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樸是我國著名愛國民主人士,“七君子”之一。1930年11月,李公樸從美國留學歸國回到上海,創辦了《申報》流通圖書館、《讀書生活》及讀書生活出版社。
20世紀30年代,日本加緊入侵我國,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李公樸勇敢地站出來,不僅發表文章宣傳抗日,還積極投身于抗日救亡運動,先后被推選為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和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
1936年6月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舉行成立大會,他又當選為執行委員和常務委員。他和沈鈞儒等人一起,領導救國運動,反對國民黨錯誤的內外政策,團結各界人士共同御侮。
以下為如去注:
1925年的“一二九運動”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進一步高漲;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馬相伯、沈鈞儒、李公樸、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等280多人聯名發表《救國運動宣言》,旋即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2月21日,沈茲九、史良、王孝英、胡子嬰、杜君慧、陳波兒等發起組織上海婦女界救國會;接著,上海各大學教授救國會、大中學校學生救國會也紛紛成立。
在這種形勢下,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宣告成立;之后,北平(北京)、南京、武漢、天津等地也成立了各界救國會。到了1936年5月31日,宋慶齡、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等人發起組織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宣告成立。
全國各界救國會選舉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鄒韜奮等40多人為執行委員,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史良、沙千里、王造時、孫曉村、曹孟君、何偉等14人為常務委員。救國會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表示贊同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要求國民黨改變“先安內后攘外”的方針,聯合紅軍,共同抗日。
救國會的號召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華北、西北、華南等地區以至在旅居歐美、東南亞的華僑中,相繼成立了各界救國聯合會。救國會是當時最大的抗日救亡的民間組織,對于抗日救亡作出過巨大貢獻。
1945年冬,救國聯合會改名為中國人民救國會。1949年12月18日,救國會鑒于它所擔負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在北京宣告結束。
如去注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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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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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大胡子:沈鈞儒、張瀾、鮮英、李公樸
隨著抗日救亡運動規模不斷擴大和日益深入人心,日本侵略者對救國會的行為非常不安,不斷向國民黨當局施加壓力,要求逮捕救國會負責人。國民黨當局也對教國會團結抗日的正確主張越來越不能容忍,1936年11月22日派人逮捕了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王造時等七人,釀成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李公樸、沈鈞儒等人在上海因“救國有罪”被捕,這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義憤。全國各界愛國人士,紛紛發表宣言、函電和評論,掀起了一浪高過一浪的營救運動,要求國民黨當局立即無罪釋放“七君子”。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也以各種方式聲援“七君子”。1937年4月11日,毛澤東致電潘漢年說,起訴“七君子”,“完全違反民意,違反兩黨團結對外主旨,望即人京向陳、張諸君(指陳立夫、張沖,此為“中統”第一號、第二號人物,如去注)提出嚴重抗議,并求迅即具體解決。”
4月12日,中共中央在《解放》周刊創刊號上發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沈、章諸氏被起訴宣言》。《宜言》指出,救國會領袖“以坦白之襟懷,熱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態度,提倡全國團結,共赴國難,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此實我中華男女之應盡責任與光榮模范,而為中國及世界人民所敬仰”,要求立即釋放他們。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在中國共產黨的呼吁和全國人民的要求下,7月30日國民黨江蘇高等法院根據蔣介石的旨意,以“沈鈞儒等各被告危害民國一案,羈押時逾半載,精神痛苦,家屬失其贍養”為詞,裁定停止羈押,交保釋放。7月31日下午,李公樸和沈均儒、章乃器、鄒韜奮、沙千里、史良、王造時勝利出獄。
1938年10月,李公樸和夫人張曼筠以及姨侄張則孫從重慶出發奔赴延安,11月24日到達。11月28日晚上,毛澤東來到交際處招待所看望李公樸夫婦。彼此熱烈握手,相互笑語寒暄。走進窯洞,大家圍火盆而坐。在座的還有生活書店的職員谷軍,他是來投考魯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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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28日,毛主席會見李公樸
毛澤東再次表示歡迎他們來延安訪問參觀,并向李公樸了解國統區人民的生活狀況,了解出版發行工作方面的問題。李公樸一一作了回答,并向毛澤東談及了來延安途中的見聞,還就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各校的教育方針、教學方法、教材、校風以及華北游擊區的軍事、政權、教育等問題,認真向毛澤東請教。
毛澤東對這些問題作了詳細的介紹,并指出:“敵人在攻陷粵漢之后,還要繼續進攻西安、宜昌、衡陽、南昌、韶關以及粵閩的幾個重要城市的。這些地方,在目前雖然不會立刻失掉,但遲早終不免要失掉的。這樣,將來我們的后方更要縮小,可以利用的后方更小。因此,書業界的工作便不得不向游擊區去謀發展,同時,也是適應那邊的需要,工作的地域大概可以分為華北、華中、華南三區,每區的游擊根據地可以作為經營的中心地點。工作必須與當地的軍隊取得聯絡,與自己在后方的店取得經常聯系是不可能的了,因為交通太困難。所以各地區的工作又必須是獨立的,自印自賣,印出的書本,應該也只能是薄薄的了。”
最后,毛澤東說:“延安是一個抗日的實驗區,一切都在試驗中進行工作,既無什么神秘的、了不得的好處,也沒有像有些人說的那樣莫明其妙的壞處。”
夜漸漸深了,毛澤東該回去休息了。李公樸拿出畫冊請毛澤東題字。這畫冊是一部裝裱精致的紀念冊,叫《丁丑書畫集》,又叫《長城集》。集子首頁是張曼筠1937年春繪的一幅長城畫,當時在獄中的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沙千里、王造時都為“長城畫”題了詞。
毛澤東在畫幅上題了那首“不到長城非好漢”的舊作一一《清平樂.六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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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給李公樸題詞:不到長城非好漢
以下為如去注:
《清平樂·六盤山》是主席1935年10月所寫的一首詞,是主席翻越六盤山時的詠懷之作,抒發了“長纓在手”定當“縛住蒼龍”的革命豪情。全文是:天高云淡,望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其中“不到長城非好漢”一句,人們常有誤解。1935年時,日本已經占領了東北三省,在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政權,并且把矛頭伸向中國的長城一帶,企圖侵略華北。
面對日軍的精良武器,中華兒女的傷亡也是慘重的,但還是有很多中國人,不怕犧牲、前仆后繼,戰斗在長城內外。因而,這里的“長城”其實代表了中華民族抵御日本侵略者的斗爭最前線。“不到長城非好漢”這樣一句詩,其實是:中華好男兒,就應該戰斗在保衛祖國的第一線!
“不到長城非好漢”和體力無關,并不是說體力夠強、能登上過長城就是好漢。
如去注畢。
1946年7月11日,李公樸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次日身亡。
7月13日,毛澤東、朱德聯名致電李公樸夫人張曼筠,表示悼唁:“驚悉李公樸先生為反動派狙擊逝世,無任悲憤!先生盡瘁救國事業與進步文化事業,威武不屈,富貴不淫,今為和平民主而遭反動派毒手,是為全國人民之損失,抑亦為先生不朽之光榮。全國人民必將以先生之死為警鐘,奮起救國,即以自救。肅電致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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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害李公樸的劊子手伏法
文后說明:
文中相關史實來自于《毛澤東與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獻出版社 尚同編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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