑出來的規模。
毛愛珍在做的事,從來不是要替兒子'申冤',她要做的是讓更少的家庭經歷她經歷過的那些。
一個母親,把最深的痛,變成了推動整個社會往前走的力量。
抑郁癥在中國,是個沉重的話題。
數據冷靜地呈現了這件事的體量:世界衛生組織的數字顯示,全球有超過3.5億抑郁癥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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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這邊,學界估算抑郁癥患病率約6.1%,按照中國人口推算,患者數量接近甚至超過9000萬,而《2023年度中國精神心理健康》藍皮書進一步顯示,這個數字已經逼近9500萬,且整體趨勢是越來越年輕化。
9500萬,這個數字比很多國家的總人口還多。
但社會對這件事的認知,長期跟不上這個體量。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的專家曾指出,「病恥感」是患者延誤就醫的核心障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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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患者想去看病,被家人以「怎么能去精神病院」為由攔下,攔來攔去,最后出了事。
諷刺的是,抑郁癥其實是一種治療有效率相當高的疾病。
多位公開分享過抑郁經歷的公眾人物都說過,找到合適的醫生、用對藥物,短的幾周、長的幾個月,癥狀就能得到明顯緩解。
不是治不好,是很多人根本沒走到治療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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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層面也在回應這個問題。
2025年8月,《中國抑郁障礙防治指南(2025版)》正式發布,由國家精神疾病醫學中心牽頭修訂,整合了77個關鍵臨床問題的循證證據,是目前國內最權威的臨床治療參考。
從2011年尚于博離開,到2025年指南發布,這中間隔了14年。
14年里,社會認知在慢慢移動,制度層面在慢慢跟上,像毛愛珍這樣的人,在中間一直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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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于博的故事,最后的落點不是一個年輕演員的消亡,而是一個母親用余生換來的那一點點改變。
他在樓頂留下的十七個字,說的是他的死與他人無關。
但這件事改變的東西,和每一個曾經獨自硬撐過的人,都有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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