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記者 李迅典 劉雅婷 環球時報駐柬埔寨特約記者 董開映】編者的話:電影《給阿嬤的情書》陸續在海外多地熱映,伴隨這份動人溫情持續發熱,深藏于海內外華僑博物館中的歲月往事也再度走入大眾視野。本期《環球時報》周六深一度聚焦東南亞篇章,以海內外僑館的館藏器物為敘事原點,由筆墨書香中牽起一段漂泊往事,于細微處見證東南亞華僑華人跨越山海的故土牽掛,道盡根植心底、從未褪色的家國深情。
一紙1939年僑批里的“苦難自擔”
在廣東汕頭僑批文物館的萬千館藏中,每一封泛黃的銀信,都是一位海外游子的人生縮影,也是一段山海相隔的家國往事。它們有的紙面光潔、墨跡規整,出自身家殷實的南洋僑商之手;有的紙頁褶皺、筆墨倉促,字里行間滿是底層勞工謀生的窘迫。在這其中,一封1939年由旅泰普通華僑寄妻的3頁毛筆僑批,總讓前來觀展的游客駐足良久,它沒有豪商巨賈的慷慨捐資記錄,沒有振臂救國的激昂宣言,有的只是絕境之中的苦難自擔、溫情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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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從數萬件館藏僑批里,挑選一件最能代表普通潮汕華僑家國情懷、最具故事張力的文物,一定是這封1939年旅泰華僑寄妻僑批。”汕頭僑批文物館的工作人員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封僑批寫于1939年(民國二十八年),寄往廣東汕頭,書寫人是一名在暹羅,也就是今天的泰國討生活的普通潮汕勞工。它的留存本身就藏著一段亂世求生的往事。”工作人員繼續說道:“1939年國際局勢動蕩,南洋各地深受波及,泰國營商、務工環境急劇惡化,無數底層華僑謀生舉步維艱。很多同赴南洋的同鄉斷了收入便斷了銀信往來,可這位華僑哪怕日日為生計發愁,依舊按月堅持給家中寄去僑批與匯款,這封書信便是他在生存夾縫里寫給妻兒的家書。”
記者通過照片看到,僑批原文開篇寫著“荊妻弟婦兒侄收知……國際風云波及泰國,在我現今謀利格外艱難”。工作人員館員對記者說道:“這句話表明了他毫不避諱寫明當下絕境,緊接著又寫下‘逐月所寄,俱是在維持設法中,勿誤認是豐裕之籌撥也’(我每月寄錢,都是想盡辦法的,不要誤以我發達富裕了),這是整封僑批最戳動人的地方,也是它區別于所有館藏僑批的獨特之處。”
不同于大量富商僑批里從容寬裕的行文,這是一封底層苦力的家書,沒有穩定收入,沒有安穩營生,戰火封鎖、時局動蕩隨時可能擊碎謀生的飯碗。可哪怕日子走到山窮水盡,這位華僑始終恪守一個潮汕人刻在骨子里的習慣:雖然他坦然告知家鄉親人自己謀生艱難,卻將對家人的關照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從不堆砌苦楚、渲染絕望,將異國他鄉忍饑挨餓、晝夜奔波的辛酸全部獨自吞下。
工作人員感慨道:“我們常年深耕僑批史料研究,見過太多僑批。富裕僑商寄銀動輒數百元,行文從容舒展;可像他這樣收入微薄、身處絕境,卻從未拖欠過家中銀信的底層勞工僑批,才最有直擊人心的力量。這封信里藏著一份樸素又偉大的重量:錢少情重。每一筆寄回汕頭的匯款,都不是富余之余的施舍,而是他一分一毫從生計里硬擠出來的活命錢,是拿汗水、甚至性命換回來的牽掛。”
逐字品讀僑批原文,字里行間沒有華麗辭藻,全是細碎、滾燙的牽掛。當記者問及這位華僑書信中最念念不忘、反復叮囑的內容時,工作人員說,信中說,“壹佰元到時接收后,‘則備香紙一付,命同麟兒攜往先母靈前,代余訴其不孝之罪’。這就是整封信中最讓我們研究團隊動容的,藏在字里行間極致的孝心。信中特意鄭重囑托家中妻兒:身在萬里之外的暹羅,無法回鄉為逝去的母親祭掃,是他心中最大的愧疚。哪怕自己在海外日日拮據、謀生艱難,湊出匯款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叮囑家人分出錢款購置香燭紙錢,讓長子代為前往母親靈前祭拜,替自己訴說不能盡孝的遺憾。在他心中,孝道遠比自己異國的溫飽更加重要。”
僑批三頁連貫的行文,從家事叮囑到祭祖囑托,再到對族中親友的惦念,寥寥數百字,道盡一位潮汕華僑刻入血脈的處世底色。工作人員補充道:“這是近代潮汕僑胞共通的特質,寧苦自己,不負親人。”
“但如果你以為僑批只關乎養家糊口,就把它看窄了。”工作人員話鋒一轉,“僑批的價值早已超越家書與匯兌本身,是近代中國風雨飄搖之際的‘抗日輸血線’。”僑匯是當時重要的外匯來源,買藥品、捐飛機、賑難民,無數救國款項正是通過這薄薄的信封匯回祖國。潮汕華僑天然信奉一個道理:有國才有家,國亡家必破。從養一家到救一國,正是僑批所承載的最深沉的民族擔當。
一個舊書櫥,一代華僑心
在馬來西亞華人博物館的教育專題展區里,一個深褐色舊書櫥靜靜地矗立著。木框邊角有些磨損,柜身漆色斑駁,兩扇玻璃門中間掛著一把小鎖。透過玻璃望進去,幾層隔板上擺著舊課本、兒童讀物和練習本。一本紅色封面的《初等小學讀本》格外醒目,邊角破損。旁邊還有《看圖識字》《華語》等教材,帶著舊日課堂的樸素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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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門上的展簽寫著“書櫥”,捐贈來源為“坤成幼兒園”。據介紹,坤成幼兒園創設于1915年9月,是馬來西亞少數超過百年的幼兒園之一,隸屬于1908年創校的坤成中學。創校之初,正值女子教育改革初期,創辦人深感啟蒙教育與女子教育的重要,排除萬難創立坤成女校,并于7年后設立附屬幼兒園,開創本地華社重視幼教之先河。
那時的南洋華社在異鄉謀生立足,辦學并不容易。經費、校舍、師資、教材,都要靠華社一點一滴籌措。老一輩華人早已意識到,教育不是可有可無的事,華文教育更關系到后代能否記住語言、文化和自己的來處。
書櫥旁的展墻上,“把根留住,維護華教”的主題標語格外醒目。華教歷史展板上的文字,也記錄了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歷史變遷。1961年,馬來西亞教育法令實施后,許多華文中學面臨改制選擇。上世紀70年代,華社又推動華文獨立中學復興運動,繼續為華文教育爭取空間。今天,馬來西亞被認為是除中國以外,唯一擁有完整的小學、中學、大專華文教育體系的國家。
展區一旁,還能看到南洋僑領陳嘉庚先生的銅像。在南洋華文教育史上,陳嘉庚是繞不開的名字。他一生重視教育,既在中國創辦集美學校、廈門大學,也在南洋積極推動華文學校建設。20世紀初,許多華僑子弟在當地讀完小學后,往往缺乏繼續接受華文教育的機會。陳嘉庚深感“興學”之急,認為教育不僅關系個人前途,更關系民族文化能否延續。此外,陳嘉庚眼見當時華僑社會中的一些富豪子女接受英文教育,對于祖國感情淡薄,竟然不認同中國,“痛感南洋僑生之缺乏教育,數典忘祖,輾轉而淪為土人,教育上之需要更迫切于祖國也。”陳嘉庚認為,“世界任其如何變動,我國固有文化精神,萬不能殘缺。”“祖國當局,無論走哪條路,亦須保留我國文化,乃能維持民族精神。”1919年,陳嘉庚創建東南亞第一所華文學校——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使華人子弟有了繼續接受華文中等教育的機會。
54歲的吳女士在展柜前駐足良久。看著書櫥里的舊教材,她想起自己的求學年代。“那時候讀書不容易,老一輩華人堅持把華語傳下來,不只是為了讓我們有書讀,更是為了讓我們記住自己的根,知道自己從哪里來。”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老一輩人把這份對祖籍國的眷戀,悄悄藏在了一冊冊的教科書里,藏進一代代人堅持辦學、護教的行動中。“今天孩子們能讀華文、說華語,是前輩們用很多心血堅守下來的。”吳女士說,教育的力量,正是這樣潤物細無聲,也讓更多年輕人繼續珍惜并傳承華文。
今天,這個由坤成幼兒園捐贈的舊書櫥,已不再只是存放書本的家具,它成為馬來西亞華人博物館中一段華教記憶的歷史見證。舊書櫥里的課本,記錄的是孩子初識漢字的聲音;斑駁的木柜,留下的是華社辦學護教的身影。它告訴人們,真正的家國情懷,有時并不喧嘩,可能就從一間教室、一冊舊書、一只書櫥開始,并在孩子第一次開口朗讀華語時,悄然生根。
手寫刊物里的赤子之心
位于菲律賓馬尼拉王城區的菲華歷史博物館內,一幅題為《抗日救亡赤子心》的手寫文獻靜靜陳列在展墻上。紙頁已經泛黃,中間嵌著一張黑白合影,照片中的人物神情肅穆。照片四周,是豎排手寫文字,字跡娟秀,行距緊密。右側“抗日救亡赤子心”幾個大字格外醒目,筆力清晰。它沒有正式報刊的精美排版,也沒有醒目的裝幀設計,這是一份由親歷者一筆一畫留下的歷史記錄。正是這種樸素的手寫痕跡,讓人更直接地透過玻璃展柜看到那個年代菲律賓華僑的心聲:祖籍國有難,他們沒有置身事外,而是以文字、募捐、組織動員和實際行動,表達身在海外仍心系中華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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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側展柜上方的展簽寫著:“血干團和牧羊社抗日戰爭時的地下刊物。”玻璃下,一份手寫刊物攤開陳列,左頁大字題名為《隊訊》,四周密密麻麻寫滿文字。右頁是一張“個人成績表”,以表格形式記錄各隊人員、經費和工作情況。紙頁上還可見“對外秘密”等字樣,顯示其并非公開發行材料,而是用于內部傳閱和組織聯絡的地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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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華歷史博物館所在的華裔文化傳統中心于1999年1月19日對外開放,長期保存和展示菲律賓華人的歷史、文化與社會貢獻。在館內“日本占領時期”相關展陳中,菲律賓華僑支援祖籍國的歷史被放在重要位置。據菲華歷史博物館官網資料,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菲律賓華人社會同情并支持中國抗戰,整個華社被動員起來,援助中國、抵制日貨,各僑團組織一致支持中國反抗日本侵略。在祖國生死存亡的關頭,廣大旅菲僑胞同仇敵愾,與海內外炎黃子孫一道,大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犧牲、為中國的抗戰勝利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對當時的菲律賓華僑來說,祖籍國的危難并不是遙遠的消息。商會、學校、社團、青年組織和普通僑民都參與其中。有人捐款捐物,有人宣傳動員,有人組織聯絡,也有人通過刊物傳遞消息。菲律賓大學《亞洲研究》相關研究表示,上世紀30年代中期,菲律賓華僑社會已積極投入支援中國抗戰的活動,相關社團承擔募捐、宣傳、訓練和志愿服務等工作,并形成“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動員氛圍。據有關資料統計,從1939年至1941年期間,菲律賓華僑僅匯繳祖籍國常月捐一項就達70萬比索(當時1比索約合0.5美元),平均每人每月5比索。抗戰前3年,菲華共匯繳祖籍國各種捐款1100余萬比索。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占領了菲律賓。面對殘暴的日本侵略軍,旅菲僑胞拿起武器與菲律賓人民并肩作戰。同時,相關研究記載,僑胞們自發組織的菲律賓華僑戰時血干團、菲律賓華僑抗日游擊支隊、菲律賓華僑抗日鋤奸義勇軍等抗日團體在日占時期開展情報、宣傳、組織和支援工作。這些團體的存在,說明菲律賓華僑對祖籍國的支持并不只停留在情感層面,而是通過組織體系和實際行動持續推進。
這些手寫材料,也讓“赤子心”三個字有了更具體的內容。有人把工作和經費寫進表格,有人把消息寫進內部通訊,有人把合影和經歷整理成文獻保存下來。那些字跡看似安靜,卻記錄著海外華僑在特殊年代里的選擇:遠隔重洋,并沒有削弱他們對祖籍國命運的關切;身在異鄉,也沒有阻斷他們參與民族救亡的行動。
如今,紙頁已經泛黃,但標題中的“赤子心”依然清晰。站在展品前,人們看到的不只是舊照片、舊刊物和舊表格,更是一代菲律賓華僑在祖籍國危難時刻作出的選擇:雖遠隔重洋,仍心系中華;雖身在異鄉,仍愿為祖籍國盡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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