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服務壁壘、接軌國際規則！長三角多方共話民營經濟跨域發展與出海合規

近日，“長三角民營經濟”與“高端功能服務”融合探索閉門研討會（暨“長三角區域經濟研修坊第二期活動”）在上海舉行。本次會議由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立信會計師事務所、上海金融業區域經濟應用創新研究樞紐三方聯合主辦，《國際金融報》為獨家支持媒體。

現場，圍繞“‘會計—金融—法律’高端服務功能的協同構建”這一議題，與會專家與企業家代表從宏觀戰略、專業服務協同以及企業出海實操等多個維度，深入交流了當前高端服務需求與協同中存在的挑戰，為長三角民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建言獻策。

王尊君 攝

張珺涵：構建三維融合高級功能

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副教授張珺涵指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已進入全面深化新階段。上海作為長三角“龍頭”城市，其核心功能正從“集聚輻射”向“規則引領、價值輸出、全球鏈接”加速躍遷。在此背景下，金融、會計、法律三大核心服務業的深度融合，已成為衡量上海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的關鍵標尺。

“盡管上海已擁有陸家嘴金融城、國際會計中心、浦東國際法律服務園等高端載體，但當前三大服務業普遍存在‘重對接、輕引領’‘重服務、輕規則’‘重規模、輕能級’的問題。”張珺涵表示，構建三維融合服務的高級功能，不僅是上海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更是服務長三角、參與全球競爭的戰略使命。

她進一步闡釋了“高級功能”的內涵，即在全球價值鏈中具有控制力、定價權、規則制定權和最終裁決權的功能，具體包括規則制定、定價與估值、跨境監管協調、復雜爭議解決、全球服務交付五個維度。張珺涵認為，上海具備制度型開放先行、高端要素集聚、“五個中心”疊加、法治與專業服務高地、國際化程度與數字化基礎等五大獨特優勢，這為上海從“服務提供者”向“規則引領者”轉型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戰略框架上，張珺涵提出上海應成為全球服務業規則的“策源地”和“試驗田”，具體構建“三大中心”：依托浦東和臨港，對接CPTPP、DEPA等規則，形成“上海規則”的國際金融規則適配中心；針對新經濟、新業態，探索補充性會計準則的會計審計標準創新中心；打造“訴訟、仲裁、調解、重組”四位一體的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心。

“金融是動力系統，回答‘往哪流動’；會計是認知系統，回答‘值不值錢’；法律是治理系統，回答‘能不能做’。”張珺涵強調，三者應形成有機閉環，通過構建“法律定規則、會計定價值、金融定交易”的閉環，推動規則持續優化與能級螺旋上升。

嚴盛輝：破解跨區域發展痛點

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嚴盛輝結合服務民營上市公司的實踐經驗，剖析了企業在跨區域發展中面臨的現實困惑。她指出，長三角地區民營經濟總量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50%，跨區域發展已成為常態。然而，伴隨產業梯度轉移、產業鏈協同加深以及資本運作頻繁，企業在金融、會計、法律服務領域仍面臨諸多痛點。

在金融服務方面，嚴盛輝表示，企業普遍反映存在“融資高山”問題。“跨省市的信用體系尚未完全打通，企業在A地獲得的授信額度難以在B地有效使用。不同地區的銀行對民營企業尤其是跨區域企業的風險評估標準不一，導致融資成本上升。”她坦言，當前金融服務的一體化水平與實體經濟需求之間仍存在明顯差距。

在會計服務方面，她特別強調了“數智會計”理念。嚴盛輝認為，會計在長三角區域經濟及民營經濟運行中發揮著“商業語言”的作用，通過統一“度量衡”，可使跨省市項目在可估值、可比較上更有廣度與頻度。但在現實中，同一集團在不同省市的子公司稅務處理不一致、跨區域投資的合并報表編制困難等問題依然突出。

在法律服務方面，嚴盛輝指出，長三角地區各地方法規、司法實踐仍存在明顯差異，企業面臨合同執行地域差異、知識產權保護不平衡、勞動人事跨省管理難以及行政監管“碎片化”等“孤島”困境。

針對上述挑戰，嚴盛輝提出四項協同建議：一是推進金融服務一體化，建立統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臺；二是深化會計服務協同，推廣“數智會計”理念并建立區域會計管理合作機制；三是完善法律服務網絡，推動長三角地區法律服務一體化；四是加強“會計+法律+金融”的跨界協同，形成系統化的服務體系。“我們期待與各位同仁一道，推動金融、會計、法律服務從‘各自為陣’走向‘深度融合’。”嚴盛輝說。

彭寅生：以專業協同護航企業跨境發展

浙江聯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彭寅生從企業實操視角，分享了企業在跨境經營與跨區域發展中的難點與應對經驗。

“聯化科技處于化工產業鏈前端環節，行業監管嚴苛，法律、環保、安全等各方面要求都很高。”彭寅生表示，公司在英國、馬來西亞設有海外基地，跨境財稅與財報合并對團隊能力提出了極高要求。

“國內的稅務、會計人員不能只懂國內會計準則，必須同步掌握海外兩地的會計準則與市場規則。”彭寅生表示，同時，多幣種經營帶來的匯率風險及海外報表合并難題，是企業需要解決的常態化問題。

在合規管理方面，彭寅生重點強調了資金流動合規與信息隱私合規，“公司搭建了跨境資金池，實現集團資金統一調度，所有流程均嚴格按照外管局要求完成審批備案，確保‘合同內容、業務流水、資金流’三方匹配對應”。

針對海外數據合規紅線，彭寅生直言，“我們HR曾在英國開展招聘工作，國內常規做法是讓應聘者發送包含照片、出生日期、性別、年齡、學歷的簡歷，但在歐洲，這類個人信息材料嚴禁通過郵件傳輸，違規最高可處罰2000萬歐元。跨境數據高度敏感，國內外合規規則差異極大，企業如果不提前熟悉規則，很容易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觸碰合規高壓線。”

此外，彭寅生還分享了公司在知識產權與商業秘密保護方面的落地機制，包括配備專職法務團隊、統一標準化合同體系、主動完成知識產權體系認證以及常態化配合客戶開展PSP商業秘密保護審計。

在談及CDMO模式的發展時，彭寅生表示，“約25年前，行業僅有CMO模式，知識產權全部歸屬海外合作方。隨著合作深化與企業技術升級，我們在生產過程中投入了自有能耗、技術研發、工藝優化等成本，并在合同中明確標注我方研發貢獻與價值占比。我們不只是代工生產，而是根據客戶需求，提供適配性最高、最貼合需求的定制化產品與技術生產服務。”

“這類企業模式與普通純貿易企業最大的區別，就是高度依賴雙方的信任與誠信體系。”彭寅生表示，“正是因為我們長期堅守合規經營、嚴守知識產權與商業秘密，才能獲得海外頭部企業的深度信任，這也是支撐企業長期穩健國際化發展的核心根基。”

記者 潘潔

編輯 潘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