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歐公投8年后，英國工資停滯20年？當初的3.5億英鎊去哪了

“我們的經濟已經混亂快二十年了。” 這是英國企業家羅斯近日面對媒體采訪時發出的感嘆。

一百年前，他們在大國崛起的幻想里苦苦掙扎，而近十年，那套曾經締造出大英帝國的政經結構，似乎正將他們的軀體拖入深淵。

從曾經的日不落帝國，到如今的混亂之地，英國重生的夕陽，最終會落在何方？

“主人” 與 “仆人” 的執念

“我寧愿做貧窮的主人，也不愿做一個富有的仆人。”2016年，英國演員邁克?凱恩發表了這套支持脫歐的講話，在資本主義的搖籃中，“主仆” 意識深入骨髓。

這種意識并非憑空而來，十七世紀，當歐洲大陸還在封建王權中掙扎時，英國已率先構建起現代國家體制的雛形。

工業革命后，皇家海軍的堅船利炮敲開世界大門，英格蘭銀行將金融資本的規則推向西方，在長達幾個世紀的時間里，大英帝國與他的臣民習慣了居高臨下的 “主人” 思維。

然而潮水終會褪去，二十世紀，世界格局重塑，歐洲走向融合，英國人陷入矛盾：既舍不掉來自歐洲的輸血通道，也放不下維持體面的歷史和榮耀。

于是，他們在1973年半推半就地加入了歐洲共同體，即后來的歐盟。

但狡黠的英國人，一邊吸收著歐盟的紅利，一邊為自己設立各種特殊條例，他們渴望歐洲市場的財富，卻拒絕加入歐元體系和申根協定，試圖用昂貴的英鎊支撐帝國脆弱的榮光。

在撒切爾時代，他們甚至把大部分歐盟分攤預算要了回來。

在這個由德法支撐的體系里，英國頂著 “前霸主” 的包袱，做著大量貌合神離的自私舉動，所有人都能看到他們 “既要又要” 的貪婪意圖。

一場被點燃的 “底層怒火”

時間來到2010年，次貸危機從華爾街蔓延至全球，高度依賴金融的英國經濟被摧殘得體無完膚，政府被迫開啟嚴苛的財政緊縮。

對普通人來說，這意味著社區圖書館關閉，公立醫院排隊變長，公共服務被大幅削減，但這還不是全部。

自2008年末到2016年初，英格蘭中北部工業區普通工人的工資，已經連續八年沒有實質性增長，這是拿破侖戰爭以來，英國工人經歷的最長一段收入停滯。

歷史完成了一次諷刺的權責倒掛：倫敦的金融新貴們在危機后拿到了救市資金，體面得以延續；而真正的風險，卻被那些錯過全球化的產業工人默默分擔。

邁克?凱恩宣揚的 “主仆關系”，在2016年前的英國基層被展現得淋漓盡致，只不過，真實情況完全相反：財富被少數 “主人” 瓜分，貧窮被廣大 “仆人” 承擔。

正是這種剝奪感，讓底層的怒火達到了臨界點。

失控的 “民主豪賭”

2016年夏天，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為消除黨內分裂、穩固權力，決定按約舉行脫歐公投。這場被政客視作工具的豪賭，結果走向了讓世界啞然的失控。

當脫歐派拿著 “收回控制權、做回國家主人” 的劇本走上街頭，深感被剝奪的底層民眾毫不猶豫地投出了贊成票，最終，公投以 51.89% 贊成、48.11% 反對的極致撕裂數據意外通過。

從上帝視角回看，當時的留歐派精英試圖用晦澀的經濟模型和 “非關稅壁壘” 等專業術語挽回選民，但這些枯燥的真相在狂熱的情緒面前已無市場。

相比之下，脫歐派政客根本不需要堆砌數據，他們只需將 “我們每周交給歐盟的3.5億英鎊，不如拿來補充國民醫療” 的口號貼在墻上、掛在車上，便能輕松激發民眾心中樸素的民粹思想。

當極端復雜的國家戰略，被粗暴簡化成一張只有 “是” 或 “否” 的選票時，這個關乎國家前途的抉擇，便不可避免地滑向了比拼口號的情緒狂歡。

卡梅倫開啟的這場豪賭，既說明精英階層嚴重誤判了民意，也印證了一個清晰的事實：當直接民主的手伸向它不應介入的專業領域時，一個復雜的國家體制，就要用漫長的未來為之買單，即便它曾是 “日不落帝國”。

六年之后，承諾兌現了嗎？

那么問題來了：當初投了贊成票的選民，現在如愿了嗎？

但更清楚的現實是：脫歐派當初承諾的 “醫療補充資金” 并未兌現；“奪回的邊境控制權” 在倫敦日益 “印度化” 和 “穆斯林化” 的事實面前，更像一個笑話。

取而代之的是，脫歐導致的非關稅壁壘推高了商品價格，勞動力錯配讓英國陷入持續性 “用工荒”。

此時，那些投下贊成票的英國人才震驚地發現，政客不僅沒實現承諾，反而在結構性通脹的影響下，讓他們的生活成本逐年抬高。

而這還不是最令人絕望的，一個幾乎無解的事實是：英國脫歐這個決定導致的慘烈后果，在 “全民公投” 這件華麗的外衣下，沒人能找到準確的責任承擔方。

假如這是議會決策失誤，選民可以彈劾執政主體，可如今，他們不能責怪卡梅倫這樣的留歐派，因為他早已辭職。

當初那些鼓吹脫歐的政客，也在混亂的英國政壇中先后 “隱身”，最終承擔責任的，依舊是當初被政客的謊言裹挾、并滿懷期待改變可以發生的底層民眾。

舉步維艱的 “劍指派” 與不確定的未來

如今斯塔默與他眾多的前任一樣，再次面臨著同僚倒戈的困局。

促成困局的原因，當然不是他或某一位具體的政客，因為斯塔默接手的，是一個經歷了十五年 “投資荒”、工業生產幾乎停滯、且國民醫療體系在崩潰邊緣的英國。

他曾試圖用自己的專業為這個國家 “止血”，但在脫歐造成的實質性損害面前，這位冷靜的 “劍指派” 實在是舉步維艱。

從目前的民調和政局走勢看，如果斯塔默最終無法解決逐漸惡化的英國局勢，那么接替他的，大概率又將是一位堅定的脫歐派代表，甚至會在日益壯大的右翼政黨影響下，讓英國進一步 “右翼化”。

但正如2016年脫歐前后的事實所示：如果右翼再次通過高喊口號的方式重掌政權，英國不僅不會迎來期待的復興，反而會從目前的長期停滯，墜入不可逆轉的倒退中難以翻身。

回顧英國步入二十一世紀后所走的來時之路，會清楚地看到：當民主的手伸向它不應介入的專業領域時，一個復雜的國家體制，就要用漫長的未來為之買單。

即便，它曾是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