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馬變本加厲，撕毀對華承諾去找臺當局，挑釁之意一點不掩飾

巴拿馬變本加厲，派出代表團去見臺灣當局，對中國大陸的挑釁之意，可以說是一點都不掩飾。

對岸外事部門負責人日前在社交媒體上宣布，巴拿馬跨黨派議員團已抵達。緊接著，巴拿馬那邊也有消息傳出——帶隊的是巴拿馬國會議員暨農漁業事務委員會主席卡拉司吉亞，他這次率領5名跨黨派議員竄臺。

這件事發生在巴拿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9年之后，挑釁之意根本不加掩飾。

2017年6月，時任巴拿馬總統巴雷拉宣布與大陸建立外交關系，同時與對岸斷絕所謂“外交關系”。9年過去了，巴拿馬現任總統穆利諾在做什么？

穆利諾在2026年上半年多次公開表態，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巴拿馬外長也曾當著王毅外長的面，重申了這一立場。但從實際行動看，巴拿馬的官方承諾與立法部門的實際行動之間，出現了明顯的斷裂。

這也暴露出一個問題，巴拿馬正在試圖用一種“兩頭討好”的策略來應對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不存在兩頭討好的空間。

一方面，巴拿馬經濟高度依賴對華合作。大陸是巴拿馬運河第二大用戶，是科隆自貿區最大商品供應國。中資企業承接了巴拿馬多個關鍵基礎設施項目。

另一方面，巴拿馬感受到來自美國的巨大壓力。特朗普政府公開宣稱中國試圖控制巴拿馬運河，盡管這一說法毫無根據，但對于身處美國后院的巴拿馬來說，這種壓力是真實存在的。

在這種夾縫中，巴拿馬政府的選擇是，行政層面繼續維持對華官方承諾，確保經濟合作不被中斷。立法層面則以“國會自主”為名，放任甚至默許議員對臺交往，以此向美國展示某種姿態。

但這種切割的說辭站不住腳，議員以國家立法機構正式成員的身份組團竄訪，接受對方外事部門負責人接待，與對方立法機構負責人會面，還要成立所謂的“友臺組織”，這些行為在國際法理框架下屬于“官方往來”。

巴拿馬政府若聲稱無法約束本國議員的外交行為，等于承認自己喪失了國家治理的基本能力。若有能力約束卻選擇不做，那就是蓄意破壞一個中國原則。

巴拿馬之所以選擇這條路徑，是因為它自認為，其在運河問題上擁有不可替代的戰略位置，可以憑借這種位置在中美之間游走，這種判斷存在兩個嚴重誤判。

第一、把運河的地理位置等同于外交籌碼。運河固然重要，但其價值依賴于一個基本前提，各方遵守既有國際規則和雙邊承諾。

巴拿馬在2017年選擇與大陸建交，當時的判斷很清楚，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也是與大陸開展實質性合作的政治基礎。

一旦巴拿馬自己松動這個基礎，從大陸角度看，繼續給予巴拿馬經濟上的特殊關照就失去了政治前提。

第二個誤判，低估了臺灣問題在中國對外關系中的權重。臺灣問題不是可以討價還價的普通議題，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中方在這個問題上采取的標準是明確的、一貫的，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都是不可接受的。巴拿馬認為派出議員團只是“議會外交”而非政府行為，這種理解要么是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刻意曲解，要么是對中國底線紅線的嚴重誤判。

港口事件已經讓巴拿馬付出了代價，中資企業的投資信心受到損害，大陸方面對巴拿馬新項目的審慎態度至今沒有改變。

但巴拿馬似乎沒有從港口事件中吸取教訓，港口問題主要涉及的是經濟利益，其實是可以談判、可以慢慢修復的。但臺灣問題涉及的是政治底線，不存在討價還價的余地。在港口問題上犯錯，損失的是訂單和投資，但在臺灣問題上犯錯，動搖的是雙邊關系的政治根基。

一旦政治根基動搖，巴拿馬需要面對的不是某個項目被擱置，而是整個對華合作框架的重估。中國不會輕易中斷與巴拿馬的正常交往，但合作的質量、深度、優先級都會受到影響。

巴拿馬運河第四橋、地鐵項目、港口擴建，這些巴拿馬寄予厚望的基礎設施工程，背后都有中資企業的參與和技術支撐。如果政治互信受損，這些項目都可能發生不利于巴拿馬的變化。

如今的巴拿馬政府陷入了一個悖論，它希望通過在對華關系上打擦邊球來增加自己對美國的籌碼，但這種做法實際上削弱了在中美之間的回旋余地。一旦大陸認為巴拿馬不是可靠的合作伙伴，巴拿馬對美國的唯一價值就是充當反華棋子。

如今，巴拿馬的對華關系已經站在了十字路口面前，繼續推進與大陸的實質性合作，還是為了短期的對美姿態而破壞9年來積累的合作基礎。

選擇前者，巴拿馬可以獲得基建投資、市場準入和技術合作。

選擇后者，巴拿馬將失去一個真正愿意幫助其實現國家發展的合作伙伴，換來一個隨時可能將其拋棄的“庇護者”。

這個選擇的結果不難預見，巴拿馬在港口問題上已經見識過代價，在臺灣問題上將要付出的代價只可能更加沉重。

經濟上的損失可以計算，但政治上的失信一旦形成，信任的崩塌往往只需要一次，而重建則需要漫長的過程，以及超乎尋常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