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朗克兩篇論文被撤稿，期刊主編：這太離譜了

馬克斯·普朗克是量子力學的奠基人、諾貝爾獎得主，曾當面向希特勒抗議歧視猶太人的法令，歷史學者稱他為“正直的人”?？删驮诓痪们?，有學者在一份撤稿名單上發現：普朗克名下竟有兩篇論文被撤。他沒有造假，沒有爭議——那么，到底是誰、在什么時候、因為什么，撤了他的稿？

撰文 | Ren

2026年5月初，伊夫·金格拉斯（Yves Gingras）正在瀏覽Retraction Watch網站。這是一家專門追蹤科學論文撤稿事件的網站。金格拉斯是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蒙特利爾分校（UQAM）的物理學史學者，對撤稿新聞并不陌生。

但當他點開一個名為“諾貝爾獎得主撤稿名單”的頁面時，第四個名字讓他愣住了：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900年提出能量量子假說、開創量子理論的物理學家，191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其名下竟有兩篇被撤的論文。

馬克斯·普朗克 | 圖源：Max Planck Society

普朗克在物理學界的形象近乎完美。1933年，他曾當面向阿道夫·希特勒抗議納粹德國針對猶太人的歧視性法令；歷史學者約翰·海爾布?。↗ohn Heilbron）在其權威傳記中稱他為“正直的人”。此前，金格拉斯從未聽過任何關于普朗克學術不端的傳聞。他立刻聯系了同樣研究物理學史的同事，魁北克大學三河城分校（UQTR）的馬赫迪·凱爾法維（Mahdi Khelfaoui），兩人決定查個清楚。

兩篇被撤稿論文

Retraction Watch由伊萬·奧蘭斯基（Ivan Oransky）和亞當·馬庫斯（Adam Marcus）于2010年創立，如今已收錄成千上萬篇撤稿論文，是學術界追蹤論文誠信問題最常用的數據庫之一。其“諾貝爾獎得主撤稿名單”最初帶著幾分調侃意味——網站創始人曾在Slate雜志撰文，標題就叫《想拿諾貝爾獎？先撤一篇論文》。

不過，調侃歸調侃，這份名單本身是認真統計的結果：按該名單最近一次更新的數據，至今已有至少22位諾貝爾獎得主名下出現過撤稿記錄，格雷格·塞門扎（Gregg Semenza）以15篇撤稿位居榜首，普朗克以兩篇撤稿排在第四位。

金格拉斯和凱爾法維查到的兩篇論文，都發表在《自然科學》（Die Naturwissenschaften）上。這是德國最重要的綜合性科學期刊之一，1913年由阿諾德·貝利納（Arnold Berliner）創辦，定位類似英國的《自然》（Nature），自創刊起就由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現為施普林格·自然集團一部分）發行。

除了專業論文，該刊還?？侵v座稿、會議報告和帶有哲學色彩的科學評論，科學巨匠愛因斯坦、玻爾、海森堡都曾在上面發表過類似文章。這正是普朗克這兩篇短文得以問世的背景：它們并非實驗或理論研究報告，而是兩篇哲學性質的反思文字。

其中一篇發表于1942年，題為《精確科學的意義與界限》，源自他1941年11月在柏林威廉皇帝學會的一次演講。這篇講稿之后輾轉出現在多個地方：1942年由萊比錫的Johann Ambrosius Barth出版社印成單行本，同年又發表在文化評論刊物《歐洲評論》（Europ?ische Revue）上，1943年還被收入普朗克本人講稿合集《通向物理學認識之路》的擴充版。施普林格出版社自己甚至在2001年把這篇1941年的講稿收進一本普朗克哲學文集再次出版。

另一篇發表于1940年，題為《自然科學與真實的外部世界》，篇幅只有兩頁，背景是一場學術辯論：哲學家阿洛伊斯·穆勒（Aloys Müller）當年早些時候在同一期刊上用《自然科學與真實的外部世界》為標題發文，批評了普朗克1931年的一篇論著，普朗克隨后用相同標題撰文回應。這是一篇典型的“接話”式短評，金格拉斯和凱爾法維沒有找到它曾以任何其他形式重復發表過的證據。

發表這兩篇文章時，普朗克已年過八旬，正處于德國二戰時期的艱難環境中。他根本不可能想到，數十年后，這兩篇文章會被打上“撤稿”標簽。那么，這是如何發生的呢？

金格拉斯和凱爾法維的調查，指向了一個令人一頭霧水的技術原因。大多數科學期刊在2000年前后完成了從紙本到電子平臺的轉型，出版商在此過程中把歷史卷宗掃描后整合進可檢索的數據庫。

通過Crossref的應用程序接口查詢，兩人發現這兩篇論文對應的數字對象標識符（DOI）記錄創建于2005年4月，時間點與施普林格當年大規模數字化歷史期刊的節奏吻合。但撤稿通知本身沒有標注具體日期，《科學》（Science）雜志記者薩姆·基恩（Sam Kean）在報道這一事件時提到，兩篇論文是在2011年被悄悄標記為撤稿——具體是哪個環節、哪個時間點做出了這一決定，至今沒有完全清楚的答案。

更耐人尋味的是撤稿頁面本身的呈現方式。論文的PDF文件上寫著一句不太通順的英文，稱文章因“文章侵權”（article violation）被撤回，而施普林格官網給出的解釋則是“版權侵權”（copyright violation）。通常情況下，一篇被撤稿的論文仍會保留原文，只是加蓋“已撤稿”水印，但普朗克這兩篇論文對應的頁面卻是空白——1940年那篇兩頁全空，1942年那篇九頁全空。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施普林格之前仍以39.95美元的價格出售內容空白的PDF文件（后來改為免費）。

“這太離譜了”

伍斯特理工學院的化學家蘇珊·斯卡拉塔（Suzanne Scarlata），是《自然科學》的現任主編，在接受《科學》雜志采訪前，她從未聽說過這兩起撤稿。

她的反應很直接：這太離譜了，不明白它們為什么會被標記。她猜測，施普林格內部用于排查版權和重復發表問題的審查系統，可能在沒有人工復核的情況下自動執行了撤稿，背后或許是一個算法，而不是一次人為判斷。

至于施普林格方面，他們一開始拒絕回應具體細節，只表示撤稿詳情通常屬于保密信息。但在7月6日，他們又在網站上恢復了這兩篇論文，并表示“撤稿是人為錯誤，沒有軟件參與其中”?？墒浅犯逍袨楸澈蟮囊幌盗胁僮鳌Q策和記錄，似乎都成了未解之謎。

在給 Ars Technica的回復中，施普林格表示撤稿風波的背后是“人為失誤”，沒有軟件參與其中 | 圖源：Ars Technica（機翻）

對于施普林格的解釋，金格拉斯表示懷疑。 “誰能相信，早在2011年，施普林格出版社的某位員工會用純人工的方式瀏覽幾十年的期刊存檔，然后偶然發現普朗克的兩篇短文，而這兩篇短文恰好疑似存在版權問題？我們仍然認為，鑒于施普林格出版社數字化項目和期刊存檔的規模，某些自動化工作流程（與版權審查或重復檢測相關）會將這兩篇論文標記出來進行審查。最終決定很可能是由人做出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整個過程是‘純人工’進行的。事實上，我們在論文中確實指出，盡管該過程是自動化的，但很可能由人監督，甚至可能還有法律顧問的協助。”

把這兩起撤稿放回歷史語境，問題的核心其實是一種時代錯位。“自我抄襲”（self-plagiarism）和“重復發表”（duplicate publication）是相對晚近才出現的概念，伴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后科學計量學和論文績效評估體系的興起而成形——在這種評估體系下，論文成了可以計數、可以衡量學者“產出”的單位，重復發表同一篇文章因此顯得像是在灌水。

但在普朗克生活的年代，學術圈對論文的理解是另一套邏輯：當時各國科學界相對割裂，外文文獻獲取也不便捷，把同一篇重要講稿翻譯、轉載到不同語言和刊物上，被普遍視為擴大知識傳播的正當做法，而非剽竊。一篇發表在英國《哲學雜志》上的論文，同時以德文形式出現在《物理化學雜志》或《物理學雜志》上，在當時并不罕見。

普朗克兩篇論文的截圖

類似的例子比比皆是。物理學家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那篇提出“互補原理”、奠定哥本哈根學派理論基礎的著名演講《量子假設與原子理論的最新發展》，1927年9月首次在科莫會議上宣讀，隨后先后收入會議論文集、以英文發表于《自然》（1928年），又被譯成德文發表在《自然科學》上。

數學家亨利·龐加萊（Henri Poincaré）1904年在圣路易斯國際藝術與科學大會上關于相對性原理的演講，也先后出現在《思想評論》（1904年11月）《數學科學通報》，并于1905年1月被譯成英文發表在《一元論者》（The Monist）雜志上。愛因斯坦本人也曾這樣反復發表同一份講稿內容，只是他的論文從未被貼上“撤稿”標簽。

金格拉斯和凱爾法維認為，把論文當成可計數、可標價的獨立產權單位的觀念，是20世紀50年代以后才逐漸固化的。二戰后大學和國際科研共同體迅速擴張，學術出版變成了圍繞訂閱制和版權管理運轉的高利潤行業。與此同時，論文記錄也成為高校決定聘任、晉升與經費分配的依據，出版商則借助版權轉讓協議、再到數字版權管理系統，不斷鞏固自己對科學文本的法律控制權。

普朗克的兩篇文章，正是在這種逐步收緊的版權與計量邏輯下，被施普林格的數字平臺事后追認為“問題文獻”。

諷刺的是，這種版權焦慮本身可能站不住腳。普朗克1947年去世，按多數司法管轄區的版權法，他的著作如今早已進入公共領域。出版商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與作者簽訂的協議，顯然也從未預見到日后會出現可以全球檢索的數字PDF檔案庫。兩篇論文至今仍能在非營利數字圖書館Internet Archive上免費讀到——該網站保存了《自然科學》從1913年到2001年間幾乎全部卷期的掃描版本——而在版權方施普林格自己的平臺上，讀者只能看到幾頁空白和一個“已撤稿”提示。

金格拉斯和凱爾法維在論文中直言，這起事件說明，由商業出版巨頭掌控的數字學術基礎設施，正在不動聲色地決定哪些歷史文獻還能被后人看到，他們呼吁施普林格恢復這兩篇文章在期刊官方平臺上的完整內容。

7月6日，他們的呼吁得以實現，兩篇撤稿論文被恢復了。

施普林格在7月6日恢復了兩篇論文 | 圖源：施普林格

普朗克案例的特殊性

普朗克的案例之所以特殊，是因為它和絕大多數諾貝爾獎得主的撤稿記錄性質完全不同。把Retraction Watch名單上的案例擺在一起看，撤稿原因大致可以歸為幾類。

第一類是真正的學術不端。榜首的塞門扎，因發現細胞如何感知和適應氧氣水平變化，與另外兩名科學家分享了201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他名下第一篇撤稿出現在2011年，原因是一名合作者被指操縱了多篇論文中的圖像；此后，PubPeer上的匿名用戶持續指出他參與的更多論文存在圖像重復、拼接痕跡，相關審查在2020年前后逐漸擴大。

截至目前，塞門扎名下被正式撤稿的論文已達15篇，是名單上撤稿數量最多的諾貝爾獎得主；學術誠信調查者伊麗莎白·畢克（Elisabeth Bik）等人指出，他另有數十篇相關論文仍處于編輯部調查或被要求更正狀態。

Retraction Watch 整理的諾獎得主撤稿案例 | 圖源：Retraction Watch

第二類是因合作者數據問題被牽連的復雜案例。197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戴維·巴爾的摩（David Baltimore），其撤稿記錄中最為人知的一例，是1986年與免疫學家特雷莎·伊曼尼希-卡里（Thereza Imanishi-Kari）等人聯名發表在《細胞》（Cell）上的一篇論文，被實驗室內部的舉報者指控數據造假。這起事件后來演變成持續多年的國會聽證與聯邦調查，巴爾的摩本人始終未被指認存在不端行為，卻在1991年同意撤回論文，并因此辭去洛克菲勒大學校長職務。1996年，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上訴委員會最終駁回了對伊曼尼希-卡里的全部指控，巴爾的摩也被正式平反，但他后來表示，這場風波幾乎影響了他的余生。

第三類是當事人主動承認錯誤的“體面”撤稿。201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弗朗西絲·阿諾德（Frances Arnold），在2020年1月通過社交媒體宣布撤回自己實驗室2019年發表在《科學》（Science）雜志上的一篇論文，原因是團隊無法重復實驗結果，且第一作者的實驗記錄缺失關鍵數據。她寫道，這件事很痛苦但必須承認，并為自己當時疏于把關道歉。這次撤稿在學術界獲得幾乎一致的好評，被視為科學家應當如何面對錯誤的范例。

還有一類更為微妙：197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格奧爾格·維蒂希（Georg Wittig），曾與合作者沃爾克·弗蘭岑（Volker Franzen）報告過一種環丙烷化反應，后來又在1964年的一封信中自我否定了這個結果；但2015年，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化學家彼得·陳（Peter Chen）等人重新做了類似實驗，發現他最初的結果很可能是對的——某種微量金屬雜質可能恰好催化了那個被他自己推翻的反應。這起“撤稿被撤稿”的插曲提醒人們，撤稿本身也未必是科學共識的終點。

普朗克的兩篇論文顯然不屬于以上任何一類。它們沒有造假，沒有數據爭議，甚至從未在他生前或身后的幾十年里被任何人質疑過。直到一套現代數字版權管理系統的出現，加上語焉不詳、記錄缺失的“人為失誤”，把九十年前一種再正常不過的學術表達習慣，誤判成了今天意義上的違規。

這正是金格拉斯和凱爾法維這篇論文真正想提醒讀者的事：撤稿這個詞，看似只是一項學術誠信工具，但它的含義本身也在隨時代變化。

當歷史文獻被裝進一套為今天的出版市場設計的分類系統時，如果審稿人只是機械式地按照系統檢索出的信息做判斷，而缺少對學術研究發展歷史的了解和敬畏，那么“撤稿”完全可能從一種糾錯機制，變成一種抹除記錄的意外。

幸運的是，兩位科學家對普朗克被撤稿事件的較真，修正了這個意外的錯誤，幫他洗脫了可能已經蒙受了十余年的冤屈。

參考資料

[1]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why-have-papers-one-history-s-most-famous-physicists-been-retracted

[2] https://arxiv.org/pdf/2605.17534

[3]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BF01475382

[4]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BF01488952

[5] https://retractionwatch.com/retractions-by-nobel-prize-wi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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