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酷吏存在的理由

漢代出現過酷吏，不管是張湯還是杜周，都算是酷吏。還有來俊臣。也算酷吏，尤其是武帝劉徹當國的五十三年，出產的酷吏非常多，而且個個出類拔萃。酷吏存在是有理由的，主要還是獲得了皇權的庇護，甚至被默認為合法合理的存在。

酷吏張湯辦過“巫蠱案”，治理過淮南王劉安、衡山王劉賜、江都王劉非的謀反案，升任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他辦案非常嚴酷，使用各種手段，最終讓犯人屈服。他敢蔑視法律，總是按照皇帝劉徹的好惡來辦事，又總是做的那么完善，眾人難以公開指責他什么。杜周是張湯手下的廷尉史，沒過多久就升為御史。他出差巡視邊遠的郡縣，殺了不少人，辦了不少陳年累月的積案。回長安，奏報朝廷以后，被皇帝賞識，升任御史中丞。他辦案的套路和張湯的套路是一樣的，一切以漢武帝劉徹的好惡為基礎。皇帝看不上誰，他就去整誰，而且一定要整出個名堂來，把這個人整死為止。如果皇帝看得上誰，或者說他在整一個人的時候，皇帝改變了主意，那么他就立刻判這個人無罪，而且想盡各種各樣的方法為這個人開脫。曾經有人到杜周的家里喝酒，要和他推心置腹說一番話。這位朋友說杜周并不執行法律，也就是不按照“三尺法”上規定的律例辦事，只是一味迎合皇帝的要求，怕別人指責他。他毫不以為意，認為所謂的“三尺法”是皇帝制定的，按照皇帝的意思去辦事，就是遵守法律。也就是說，皇帝說的話就是法律，皇帝的喜好，就代表法律的方向，沒必要顧及什么法，只需要迎合皇帝的意思就可以了。

酷吏辦事，一般都依照皇帝的喜好，或者說以皇權作為背書，當然做起事來就會沒有下限，想要整誰，就能把誰往死里整，想要為誰開脫，即便這個人已經犯了死罪，也可以讓他們輕松出獄。酷吏就是皇帝手中的一張王牌，皇帝想整誰，就讓酷吏去整。長此以往，很多人就不敢隨便說話，不敢隨便搞串聯。當酷吏升任三公的時候，就證明皇權已經承認了他們的存在。或者說他們是皇帝手中的一把利劍，專門用來打擊政治對手。倘若那個時候皇帝用反腐敗作為手段，來直接打擊政治對手，就算比較拙劣的，因為每一個官員都貪污腐敗，并不可能借助反腐敗的手段，把政治對手整下臺。而皇帝利用酷吏來整事兒，打擊政治對手，簡直一整一個準兒。司馬遷的《史記》專門寫過《酷吏列傳》，記載漢初至武帝時期十余名酷吏事跡，重點刻畫寧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縱、王溫舒、尹齊、楊仆、減宣、杜周等人。郅都任濟南太守時族滅瞷氏首惡，使郡中不拾遺；張湯治獄嚴酷卻廉潔，首創‘腹誹罪’；王溫舒任河內太守時殺戮，致流血十余里。司馬遷將酷吏分為兩類：郅都、張湯類雖用法嚴苛，但抑強扶弱；周陽由、義縱類執法酷烈，波及無辜。皇帝就是借助酷吏的手，強化中央集權，卻導致犯法的人逐漸增多，盜賊蜂起。

本來法律是限制所有人的，卻成了皇帝隨意擺布的工具，也成了酷吏們手中隨意玩弄的工具。酷吏會聽皇帝的話，想要整誰就直接整，而且冠以法律的名義，至于用怎樣嚴酷的手段，就是酷吏說了算的，而不是被審判的人說了算的，也不是法律能夠規范的。酷吏并非都是貪污腐敗之徒，有一些酷吏本身就是清官，而且非常有名，不接受私人饋贈。只是他們辦案的手段過于嚴酷，讓很多人不寒而栗。酷吏郅都是歷史上最早的一個酷吏，還是一個清官，從不收受賄賂。他按照漢景帝的旨意，到濟南郡做官，要整治當地的豪強。當地的豪強三百多家，相互勾結作惡。當時的太守要看豪強的眼色行事，并不能自己做主。郅都行事狠辣，將名氣最大的豪強抓起來，全部當街斬首，把當地的人全都震懾住了，沒有任何一個豪強敢反抗。僅僅過了一年，濟南郡成了漢朝治安條件最好的郡，犯罪的人都銷聲匿跡。漢景帝讓郅都擔任中尉，管理京城內的治安。皇親國戚依仗著家族的勢力，不把法律放在眼里，前幾任中尉都不敢約束他們。郅都上任之后，只要有人犯罪，不管身份如何，都依照漢朝的法律懲處，絕不法外留情。京城的權貴都害怕他，給他起了個綽號，叫“蒼鷹”。郅都敢于對抗皇親國戚，憑借的是皇帝和太后的支持。后來郅都逼死了漢景帝的長子劉榮，被竇太后找到機會賜死，算是給自己制造了災禍。

郅都以后有十幾個酷吏出現，但清廉程度都不如郅都。酷吏的后臺是皇權，倘若沒有皇權的庇護，酷吏很容易被同僚彈劾，也很容易死得很慘。一般情況下，酷吏會成為皇帝手中的利劍，既可以打擊政治對手，又可以整治皇族內部的不良現象，甚至可以消解皇族內部的矛盾。但酷吏只是皇帝手中的利劍，皇帝用得著就用，用不著就可以隨意丟棄。何況皇族內部的關系錯綜復雜，矛盾非常多，并不是一兩個酷吏能夠完全整治過來的。酷吏甘愿為皇帝驅使，當然就有可能升官發財，也有可能身敗名裂。關鍵要看酷吏是否能夠做到平衡各種關系，是否能夠全身而退。可是酷吏往往聽皇帝的，而皇帝并非統治江山一萬年，也有壽命，有時候和太子的意見完全不一致，有時候又和太后的意見不一致，酷吏只是聽皇帝的意見，那么就很可能招致太子或者皇太后的記恨，身敗名裂也是理所當然的。酷吏的辦案手段非常厲害，會用各種酷刑來折磨犯人。有成語請君入甕的故事，說的是酷吏對酷吏使用酷刑的手段。唐朝武則天時期，酷吏周興設計許多慘無人道的酷刑對付囚犯。有人密告武則天，說周興想謀反，武則天派另一個酷吏來俊臣去查辦。來俊臣請周興喝酒，詢問對付囚犯的辦法，周興說在大甕中注水，把犯人弄到里面，在大甕下架火燒，犯人就承認了罪狀。來俊臣請周興入甕，周興立刻慌了，招了罪狀。

古語說：“多行不義必自斃。”酷吏就是這樣，總是害人害己，而他們甘愿當皇帝的工具人，甘愿當皇帝手中打擊政治對手的利劍，最終難免落得兔死狗烹的結局。但這樣的人確實是存在的，而且有存在的正當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