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學術打假，還是網絡私刑？

最近，清華大學教授肖鷹公開舉報青年作家蔣方舟，稱其人大碩士論文存在嚴重抄襲和普遍造假。這場舉報從去年8月就已開始，肖鷹多次發文，蔣方舟隨后也作出回應，否認了抄襲、洗稿、全面造假等一系列指控，并指出對方以“學術打假”為名，對自己進行了長時間的網絡暴力。最終，中國人民大學發布調查結果：蔣方舟的論文部分注釋和個別文字表述存在學術不規范，但未發現學術不端問題。

結果出來了，輿論卻并沒有變得一致。有人拍手叫好，認為蔣方舟也該被查一查；也有人覺得，這種舉報方式本身就是一種學術霸凌。有意思的是，就在幾個月前，從北航退學的博士生耿同學也在網上掀起了一場學術打假風暴，接連舉報多位擁有“長江學者”“杰青”頭銜的教授論文造假，最終多人被免職，輿論幾乎一邊倒地為他叫好。

同樣是公開舉報，為什么耿同學收獲的是掌聲，肖鷹的舉報卻充滿爭議？學術打假的邊界，究竟在哪里？

我們需要先界定概念。這篇文章所稱的“學術打假”，特指以公開舉報的方式，指控某個學者的學術論文存在抄襲、偽造等學術不端的現象。但這種公開舉報，究竟是在維護公正公義，還是某種霸凌和迫害的手段，值得我們就事論事地分析。

這里，我們可以借助一個思維工具——“目標-手段”分析框架，來把問題看得更清晰。

01“目標-手段”框架

討論之前，簡單介紹一下這個工具。

“目標-手段”是一種結構化的思維分析方法，也是C計劃多個思辨課程中的核心工具之一。它能夠幫助我們在面對一個行動或決策時，不被情緒或立場帶著走，有步驟地審視它是否合理。具體而言，分三步：

第一步，發現真正的目標。很多時候，我們容易被表面的目標局限。比如一個人說要減肥，表面目標是“把體重降下來”，于是選擇一天只吃一頓飯。但如果追問下去，深層目標其實可能是“變得更健康、更有精力”，那么解決方案的視野就會大大拓寬——不僅要關注飲食，還需要考慮睡眠、運動、情緒管理等多個方面。重新定義目標后，選擇的手段就會不一樣。

第二步，列出并評估手段。在明確目標后，從四個維度逐一審視手段：

· 有效性：這個手段能有效達成目標嗎？

· 可行性：這個手段在現實中是否行得通？

· 負面性：采取這個手段會帶來哪些不良后果？

· 必要性：是否是必須的手段？尤其是在其有明顯負面性時，是否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方案？

第三步，做出結論。綜合對目標及手段的評估，得出“認可”、“不認可”或“部分認可”的判斷。

雖然這套流程看起來比直接行動要慢，但它能幫我們避免因思維局限而做出低效或有負面影響的決策，是一種“磨刀不誤砍柴工”的思考方式。

回到學術打假這件事，我們用這個框架來復盤。

學術打假的目標，大多是為了揭露學術不端的行為。更進一步追問舉報人究竟是為了公義、推動制度的進步，還是為了報復某個個體、以泄私憤——或許并沒有那么重要。

因為舉報人更深層的動機，并不會影響學術不端的事實成立與否。而學術不端本身就是一個極其糟糕、惡劣的行為，揭露學術不端的目標本身是正當的。

可是，使用公開舉報這樣的手段合適嗎？從“目標-手段”框架來看，這里最需要審視的是兩個維度：負面性和必要性。

02
【負面性】公開舉報可能帶來什么傷害

最典型的負面效應有兩個。

第一個負面效應，是控告可能失實。

公開舉報，并非依據某種程序進行，缺乏證據交換、相互質證、辯護等環節，事實判斷可能出錯。要避免出錯，會對控告者苛以更高的舉證義務。

這也是為何耿同學的打假能得到一致的認同和肯定。耿同學打假，是基于從邏輯、常識都難以辯駁的數據問題，志愿者團隊內部反復驗證，還會和外部采用不同方法論的團隊交叉驗證，每一例舉報的證據都能做得扎扎實實，被指控者甚至無從辯駁，最終官方的調查也幾乎認可了耿同學的判斷。

而肖鷹提出的問題與最終調查認定的問題之間，則存在相當的落差。例如肖鷹指控，蔣方舟論文摘要開頭與另一篇論文“文字高度重合”，構成無注釋抄襲。蔣方舟的摘要第一句話是——“瑪麗·雪萊（1797-1851）是著名哥特小說，同時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的作者。”蔣方舟對此回應：這些是人名、書名和文體名稱。世界上任何一個人介紹這本書，都必須使用這種概述。這樣的例子，難以說得上是“抄襲”或“造假”的鐵證。

第二個負面效應，是網絡輿論的不可控。

公開舉報天然會觸發輿論傳播，可能給當事人帶來和其過錯不相匹配的巨大傷害。舉報者雖然不能為所有網絡攻擊負責，但需要意識到其措辭和證據強度可能影響輿論懲罰的規模。

例如肖鷹對蔣方舟的指控，是“系統性造假”，引發的輿論反應和攻擊也是劇烈的。而最終人大查實，蔣方舟更多的是引用注釋錯誤或不規范。蔣方舟當然在這一行為上有過錯，但此前排山倒海式的輿論攻擊，真的是和她所犯的過錯相匹配的嗎？

03
【必要性】公開舉報是唯一的手段嗎

正因為公開舉報會有這些問題，我們需要追問它的必要性：它是必要的、最后的手段嗎？如果不是，公開舉報的正當性就會被削弱。

在耿同學和蔣方舟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樣的權力結構。

耿同學的舉報，更偏向于來自草根的、由下至上的對學術界權力高者的指控，是在中國的學術監督機制失靈甚至癱瘓的情況下的一種外部監督。它突破組織內部利益關系、推高調查壓力、并利用輿論的關注來保護弱勢舉報者，它的正當性自然是更高的。

但肖鷹作為清華大學的教授，作為一個在學術體制內掌控著話語權的人，對清華大學曾經的學生蔣方舟發起的指控，則有著完全不同的權力格局。

當然，蔣方舟作為一個有知名度的公眾人物，也有著一定的輿論話語權與之抗衡。但一個教授在未先行通過校內學術監督機制進行舉報的情況下，貿然發動大規模輿論對曾經的學生加以羞辱式的指控，雖然不算是完全的以強凌弱，但其正當性仍值得質疑。

04
一把雙刃劍

總的來說，放在“目標-手段”框架下，學術打假的目標是正當的，但公開舉報作為一種手段，其負面性和必要性需要被嚴格審視。

公開舉報這件武器，作為弱者維權、發聲的工具，它有用、它很重要。同時，這種工具也很危險，一旦事實證據出現紕漏、輿論攻擊作為一種懲罰超乎應有的比例，就可能變成一種霸凌和迫害。

有的人可能不喜歡蔣方舟的文字，甚至不喜歡她這個人，也有可能她的論文確實水平有限、造詣不精，她所有的文字和行為都可以就事論事討論。但動輒以大字報的方式，以學術批評為名，將對論文的質疑擴大為對個人人格、品行甚至私生活的攻擊，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網絡私刑。

文案：藍方

編輯：阿無

排版：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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