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 | 終于對美“幻滅”？印國內“去美國化”戰(zhàn)略大辯論來襲

本文共8618字

閱讀預計22分鐘

作者|哈皮蒙·雅各布

編譯|張謙和

編譯審核| 劉星君

本期編輯|宋可馨

本期審核| 朱依林

編者按

印美關系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急轉直下，引發(fā)印度戰(zhàn)略界焦慮，同時也促使其重新思考過往對外戰(zhàn)略。哈皮蒙此文正是其中代表。正如部分分析人士指出，此文將“印度私下悄聲討論的話題擺上臺面”。文章先從印巴美三角關系出發(fā)，指出當前美巴關系升溫，雖在情感上刺痛印度，卻不會帶來結構性影響，因為印度對巴政策出于印度自身需要和判斷，并不因美國意志而改變。然而，在對印度更為重要的對華戰(zhàn)略上，印度卻長期將自身與美國錨定。這一錨定有其歷史和現(xiàn)實原因。作者指出，美印關系并非所謂“天然同盟”，而是圍繞中國問題、印度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貿易擴張和僑民政治所形成的戰(zhàn)略趨同，其中共同應對中國更是關鍵核心。然而，隨著美國對印度更加交易化、對巴基斯坦重新示好、僑民作用受限，以及美國主導秩序自身動搖，美國能為印度帶來的效用正在減少，問題卻在增加。印度完全沒有必要為了解決“中國問題”，而引入分量近似的“美國問題”。更關鍵的是，印度若要實現(xiàn)自立自主，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就離不開能力建設；然而，多年來的印美趨同，使印度產生了一種仿佛美國能力就是自身能力的錯覺，而這種錯覺反過來又阻礙印度致力于自我提升。正因如此，印度應探索大戰(zhàn)略“去美國化”，真正以自身利益為基礎構建對華、對美戰(zhàn)略。以中國視角看，哈皮蒙此文已屬后知后覺。中國學界很早就指出，印度過度對美貼靠、充當反華馬前卒，終將損害印度自身利益。即便如此，此文在印度戰(zhàn)略界仍屬登高一呼，隱隱有引發(fā)新一輪印度戰(zhàn)略大辯論之勢，或有望在未來推動重塑印度戰(zhàn)略邏輯。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 TRT World

新德里的戰(zhàn)略圈，幾乎沒有一天不在焦慮討論美國。即便那位精力充沛的年輕美國大使不斷釋放魅力攻勢，掛著親切笑容，還嘗試吃多薩餅，這種焦慮也難以消除。在唐納德·特朗普當總統(tǒng)的日子里，每天早晨都會有新的不安信號出現(xiàn)，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會傳導到新德里。眼下，這種焦慮大多與巴基斯坦相關，因為華盛頓再次向“拉瓦爾品第”（Rawalpindi，巴基斯坦陸軍總部所在地，代之巴軍方）示好。訪問、贊揚、高層接觸，以及巴基斯坦軍方這個印度花了二十年試圖孤立的政治力量正被美國逐步“平反”，這一幕幕足以刺痛新德里較為敏感的人。新德里幾乎沒有多少人愿意談論夏巴茲·謝里夫總理在華盛頓與德黑蘭和平協(xié)議上簽字一事，并不是因為我們沒有注意到，而是因為它難以啟齒。

一、美國的巨大背叛

不妨就用“背叛”一詞吧。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損害印度利益、傷害印度自尊、冒犯印度人民的頻率，超過人們記憶中任何一屆美國政府。美國重新親近巴基斯坦，就像是你認的朋友往你傷口上又撒了一把鹽。這種苦澀可以理解，但在我看來，不少人抱怨錯了方向。

說句公道話，我們確實因美巴關系感到不適，這種背叛感真實存在。然而，這種傷害更多是聲譽性和政治性，而非結構性的，它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具有決定性后果。巴基斯坦像過去一樣，利用一次罕見的外交契機自我粉飾。但這些舉措對南亞地區(qū)實際權力格局的影響微乎其微：無論美國采取何種行動，印度始終占據(jù)主導地位。印度人以前不止一次看過類似景象：20世紀80年代，巴基斯坦是前線國家，是華盛頓支持阿富汗圣戰(zhàn)的通道；普雷斯勒修正案（美國1985年通過的法案，要求美國總統(tǒng)向國會證明巴基斯坦沒有核爆炸裝置，否則美國將中止對巴援助）時期，美國對巴制裁時斷時續(xù)；2001年之后，巴基斯坦又幾乎一夜之間搖身一變成為美國反恐戰(zhàn)爭中不可或缺的對象，并由此重獲接納。

事實上，巴基斯坦、美國與印度之間這場故弄玄虛的游戲早在1971年12月，那艘臭名昭著、如今已經退役的“企業(yè)號”航母駛向我們的時候（美軍干預第三次印巴戰(zhàn)爭），就已開始。每一次，華盛頓對拉瓦爾品第的偏愛都會考驗我們的神經；每一次，我們也都保持了自身政策完整性。我們知道美國的“巴基斯坦劇本”，也知道如何在美巴曖昧關系影響下與之共處，畢竟美巴兩國不過各取所需，絕非真正盟友。

即便是美巴關系最好的“糟糕年代”，我們也能安然度過，原因只有一個：我們的巴基斯坦政策從未美國化，從未依賴華盛頓。它由國內所有、由國內驅動，也自然具有國內政治屬性。華盛頓無法規(guī)定，華盛頓也無權修改。當美國人接近巴基斯坦時，我們承受代價并繼續(xù)前行，受傷的不過只是舒適感和自尊心，而這并非無法克服。這正是我們處理巴基斯坦問題時一種被嚴重低估的力量：盡管華盛頓多數(shù)時候偏向巴基斯坦而非印度，但它從來不是印度巴基斯坦政策的根本。

因此，美國在巴基斯坦問題上的情緒搖擺，包括特朗普的搖擺，都是一個已有答案的老問題。如果你還愿意繼續(xù)讀下去，請記住這一點，因為它是理解下文一切的關鍵，盡管本文并不是關于巴基斯坦的文章。

二、一種誕生于威脅、

制裁與焦慮的關系

今天，真正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中國，以及過去四分之一世紀塑造印度對華政策的地緣政治架構。中國是印度的主要矛盾：它既是印度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也是近鄰，更是一個我們無論如何都必須回應的問題。

不過，要理解中國故事，我們首先必須追溯并理解當代印度的美國故事。

新德里與華盛頓彼此接近，既非經過深思熟慮的戰(zhàn)略選擇，也并非一段愉快的合作歷程。相反，它誕生于焦慮、不安全感和對孤立的恐懼，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本世紀初美國的壓力。對我們而言，20世紀90年代是一個深感不安的十年。幾乎一夜之間，我們失去了蘇聯(lián)這個為我們的安全背書、補充我們國防庫存、并讓我們感到自己是重要全球大國的庇護者。此外，我們接近破產，一度看起來像是一個無可救藥的國家：外匯儲備只夠支付幾周進口，黃金被抵押以獲得緊急貸款，危機迫使一個封閉了四十年的經濟體打開大門。我們需要西方投資、技術和市場準入，這關乎生存，而非偏好。但華盛頓更感興趣的是規(guī)訓印度，而不是接觸。

印度是一個依賴秩序的國家。我們崛起于穩(wěn)定的國際秩序，而且仍在其中崛起，美國曾是這一秩序的基石。

也正是在那些我們因形勢所迫轉向西方的那些年，華盛頓方面對我們的施壓最為猛烈，影響也最為深遠。克什米爾、巴基斯坦和核武器——克林頓政府的高級官員在上述若干對印度而言最為重要的國家安全問題上，告訴印度該如何如何。美國因此成了印度幾乎無力忽視的不速之客。

1998年印度核試驗引發(fā)美國制裁，并帶來新一輪孤立。然而，它們也迫使印度與華盛頓展開更深層接觸，最終拆除了印度所謂的“核種族隔離”，并將印度帶入全球核主流。隨著時間推移，我們留在這段關系中的理由已經超越解除制裁本身，并固化為一種更結構性、更廣泛的東西。經濟自由化進一步把我們拉向西方資本和技術，因為這些東西別處無法提供。與此同時，蘇聯(lián)解體暴露出印度在國防和技術上近乎完全依賴俄羅斯。

而中國問題，則是那個把新德里和華盛頓拉到一起的巨大壓力點。數(shù)字令人清醒：2001年印度GDP約為4850億美元，而中國為1.34萬億美元。彼時中國才剛開始讓兩國感到不安，但即便如此，也足以把印度拉入美國軌道。正如拉賈·莫漢所說，印度已經決定“越過盧比孔河”（凱撒于公元前49年率軍越過盧比孔河公開發(fā)動內戰(zhàn)，這里指印度作出不可逆轉的重大決定）。

此后，兩國走近迅速推進。紙面上，美印聯(lián)盟從來沒存在過，也許我們也并不需要一個這樣的聯(lián)盟，但促使兩國戰(zhàn)略趨同的邏輯強大而真實。華盛頓在構建印太戰(zhàn)略時考慮的是中國和印度；我們在構建對華政策時考慮的是中國和美國；這兩個項目自然對齊，卻從未被正式宣布為超越伙伴關系的東西。于是，我們在地區(qū)力量平衡、印太架構、小多邊機制以及國際秩序總體形態(tài)等問題上與華盛頓合作，以應對中國挑戰(zhàn)，只是沒有公開說出來。

這里有兩點值得考慮。第一，印美關系的形成，與其說是由溫情塑造，不如說更多由威脅和壓力塑造。第二，印美對中國這個第三方的焦慮，是讓印美關系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里變得如此重要的原因。

在這背后，一個更深層的結構性事實可以解釋德里與華盛頓趨同的深度。印度是一個依賴秩序的國家。我們崛起于穩(wěn)定的國際秩序，而且仍在其中崛起，美國曾是這一秩序的基石。這一秩序既給了我們穩(wěn)定，也給了我們增長空間。核安排、美國資本與技術、開放的海上通道、平衡一個遠比我們強大的對手的分量，這些都是美國主導秩序置于印度崛起之下的墊層。久而久之，我們習慣于把自己的崛起建立在它之上，甚至忘記了它的存在。我們習慣了搭超級大國或美國主導體系的便車。

三、趨同與不趨同

我們關于戰(zhàn)略自主的討論，往往遺漏了一個關鍵問題：是什么讓戰(zhàn)略自主成為可能；或者換句話說，我們如何利用與美國的趨同來培育并實踐戰(zhàn)略自主。觀察過去二十五年的模式，這一點會更加清晰。凡是涉及我們自己的周邊和我們對世界的一般路徑時，我們都拒絕聽從美國建議：無論是巴基斯坦、阿富汗、恐怖主義、人權、民主推廣，還是我們的國內政治。美國人有美國人的看法，我們有我們的看法，并按自己的看法行動。凡是涉及更廣闊世界的戰(zhàn)略形態(tài)時，我們則趨同：關于中國、南亞以外的地區(qū)力量平衡、印太以及印度在全球秩序中的位置。讓一個更大的力量站在我們一邊，用以抵消隔壁大國的負面影響，這合情合理。

我之所以反復討論這一模式，是因為它說明了戰(zhàn)略自主辯論傾向于忽視的一點。我們的麻煩從來不是缺乏獨立外交政策的能力；幾十年來，即便我們的利益與美國分道揚鑣，我們也一直在實踐獨立外交。我們的麻煩在于：我們在關乎自家后院的問題上保留了自己的判斷，卻在更廣闊的世界里，尤其是在中國問題上，借用了華盛頓的眼睛。我們并非像美國及其盟友那樣主動尋求美國的見解，而是以具有共同利益的伙伴身份來借鑒其觀點。這種借來的視野正逐漸失效；而我們今天追求的目標早已不同。

表1：美國與印度之間哪些趨同，哪些沒有趨同

四、錯置的假設

這種趨同以及隨之舶來的世界觀，建立在若干假設之上，而這些假設正在一個接一個落空。如果真有人對此抱有過嚴肅信念，那么至少現(xiàn)在，美國會積極幫助印度成為全球大國這一假設，已備受質疑。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蘭道2026年3月在德里對聽眾表示，華盛頓不會在印度身上重復它認為自己曾在中國身上犯下的錯誤，即向一個終有一天會超過自己的競爭者開放市場。那種認為美國會因印美友好關系而抵制中國的想法已被徹底打破：華盛頓與北京的爭端從來都不是為了我們的利益；我們充其量只是其附帶產物的受益者。華盛頓在地區(qū)內威懾中國，是在幫助它自己，而不是幫助我們。

我們的利益和價值觀相趨同這一假設，一直被夸大。作為兩個充滿爭議的民主國家，印度和美國經常圍繞巴基斯坦問題、人權、人道主義干預、單邊主義以及印度如何治理自身等問題交鋒。盡管如此，我們仍然接受了這種價值觀上的分歧及其帶來的種種論調，因為利益趨同仍然成立。如今，連這一點也成了問題。

還有一個假設是，美國五百萬印度僑民會像一筆固定存款一樣，讓我們在每一次風暴中都可支取。這個假設越來越像一廂情愿。第一，僑民在好時候比壞時候更關心我們。換句話說，當雙邊關系良好時，印度僑民游說最積極；當關系惡化時，他們就安靜下來。第二，印度國家從未能真正把僑民工具化，以服務戰(zhàn)略目的。第三，僑民本身如今也陷入相當大的困境，即便愿意，也無力為我們做什么。今天看起來，印度國家為美國印度僑民所做的，似乎多于僑民為印度所做的。

表2：趨同背后的假設及其現(xiàn)狀

五、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差異

讓我列出一個聽起來可能令人不舒服的比較，請各位聚焦于核心要點而非表面矛盾。十年前，印度與中國及美國之間最重要的大國關系所處的背景截然不同；如今，這種差距正在縮小。今天，這一距離正在縮小。請看下表。

表3：印度當前同中國和美國關系的敘事

盡管我對我們同美國的關系感到擔憂——你也應該如此——但我并不希望我們忽視一個根本現(xiàn)實。歸根結底，中國是競爭者。它占據(jù)印度土地，橫跨一條存在爭議的邊界并不時試探，為巴基斯坦提供武器與庇護，而巴基斯坦反過來攻擊我們；將我們擠壓在南亞地區(qū)；它確保我們無法成為全球治理核心機制的一部分，并耐心地將我們限制在南亞次大陸范圍內，將其規(guī)模壓縮至其認為合適的程度。它企圖讓我們陷入不安與動蕩之中，且絕不尋求平等對話。然而，兩國之間仍保持著龐大而穩(wěn)固的貿易關系，雙方都無意急于破壞這種合作關系。

美國本應與這一切形成鮮明對比：它應當是在重大問題上的伙伴，是資本、技術和合法性的來源，在危機時刻堅定支持我們，并引領我們登上全球決策的最高舞臺。那么請看，如今這段關系正在發(fā)生什么。貿易這條腿陷入困難，貨物和服務皆然。作為整段關系支柱的對華趨同正在接受審視。在巴基斯坦問題上，分歧十分刺眼，因為華盛頓和北京都支持巴基斯坦，并都與拉瓦爾品第維持被用來針對我們的戰(zhàn)略伙伴關系。此刻，兩者中更熱絡的是華盛頓而不是北京，而這更令我們不安。地區(qū)分歧正在加深，從孟加拉國到印度洋皆是如此。即便是曾展現(xiàn)真正良性協(xié)作的印太地區(qū)，其協(xié)調程度也遠不如從前。當一方表現(xiàn)出興趣而另一方漠不關心時，這種協(xié)同效應便會逐漸消退。

合在一起看，一個極不舒服的現(xiàn)實浮現(xiàn)出來，或許也是未來的陰影。假設美國放棄與印度戰(zhàn)略趨同的邏輯，轉而采取交易化姿態(tài)：關稅、制裁、偶爾發(fā)表侮辱性言論、對印度勞動力更嚴格的簽證制度、對德里的壓力，以及武裝我們的對手。那么，從功能性上看，中國和美國在印度眼中的區(qū)別就將縮小。一旦政策規(guī)劃者和戰(zhàn)略思想者開始這樣思考，分歧理論就會成為一種政策選項。

如果自主性取決于能力，那么我們的自主性數(shù)十年來始終未能跟上我們的體量與雄心。顯而易見的問題是：為何我們從未真正實現(xiàn)這一目標？

也許更重要的是，我們無法獨自應對中國；而如果華盛頓提供的東西越來越交易化——事實也確實如此——那么我們必須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何要替他人挑起這場爭端？若深入思考這一邏輯，便會發(fā)現(xiàn)與北京達成務實合作的合理性所在——這種平衡狀態(tài)下，我們應當主動管理與中國的關系，而非代表華盛頓或甚至代表自身與中國對抗。

我旨在探討當前激勵機制將導向何方，并非為印度推行去美國化的大戰(zhàn)略指明具體方向。其核心啟示很簡單：我們必須擺脫對任何幕后支持者的依賴——無論這個支持者過去是蘇聯(lián)、現(xiàn)在是美國，還是未來可能出現(xiàn)的其他勢力——來制定我們的戰(zhàn)略決策。隨著這種依賴關系日益減弱，將印度戰(zhàn)略錨定于美國體系內的邏輯也愈發(fā)站不住腳。

從理論上講，若將中國因素排除在外，華盛頓拉攏印度的動機就會減弱，新德里在應對地區(qū)問題時也需要外部制衡力量。事實上，既然無需處理與中國相關的事務，與華盛頓過于密切合作與其說是解決問題，不如說會制造新的矛盾——這會讓北京有理由將印度視為美國的附庸國而非獨立國家。因此，當初促使印美利益趨同的中國因素，一旦消失，同樣可能導致兩國利益對立。

過去二十五年里反復出現(xiàn)的說法——印度和美國是“天然盟友”——其實是一句陳詞濫調。在哪種意義上是天然盟友？又朝向什么目標？這段關系經常使用共同民主和共同價值的語言——其中很多內容雙方其實并不同意——但其基礎卻是對中國的共同警惕態(tài)度。

讓我更準確地說明實際支撐印美伙伴關系的支柱。在我看來，有四項因素是關鍵，按重要性遞減排列。第一是中國。第二是印度希望被納入全球秩序主流。第三是不斷增長的貿易。最后是僑民。讓我們快速展開。

中國一直是這段關系的基礎，而出于前文已經說明的原因，這一基礎正在變薄。第二根支柱是印度希望融入全球秩序。在20世紀90年代我們擺脫孤立狀態(tài)時，這一點至關重要；但對于早已部分融入全球秩序的國家而言，其對“門衛(wèi)”（即協(xié)調機制）的需求遠低于仍處于邊緣地位的國家。華盛頓今天能夠提供給我們的，只是二十年前所能提供的一小部分。面對根基不斷動搖的國際秩序，我們真的還愿意如此費力地尋求融入嗎？

貿易是第三根支柱，而在這里，與中國的比較帶來的不是安慰，而是清醒。我們同中國的貨物貿易與同美國的貨物貿易相差不遠。這動搖了“貿易使我們與華盛頓保持獨特聯(lián)系”的傳統(tǒng)認知。即便是長期占據(jù)優(yōu)勢的服務貿易領域，如今也顯得比過去幾年更加不穩(wěn)定。僑民是第四根支柱，而其戰(zhàn)略效用一直被夸大：關系良好時，他們游說最積極；關系惡化時，他們就沉默。

當然，我并沒有低估這樣一個事實：中國是印度的軍事挑戰(zhàn)，而美國不是；正如我也沒有夸大另一種論點，即印度和中國在包括全球氣候治理在內的若干領域擁有共同利益。

六、沒有能力，就沒有自主

我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我們關于戰(zhàn)略自主的辯論被設定了錯誤框架。我們把自主當成一種需要宣布并加以捍衛(wèi)的政治姿態(tài)，而實際上，自主是國家權力的體現(xiàn)，是在決定地緣政治結果的領域中生產、部署、替換和維持相關權力的能力。審慎行事能為我們爭取時間；唯有物質實力才能真正賦予我們自主權。歸根結底，自主性是通過物質建設而非政治宣言來實現(xiàn)的。

如果自主建立在能力之上，那么幾十年來，我們的能力一直落后于我們的體量和抱負。顯而易見的問題是：我們?yōu)槭裁磸奈唇ㄔO這種能力？我逐漸認為，答案至少部分存在于我一直在描述的這種趨同之中。

與美國的戰(zhàn)略趨同給了我們一種擁有能力的感覺，卻不需要付出建設能力的成本。我們相當一部分地緣政治能動性依賴的是從華盛頓借來的能力。

我們在印太享有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卻沒有建設足以由自己保障這些水域安全的本土海軍能力；我們平衡中國的愿望和偶爾努力，部分由美國力量和保證背書；我們進入秩序，并獲得隨之而來的技術、資本和合法性，也是在一個友好華盛頓愿意提供的條件之上實現(xiàn)的。恐怕，戰(zhàn)略舒適感往往成為戰(zhàn)略能力發(fā)展的障礙。國際關系中有一個術語可以形容它：搭便車。我們有體量，也有抱負，但缺乏建設力量的切身需要，因為與美國的戰(zhàn)略趨同不斷向我們保證，我們還不太需要這樣做。這也并非印度一國的失敗；看看美國某些歐洲伙伴，它們如今處在更糟糕的困境之中。

在我看來，這就是我們大戰(zhàn)略美國化的真實代價。并不是說德里屈從于美國意志，或者成了華盛頓的乞求者——并非如此。但這種趨同讓我們產生了虛假的安全感；如今，這種虛假舒適正在慢慢消散，而我們發(fā)現(xiàn)自己難以接受。

七、如何使印度大戰(zhàn)略去美國化

全球秩序正在解體，不確定性和不穩(wěn)定性只會變得更加嚴重。若聲稱在如此嚴酷的環(huán)境中，去美國化會是一場干凈且無成本的解放實踐，這種論調在分析上并不誠實。放棄華盛頓提供的地緣政治保護傘，既不會沒有成本，也不會沒有痛感。

然而，美國主導秩序是否持續(xù)存在，并不由我們決定；無論新德里偏好什么，它都正在消解。美國是否繼續(xù)聚焦中國并將其視為競爭者，也不由我們決定。一個依賴秩序的國家，在一個失序世界的旋風中，必須重新取回自身的大戰(zhàn)略能動性。

因此，審慎的路徑是在華盛頓替我們作出這個決定之前，由我們自己走出美國陰影。跡象已經存在，我們必須停止讓昨天的趨同書寫明天的戰(zhàn)略，因為一個讓他者焦慮設定自身優(yōu)先事項的國家，總有一天會被打個措手不及。我們今天要建設那些并不光鮮、但明天自主能夠真正依托其上的基礎：海軍、推進系統(tǒng)、半導體、關鍵礦產、國防工業(yè)基礎和能源安全。請記住，戰(zhàn)略自主不是一篇我們?yōu)樽约恨q護時發(fā)表的受歡迎演講；而是一種我們必須具備或不具備的核心能力。

這一切都不是在主張同華盛頓分手，而且我們必須確保事情不要發(fā)展到那一步。維持同美國的大國關系很重要：這種關系應基于共同利益、遵循交易原則（即雙方均可從中獲益），并在我們的利益真正契合時保持合作精神。我們必須作為真正的伙伴接觸，而不是讓一方塑造另一方的大戰(zhàn)略。

同樣的原則也應當適用于同北京的關系：應基于自身優(yōu)勢實現(xiàn)務實平衡，絕不能將爭端從他人那里繼承而來；一個向敵人借債的國家，遲早也會背負自己的命運。但這又是另一個話題了。

這個時刻也需要一些自我反思。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我們的大戰(zhàn)略一直由印度與華盛頓的趨同塑造，這讓我們的戰(zhàn)略問題仿佛自動有了答案。如今我們必須主動去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這確保了我們的合作關系建立在自主選擇而非依賴關系之上。

大戰(zhàn)略正是這樣形成的。

作者簡介：哈皮蒙·雅各布（Happymon Jacob），印度希夫·納達爾大學教授、印知名國際戰(zhàn)略學者。

本文編譯自India’s World網站2026年6月22日文章 ，原標題為A Case for ‘De-Americanising’ India’s Grand Strategy ，原文鏈接：https://indiasworld.in/a-case-for-de-americanising-indias-grand-strategy/

本期編輯：宋可馨

本期審核：朱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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