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家！美軍方系統圍剿，游說通道全斷，中國硬科技遭清除

近日，中美科技博弈的烈度再次升級，其手段之精準、范圍之廣，遠超外界想象。這已不是簡單的芯片禁售或技術封鎖，而是一場由美國軍方主導，針對中國頭部科技企業的 “系統性圍剿”。

近期，彭博社報道了一則關鍵信息：阿里巴巴、騰訊等中國科技巨頭，被他們在華盛頓的代理游說公司單方面解約了。

原因很簡單，美國《國防授權法案》第 851 條款正式生效。該條款規定，任何游說公司，只要其客戶名單中有一家被列入美國國防部的 “1260H” 清單（即所謂 “中國軍方關聯企業” 名單），就將被禁止與美國軍工企業簽訂任何合同。

在巨大的利益天平面前，這些游說公司迅速做出了選擇。一邊是中國科技企業支付的代理費，另一邊是美國國防部每年數千億美元的預算和龐大的軍工產業生態。答案顯而易見。

這背后傳遞出一個殘酷的現實：在華盛頓，中國企業的話語權正在被系統性剝離。 當最擅長 “講故事”、打通關系的游說公司都選擇切割時，意味著通過常規商業和政治渠道影響美國政策的空間已基本關閉。

更嚴峻的變化在于 “1260H” 清單本身。近期，五角大樓一口氣在該清單中新增了 65 家中國實體，使總數飆升至 188 家。關鍵不在于數量，而在于打擊范圍的本質轉變。

過去，這份清單主要針對傳統的軍工企業。如今，它已全面延伸至民用和前沿科技領域。大疆（無人機）、比亞迪、蔚來（新能源汽車），以及阿里巴巴、百度（AI 與云計算）等明星企業紛紛上榜。

其邏輯簡單而粗暴：只要你在 AI、電動車、半導體等未來核心賽道上跑得快，在華盛頓一些人眼中，你就具備了 “軍方背景” 的潛在威脅。 這種 “有罪推定” 式的標簽，無異于一場 “降維打擊”，讓中國民用科技公司在全球合作中 “自帶原罪”，合作伙伴將望而卻步。

美國的圍剿并非單一措施，而是一套環環相扣的 “組合拳”。

除了切斷游說通道、擴大制裁清單，根據 2026 財年的國防授權法案，美國聯邦機構及其資助對象還被明令禁止采購清單上企業提供的任何生物技術服務。

更絕的一招是，法案要求在 2029 年之前，必須淘汰所有由清單企業制造的電腦和打印機。

從切斷你在華盛頓的 “嘴巴”（游說），到給你貼上 “危險” 的標簽（擴編清單），最后到拔掉你的 “網線” 和 “打印機”（物理清除），這套打法步步緊逼，意圖明確。

這已不是商業競爭，而是一場針對中國硬科技產業的 “地緣定向清除”。 其目的就是要在科技競爭的 “終極淘汰賽” 階段，將潛在對手提前踢出局。

面對圍剿，一種聲音認為，我們可以 “另起爐灶”，聯合非美市場自己玩。比如依靠香港或新加坡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但現實情況可能比想象中更復雜。

香港股市的本質是一個離岸美元中心，超過半數的資金來自歐美等海外機構投資者。如果美國切斷資本對制裁清單企業的投資渠道，或海外基金為避險主動撤資，港股流動性將面臨枯竭。

沒有全球流動性的支撐和溢價，高科技企業難以獲得高估值，也就無法通過資本市場募集足夠的研發資金。

新加坡則奉行嚴格的中立原則，其金融體系深度依賴美國的 SWIFT 結算系統。沒有任何一家新加坡銀行，會為了一家外國企業去冒被美國制裁、乃至動搖本國金融根基的風險。

事實上，即便是中資銀行的海外分支機構，在處理涉及美國制裁清單的業務時，也異常謹慎。

這場博弈也折射出技術發展中的深層矛盾。近期，美國 AI 巨頭指控阿里巴巴方面通過數萬個欺詐賬戶，大規模 “蒸餾” 拷貝其大模型 的能力。

“蒸餾” 技術本身是中性的，旨在用更強模型的輸出來訓練較弱模型，是機器學習領域的常見方法。問題的核心在于實施的規模和手段 —— 通過規避地理限制的欺詐賬戶進行工業化提取。

模仿是人類學習與進步的古老方式，從臨摹書畫到站在巨人肩膀上，創新往往始于學習。但當學習變成小時、以工業規模進行的系統性拷貝時，倫理與法律的界限就變得模糊而緊迫。

當前，全球版權法在應對生成式 AI 時顯得左右為難。它同時在數據獲取、模型能力本身、生成內容輸出這三個環節上被拉扯。例如，用合法獲取的版權數據訓練模型可能被裁定為 “合理使用”，但通過盜版庫大規模獲取數據則構成侵權。而模型本身習得的 “能力”，現行版權法卻難以管轄。

新加坡近期修訂的版權法提供了另一種思路：允許包括商業用途在內的數據分析，但前提必須是 “合法訪問”。用這個標準看，當前爭議的焦點恰恰在于獲取數據的路徑是否 “光明正大”。

歸根結底，這場愈演愈烈的科技博弈，已經超越了簡單的商業得失，上升為決定未來產業格局和國家競爭力的關鍵戰役。

它考驗的不僅是中國企業的技術韌性，更是應對系統性風險、在規則夾縫中尋找出路、乃至參與和塑造新規則的綜合能力。前路挑戰重重，但唯有直面最殘酷的現實，才可能找到破局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