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雜記｜中國共產黨旅歐總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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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一大前后》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作者：廖煥星

廖煥星（1895-1964），原名廖仁衡，湖南省衡南縣江口鎮犁平村人，中共早期黨員，革命活動家。

1917年，廖煥星為十月革命運動所震動，與惲代英創辦了武昌“利群書社”。利群書社是當時最早在長江中上游提倡新文化運動、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組織之一。

1918年1月，在衡陽新城鎮紫云庵成立了“新城端風團”，創辦出版了《端風》雜志。“新城端風團”是湘南成立最早的進步組織，《端風》雜志是湘南最早的進步刊物，廖煥星是最早在衡陽宣傳馬列主義思想的衡陽人。

1922年春，廖煥星在長沙由毛澤東、何叔衡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不久，廖煥星前往歐洲勤工儉學。1922年9月到柏林后，即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改組為中共旅德支部的會議。廖煥星協助周恩來組織中共旅德支部。朱德在旅德支部學習工作時候，積極支持朱德大張旗鼓地宣傳國共合作，組織國民黨左派。中共六次代表大會后，廖煥星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問題研究院當研究員、蘇共中央馬恩學院東方研究室任研究員、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秘書兼《救國時報》編輯。

1938年因蘇聯肅反擴大化，與李立三同時蒙冤被捕，遣往蘇北科美自治共和國強迫勞改，后在流放勞改中傷腿致殘。1949年4月26日被宣布“無任何罪過，釋放至原處”。廖煥星回國時，蘇聯當局給廖煥星的出國證明上才作出了公正的結論:“是堅毅忠誠的共產黨人”。

1951年9月16日，廖煥星回到了闊別30年的祖國。劉少奇同志親自批示恢復其中共黨籍，并安排到中央高級馬列學院任研究員，協助校長楊獻珍主持學院工作。廖煥星因勞成疾于1964年病故，葬于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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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旅歐總支部

（一九五三年）

廖煥星

中國共產黨旅歐總支部，是黨內的最早的組織之一。周恩來同志、朱德同志、鄧小平同志、聶菜臻同志、李富春同志、傅鐘同志、蔡暢同志等就與它有歷史聯系。此外，為人民事業北榮犧牲的先烈，如蔡和森同志、趙世炎同志、陳延年同志，王若飛同志、熊雄同志，孫炳文同志以及其他成百的烈士，也是與它有關系的。

中國共產黨旅歐總支部成立于一九二二年，終止于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之后，它有完整的歷史：有前史—一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的活動；有后史——歐美各國共產黨的中國語言組。

當第一次世界大被發生后，北洋軍閥段祺瑞，以參加帝國主義踐爭為名，而行無恥賣國投靠帝國主義之實。梁土治更以參戰之名，驅使十多萬同胞，徒手地在東西歐戰場上的最前線，替英、法、俄三帝國主義當炮灰。大戰結束后，參戰生還者寥寥無幾，留在法國工廠，做工者僅干余人。法帝國主義訓奴李石曾勾通法資本家，想在勤工儉學的美名下，再送給法國資本家以大批工廠奴隸。當時國內有志青年，為十月革命炮聲所驚醒，正欲乘機脫離本國的黑暗教育，到法國去體會法國大革命的傳統，學習歐洲的工人運動（毛主席當時對勤工儉學運動亦甚贊助提倡），因之，他們都爭先恐后地前往。在留法勤工儉學學生中，絕大多數都是先進的革命青年。

在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當中，有三個特殊的人物，都是我們的同志，其一，蔡和森同志以全家（母、妹—一蔡暢同志、妻一一向警予同志）赴法勤工儉學；其二，何長工同志年齡最輕—一十九歲，而出國最早——一九一九年頭一批從長辛店預備學校出發；其三，徐特立同志以四十三歲的年齡，湖南教育界前輩的資格，曾任湖南省議會副議長的身份，赴法勤工儉學。這些革俞志士到法后，以其銳敏的理解能力，馬上識破了李石曾、陸征祥輩服務法國資本家的勾當。在蔡和森、李立三、陳毅、李維漢等同志領導下，組織了“工學互助社”，提倡走工人階級革命的路線，以“吃飯權、工作權，求學權”三個口號爭取解決當時的緊迫問題。法帝國主義奴才李石曾等復假借勤工儉學學生的名義，捐募創辦里昂中法大學。但大學成立后，李石曾等竟不顧在法國流離失所的窮苦學生，卻從國內運來一大批他們的親戚朋友的紈袴子弟。于是蔡和森同志、李立三同志號召無條件入學，進行占領校舍的斗爭。一九二一年秋，一百零四個人組成的入校先鋒隊，被李石曾勾結的法國警察所包圍，加以赤黨罪名，強迫送回中國。

但救國與求學的斗爭，在趙世炎同志、王若飛同志等領導下仍繼續進行。一九二一年底成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中共中央建立關系。一九二二年七月底我得中央許可赴德學習工人運動時，中央給了我兩封介紹信：一封致中共中央駐巴黎通訊員趙世炎同志。另一封給中共中央駐柏林通訊員張崧年。我由馬賽直達柏林，未能去巴黎見趙世炎同志。到柏林后，即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改組為中共旅德支部的會議。

到會的人有：周恩來同志、熊雄同志、熊銳同志（二人都于“四一二”后在廣州犧牲），王圭、劉清楊、張崧年及我。會議選舉周恩來同志出席巴黎旅歐總支部成立大會。旅歐總支部由三個支部組成：（一）旅法支部，（二）旅德支部，（三）旅比支部。旅比支部在比國工業城霞洛瓦，有聶榮臻同志、劉伯堅同志（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犧牲）、江澤民（黨明）同志、熊味根同志等十余人。旅歐總支部成立大會，選出周恩來同志、趙世炎同志、陳延年同志等為委員，決定出版一種黨內學習與教育性質的刊物，名叫《少年》報（即共產少年之意，比后來出版的《赤光》本子大得多，系紅色封面，曾出過好幾期才停刊的，主要是延年同志在世炎同志住屋之樓下每天負責寫蠟版油印印刷）。在第二期的《少年》報上，恩來同志還寫過一篇講解共產主義常識的論文。恩來同志回德作報告后，才參加巴黎的總支部委員會工作。

旅歐總支部在周恩來、趙世炎同志領導之下，發動了兩個有歷史意義的運動：（一）理論學習的運動；（二）撲滅國家主義派在勤工儉學學生中影響的運動。一九二三年《赤光》出版了。《赤光》一出現，《醒獅》（國家主義派機關報）就垮下去了。

華工與勤工儉學學生都變為《赤北》的讀者。《赤光》有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論立，遠勝于《醒獅》曾琦李璜輩徒以克列孟梭（當時法國的專政者）為祖宗的狂吠。當時每逢休息時（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恩來同志便在巴黎底拉丁區（大學區）和近郊比央古（工廠區、華工、勤工儉學學生集中地）的小咖啡館中演說，無情地揭露國家主義派媚日違反人民利益的真面目，或面斥曾、李（恩來同志總是與曾、李對辯，或是邀他們參加我們召集的會，或恩來同志參加他們召集的會），聽眾鼓掌之聲震屋。富有說服力的恩來同志的每次演說都遍傳巴黎，比央古、蒙達尼的中國工人和勤工儉學學生中。結果，爭取勤工儉學學生的斗爭，我們得到了完全勝利，中共旅法支部成為中國人的群眾黨，所有進步分子都圍繞在中共旅法支部的周圍。

一九二三年六月，旅歐總支部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委員會又增加了鄧小平同志。出版機關報《赤光》以代《少年》就是在這個時候決定的。《赤光》自出版以來，便成為小組、支部討論的資料，實是旅歐支部法、比、德三國同志學習理論的刊物。《赤光》雖為油印，而字跡清晰，裝訂簡雅，這是鄧小平同志的創造勞動，大家曾贊揚他為“油印博士”。同時，支部又有計劃地派人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去深造。一九二三年三，四月間第一批經柏林往莫斯科，內申有趙世炎同志，陳延年同志、陳喬年同志，熊雄同志等十余人，恩來同志親自伴送到柏林，辦理至莫斯科的手續。同年十一月間，又派送第二批，內有聶榮臻同志、王若飛同志、劉伯堅同志、李俊杰（卓然）同志等十余人，這次恩來同志與我同由巴黎伴送至柏林，辦理赴莫斯科手續。從此次起，由法、比、英，美經過柏林赴莫斯科的同志，不住旅館，而分住在柏林無產階級中心紅色衛訂格（我在柏林時，長期住在此區，并長期參加此區的德共生活）的工人黨員家中，極受他們的熱情招待。五卅事變后，我留法、比、美等國的同志們，不斷地被法，比。美等國政府驅逐出境，他們都經過柏林往莫斯科。這些同志的旅費當時大都很成問題，在這里我應該指出皮克同志（現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總統）對中國同志的關注。他那時做德國紅色救濟會主席。只要中國同志請求探助，他是有求必應的。所以中國同志由柏林至莫斯科的途中從沒有感受過困難。這樣由法、比、美經柏林至莫斯科的同志，不下三、四十人。

旅法支部的工作是深入群眾的，我們的黨也是群眾的黨。

旅法的中國僑民群眾，當時有華工、勤工儉學學生、有溫州的小販（以青田人為主，幾布滿全歐）。被派遣到莫斯科學習的勤工儉學學生固占絕大多數，但亦有華工的代表，如王西屏（溫州人），如戴奎元，如與李富春同志、蔡暢同志，郭隆真同志一同經過柏林到莫斯科東方大學的華工中最優秀的馬志遠同志。馬志遠同志于抗日戰爭中在高陽犧牲了。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旅歐總支部曾派遣幾批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去學習，在這些人當中，有些是當時的國民黨員。

周恩來同志于一九二四年應黃埔軍官學校國民黨黨代表廖仲愷先生電請任政治部主任回國。繼之為旅歐總支部的領導者有李富春同志、傅鐘同志、肖樸生同志（任紅色教濟會工作時犧牲）、陳微明（沙可夫）同志。他們走后，旅歐總支部亦結束了。以后旅法、旅德的同志便在法共、德共中創立中國語言組。法共中國語言組曾大力幫助吳玉章同志辦理 《救國時報》。被法國政府驅逐而往莫斯科的同志，楊秀峰同志是最后一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在德國，因紙幣膨脹，馬克跌價，有大批的儉學生來德（有些留法勤工儉學生轉到德國做儉學生）。

朱德同志到德后，馬上就團結儉學學生中的最先進最優秀的分子。旅德支部，形成三個小組：（一）柏林小組，有邢萍舟（西萍。徐冰）同志，資道焜同志（“九一八”后，死難于滿洲）、謝唯進（用常）同志、章伯鈞及我等十余人；（二）格廷根（德大學城）小組，有朱德同志、孫炳文同志（“四一二”后在上海犧牲）、闞俊民（劉鼎）同志、武兆鎬同志等九人；（三）法蘭克福小組，有潘芳同志、李季等三人。在黨的生活中，曾進行過思想斗爭，反對過當時有托派思想后來墮落為托派的李季（他反對黨的國共合作政策，拒絕在國民黨中工作），反對過個人宗派主義的張崧年。

在朱德同志領導下，一九二四年初大張旗鼓地宣傳國共合作，組織國民黨，粉碎了反革命反民族統一戰線的羅家倫的破壞行動（他當時在柏林。他宣傳“國民黨已是腐死尸，不能救國，要么就加入共產黨”一類“左”的詞句），使國民黨組織成為當時在德僑民中群眾的黨；同時也將素為官費生少爺公子們把持的留德學生會變為我們的群眾組織，變成我們的武器。孫中山先生逝世時，我們在柏林舉行一次中國人的空前大游行，我們隊伍由康德大街留學生會會所直到波茨坦廣場的追悼會場（鄧演達領隊），蘇聯駐德大使曾到會致悼詞。

五卅事變起，包辦遠東消息的英帝國主義的路透社，大肆誣蔑宣傳，謂五卅的反帝運動是中國人的盲目仇外運動，是義利團的再版，為再次組織八國聯軍作張本。旅德支部在朱德同去領導下，馬上用留德學生會的名義，函致柏林各大報社，聲明五卅運動系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反對帝國主義的桎梏和屠殺，中國人民的反抗是正義的，是自衛的。次日柏林全體德國報紙都以最顯著的地位登出，及時地打擊了路透社的誣蔑。

接著，德國共產黨以不許侵犯中國為號召，在全德舉行反對英帝國主義暴行支援中國大會。德國大學生在柏林大學帶頭舉行這樣的大會，中國留學生亦參加。社會民主黨的柏林警察總監下令將參加大會的中國人全體逮捕，囚禁在亞歷山大廣場的單人囚房中。朱德同志和我們就在鐵窗下吃了兩日的黑咖啡黑面包。社會民主黨的德國政府本欲加我們以紅黨罪名驅逐出境來媚英。因全德工人堅決反對，柏林資產階級的報紙如《德意志普通報》、《柏林日報》、《浮西日報》斥責這種行動為失策，柏林警察當局乃不得不向我們道歉，保證以后不再有同樣事件發生，而請我們返寓。以后我們在德國各大城市出席群眾大會作報告，社會民主黨警察再也不敢驚動我們了，只指使它的機關報信口誣蔑，說報告者不是中國代表，是臺爾曼使柏林德國青年喬裝的。留德學生會發行一種“英帝暴行與中國民族反不平等條約斗爭”小冊子作廣泛宣傳，國際工人數濟會進行組織工作，一九二六年內，全世界都有反帝反殖民地壓迫支援中國的組織，并派人到中國慰問和調查。這樣，就打下布魯塞爾舉行的世界反帝反殖民地壓迫支援中國革命大會的基礎。

一九二五年，朱德同志號召同志們回國參加實際工作。就在這年秋，他率領十余革命志士離德經莫斯科回祖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旅德支部轉交為德共中國語言組。廖承志，王炳南同志相繼為語言組的領導者。廖承志同志盡力于中國海員工會運動，使中國海員受赤色職工國際運輸工會的領導。歐洲有大批中國海員，集中在英國利物浦，荷蘭鹿特丹，德國漢堡。他們絕大多數為廣東人，有會館，有道地的中國茶館酒店（鹿特丹最標準），極關懷祖國。廖承志同志團結他們，組織他們于海員工會內，并為他們出了一種刊物作宣傳。王炳南同志作領導工作時，已是“九一八”后，他辦了《明星》雜志，宣傳反蔣抗日統一戰線。謝唯進同志則結合一些熱誠的國際主義者，到西班牙參加國際義勇軍，捍衛西班牙人民共和國，與德意法西斯傀偏佛朗哥作殊死戰。這就是旅德支部的始末。

在英國，從來就沒有過中國黨的支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前，曾由旅歐總支部介紹一位在英國學陸軍的廣東同志到莫斯科東方大學）。“九一八”事變后，才有英共中國語言組。

一九三二年至三四年，英共中國語言組曾出版過宣傳反蔣抗目統一戰線的雜志《解放》。一九三四年五一節，英共派遣一組中國同志到莫斯科觀禮，內有《解放》主編人于炳然同志。
美國也從沒有過中國黨的支部。美共中國語言組，是在冀朝鼎同志參加布魯塞爾反帝反殖民地壓迫大會，與旅歐總支部發生聯系回美后，才與施晃同志（保定師范暴動的組織者，事敗后犧牲）、徐永瑛同志組織起來的。一九二七年美共派遣一批中國同志到莫斯科中山大學上學，章漢夫（謝啟泰）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后來它又派遣施晃同志、劉伯唐同志（一九三二年日寇占領上海時，日寇在其寓所搜獲一些反日文件，他英勇犧牲了）、羅聲宜同志、冀 鼎同志，后來還有三批被美政府驅逐由美共介紹到莫斯科的同志。美共中國語言組有兩個工會組織：洗衣館工會，餐館工會。依靠這兩個工會，它曾在“九一八”時期創辦鉛印的《結鋒報》，宣傳抗日統一戰線，以后又協助饒激石辦理《救國時報》。日美戰爭開始它就出版《華僑日報》。

中共旅歐總支部，在我黨的發展上，是有很大作用的。它集合了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和留德儉學學生中最先進最優秀的分子，它訓練了這些分子成為杰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的忠實學生和戰友，它與各種各色的反革命派，反人民分子作過殘酷的斗爭，它給我國革命作了廣大的國際宣傳，它在民族問題上給予德法英的工賊、社會主義叛徒的社會民主黨、工黨領袖們，以堅決的打擊。它獲得這些成績，榮譽應屬于它的創始人、領導人：周恩來同志、朱德同志和趙世炎同志等人。

（摘自中共中央宣傳部黨史資料室編《黨史資料》一九五三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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