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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馮杰散文集《懟畫錄》
文/薄余豐
縱觀馮杰作品的創作風格,有兩大標志性特色,一是其傾數十年之力費心營造的“北中原”景觀,二是因文畫結合所形成的跨媒介審美張力。前者在文學地理的范疇內,呈現原鄉情結,開掘文化想象空間;后者則通過圖像與文字的相依共生,展現不同藝術門類之間互動融合的多元可能。如果說“北中原”構成了作家賴以棲息的精神故土,那么“文畫結合”就是其縱情馳騁的藝術雙翼。畢竟,對馮杰而言,無論是連綴成冊的集子,還是副刊上的散文,文和畫多如影隨形,一如作者所言自己的文章:“是用文字作顏色加上小聰明而表演的一塊小道場。”在一眾文學實踐之中,這一特點得到充分彰顯的當數散文集《懟畫錄》。
馮杰是一位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潤頗深的文人,其“文畫結合”的創作姿態,固然有家庭環境、童年經歷、個人興趣等多方面的影響,但作為創作源頭的精神支撐,是沾染著神秘主義色彩的原始巖畫,是體現魏晉風度六朝美學的《洛神賦圖》,是蘇軾瀟灑揮就的“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是張岱融合了創作實踐的“詩畫不同論”,這些文化資源或作為顯性文本出沒于馮杰文章各處,或轉化為精神基因藏身在字里行間,共同搭建起其“左手詩文,右手書畫”的創作格局。
在散文集《懟畫錄》中,“文畫結合”首先體現在外觀層面,即每篇散文后都配有作者的精心插圖。趙憲章認為,在中國古典美學的話語系統中,“文圖關系”經歷了一個復雜的演化過程,首先是文字出現之前的“語圖一體”,逐漸發展為文本時代的“語圖分體”,最終演變為宋元以后的“語圖合體”。在第三階段,語言文字和繪畫圖像被共置于同一界面,相互補充、映襯、闡釋、碰撞,乃至消解,迸發出絢麗多彩的美學火花。
在行文的內在層面,畫充當了結構整本集子的一條線索。通觀全書,作品沒有被框定在特定的題材邊界之內,作者的行文重心也并未局限在畫作本身,而是借由繪畫對象說開去。與其說畫被鑲進書名成為本體,放置于比文更重要的位置,還不如說,畫發揮著敘事功能上的作用,串連起“人物”“翎麟”“草蔬”“獸蟲”“雜項”與“虛實”,為作者提供乘興漫游的空間。
《懟畫錄》中“文畫結合”的另一體現是:作為歷時敘述的文字蘊含著繪畫圖像的特征。繪畫較之文字更具象,帶給人強烈的沖擊力,其重要一點就在于多彩顏色的使用。馮杰對顏色十分敏感,筆下顏色詞語的運用蔚為大觀,加之其不喜束縛,有意“越軌”,常用新奇的色彩描繪尋常事物,使表達構成內在的沖突張力。如《畫丹竹記》中,作家師法蘇軾,一反墨竹綠竹的常規圖樣,用丹竹刻畫余光中的詩人品格;又如《畫梅記》中借一枝綠梅完成晚明遺老與當下世風的對話,致力于士人精神的重塑。此外,由于詩人的經歷,馮杰還擅長用文字雕琢意象,建構一種畫境。
馮杰以畫為媒,自由地穿梭于民間傳說、歷史故事、繪畫技法和文壇軼事之間。從“蘇東坡不會玩微信”的玩笑之語,到行走在鄉村年畫中的“捉鬼鐘馗”,再到虛實相生的“朱砂作畫”,還有詩文舊友的索畫趣聞,馮杰實現了對傳統歷史人物的解構與重構、對私人情感記憶的追溯與感懷、對浮躁庸常世相的批判與摒棄,最終達成通俗與高雅、莊嚴與詼諧、文人風骨與民間立場多方面審美趣味的融合,形成斑斕的“文字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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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張益嘉
審 核 | 張建全
終 審 | 張嘉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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