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刑事律師：同樣是賣假貨，銷售金額怎么核算?

同樣是“賣了幾十萬元假貨”，為什么有人看銷售額，有人卻要算利潤？

在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案件中，家屬經常拿著銀行流水問：“賬戶收了幾十萬元，是不是就按幾十萬元判刑？”

不一定。

此類案件中，最容易混淆的三個數字是：違法所得數額、銷售金額和貨值金額。三者的計算對象、證明方式以及定罪量刑作用完全不同。一個數字認定錯誤，可能直接影響是否構罪、是否升檔，甚至影響刑期能否從三年以上降到三年以下。

一、銷售金額：已經賣出去的假貨，共收了多少錢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2025年發布的《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銷售金額，是指行為人出售侵權產品后，已經取得和應當取得的全部違法收入。

簡單理解，就是假貨已經賣出后形成的營業收入，不是利潤。

例如，一批假冒商品進貨成本30萬元，對外銷售50萬元，即使實際只賺了20萬元，銷售金額原則上仍是50萬元。

現行司法解釋規定，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銷售金額達到5萬元以上，可以認定為“其他嚴重情節”；達到相應標準十倍，即通常達到50萬元以上，可能進入“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評價范圍。

但賬戶流水不當然等于銷售金額。正常商品貨款、朋友轉賬、借款、退款、刷單交易以及與涉案假貨無關的收入，都不能簡單計入。

最高檢官網刊載的辦案文章也明確指出，認定銷售金額應當結合平臺訂單、賬冊、銀行流水、支付寶記錄、物流信息等證據逐筆核實；能夠證明屬于正品交易或者刷單形成的金額，應當扣除。

二、違法所得：賣假貨實際取得的“進銷差價”

違法所得不是全部流水，也不是通常財務意義上的凈利潤。

按照最新司法解釋，違法所得數額，是銷售侵權產品所得和應得的全部違法收入，扣除原材料成本或者所售產品的購進價款后形成的數額。

例如，假貨銷售金額50萬元，能夠查明購進價款為35萬元，違法所得原則上為15萬元。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房租、人工工資、推廣費、快遞費、水電費等經營支出，并未被司法解釋明確列入扣除范圍，不能當然全部作為成本扣減。最高檢官網此前刊載的研究文章也認為，違法所得主要體現為售假產生的進銷差價，原則上扣除購進價款，而不是將所有犯罪經營成本全部扣除。

現行標準下，違法所得達到3萬元以上，屬于“違法所得數額較大”；達到30萬元以上，可能構成“違法所得數額巨大”。

這意味著，進貨憑證、上游轉賬記錄、采購聊天記錄、物流單據能否形成完整證據鏈，可能直接影響違法所得的認定。

三、貨值金額：倉庫里還沒有賣出去的假貨值多少錢

貨值金額主要針對尚未銷售的侵權商品。

司法解釋規定，尚未銷售商品的價值，優先按照已經查清的同類侵權商品實際銷售平均價格計算；無法查清實際銷售平均價格的，按照侵權商品標價計算；實際銷售價格和標價均無法查清的，才按照被侵權正品的市場中間價格計算。

因此，倉庫里查獲1000件假貨，不能當然全部按照正品專柜價格計算。假貨平時實際賣多少錢、標價是否真實、是否存在批發價和零售價差異，都需要審查。

一般情況下，未銷售商品貨值金額達到銷售金額入罪標準的三倍，即通常達到15萬元以上，或者已銷售金額與未銷售貨值金額達到司法解釋規定的標準，可能按照犯罪未遂評價；達到相應標準十倍的，還可能影響量刑檔次。

最高人民法院公開案例中，黃某銷售金額不足5萬元，但與尚未銷售假冒商品的貨值合計達到15萬元以上，法院最終按照犯罪未遂處理，并結合自首、認罪認罰等情節判處緩刑。該案說明，庫存沒有賣出去，并不代表沒有刑事風險；但未銷售部分與已經完成銷售，在犯罪形態和量刑評價上仍有區別。

四、為什么必須把三個數字分別核對

最高檢官網2025年刊載的一起案例評析中，被告人銷售假冒名酒的銷售金額為72萬元，違法所得只有7.3萬元，另有未銷售商品貨值9.5萬元。

同一個案件中，按照違法所得判斷，可能落在第一檔法定刑；按照銷售金額判斷，卻可能進入更重的第二檔法定刑。最高檢刊載文章認為，當不同指標分別達到不同量刑檔次時，應重視各項法定情節的獨立評價。

因此，銷假案件不能只看公安機關統計出的總流水。辯護中至少應逐項審查：哪些訂單確實屬于假貨，哪些屬于正品或者其他商品；刷單、退款和取消訂單是否扣除；購進價款是否有證據證明；未銷售庫存采用什么價格計算；查獲商品是否均具有銷售目的；個人實際參與期間及對應金額能否準確區分。

銷售金額決定的是已經完成的銷售規模，違法所得反映的是售假取得的進銷差價，貨值金額評價的是尚未銷售部分的犯罪危險。三者看似只是數字，背后卻對應不同的犯罪事實和量刑規則。

銷假案件中，真正有價值的辯護，不是籠統地說“金額太高”，而是把每一筆流水、每一批貨物、每一項成本重新放回證據鏈中核算。很多案件最終認定金額下降，并不是所謂“運作”，而是因為原來的統計口徑經不起逐筆審查。

何陽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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