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四軍副軍長，解放時才是個師長，建國后卻連病都看不起

一九三三年七月，劉述剛已經是紅四軍副軍長；新中國成立后，他卻一度連開口求助都不肯。

這個反差，放在誰身上都刺眼。

四平城下，他還只是一個師長。肺病燒到四十度，人躺在擔架上，指揮所就貼著前沿。身邊人要把他抬下去，他按住擔架，急得咳血，撂下一句：“戰斗沒有結束，誰都不能抬我下去，除非我死了！”

他沒下去。

那年三月，東北人民解放軍圍攻四平。劉述剛率部從西南方向打進市區，配合兄弟部隊全殲守軍一萬九千人。城頭紅旗插上去時，擔架上的這個人，已經把舊病又熬深了一層。

可誰能想到，十五年前，他坐的位置比這還高。

劉述剛原名劉世模，安徽金寨斑竹園人。小時候家里窮，九歲放牛，十四歲學裁縫，手里拿的是針線，腳下走的是大別山的泥路。

他沒上過一天學。

一九二七年，他參加革命。一個不識字的裁縫學徒進了隊伍，先從戰士干起，往后當班長、排長、連長、營長、團長。到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多歲的劉述剛已經任紅四方面軍第四軍副軍長兼十二師師長。

這一步太快。

快得讓后來許多人只記住了他的職務，卻忘了那職務是怎么打出來的。鄂豫皖根據地、川陜根據地，反“圍剿”，反“三路圍攻”，反“六路圍攻”，紅四方面軍那些硬仗里，他一直在一線。

槍聲里出來的人，身上也留下賬。

二十多年革命斗爭，劉述剛多次負傷。長征途中，他帶病行軍，舊傷拖著舊病，肺病越來越重。隊伍過草地、翻雪山，他不是在馬背上，就是在擔架上。

人還在，身體先垮了。

更難的是，他的命運不只被傷病拖住。

到延安后，紅四方面軍一些干部卷入“抗大風波”。劉述剛也受牽連，受到處分。對一個從槍林彈雨里走出來的紅軍干部來說，這一關不比戰場輕。

他沒有倒下。

抗戰爆發后，他又去了新四軍。職務沒有紅軍時期顯赫，事情卻一樣實在。六合縣常備團、獨立第二團，他帶著隊伍在江淮一帶打擊敵偽，鞏固根據地。

從副軍長到團長。

這四個字，看著像退，放到戰場上卻沒有那么多體面話。能帶兵，能打仗，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劉述剛自己也沒把職務掛在嘴邊。

解放戰爭里，他去了東北。遼吉軍區、獨立旅、獨立師，部隊換番號，戰場換地方，他還是那個樣子：前沿能去就去，擔架能抬就抬。

打虎山戰斗中，國民黨軍還曾在廣播里造謠，說劉述剛“戰敗被俘”。

他人就在陣地上。

真正把他拖下來的，不是敵人的廣播，是身體。四平一仗后，肺病再也壓不住。新中國成立時，他因身體條件不允許，沒有再安排新的工作，長期在中南軍區兼第四野戰軍六十一陸軍醫院治病休養。

這時的劉述剛，已經沒有當年副軍長的派頭。

家里被子舊得不像樣。冬天冷，他自己蓋一床四斤的，愛人和孩子蓋一床六斤的。按規定能報銷哪一床，他就只讓報哪一床。

他卡得很死。

還有一塊懷表，是一九四六年陶鑄送他的。那時他去遼吉一分區任職，路上總問警衛員時間，陶鑄才知道他連表都沒有。表殼后來修得發黑，他還一直帶著。

衣服破了，補。

襯褲爛了，補。

馬搭子壞了，還是補。

去世前一天，他還對愛人李平說，去年的皮鞋保存得很好，今年再發皮鞋，他可以不要領了。

這不是擺樣子。

一九五〇年前后，王宏坤見到這位老部下、老戰友，心里不是滋味。紅軍時期，王宏坤是紅四軍軍長，劉述剛是副軍長。如今一個病弱，一個拮據，見面時王宏坤埋怨他：李先念、王樹聲、張才千這些老同志都在武漢，有困難為什么不找他們？

劉述剛只說：“你們很忙，國家也很困難。不用為我太操心。”

話不重，卻把人堵住了。

所謂“連病都看不起”，真正扎人的地方就在這里：不是沒人認得他，也不是組織不要他，而是新中國剛建立，百廢待興，他又習慣了把困難往自己身上壓。一個從紅軍副軍長走來的老戰士，病到這個地步，還怕給別人添麻煩。

他把自己放得很低。

可他對子女的規矩一點不低。孩子買栗子，偷偷往口袋里多裝幾顆，他看見了，就把孩子叫到面前，講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女兒身體好些，他送去武漢市第二十六小學讀書，放學回來還要寫毛筆字。

一九五二年六月四日，劉述剛在武漢病逝。四十二歲的年紀，放在普通人身上，也還遠沒到老；放在他身上，卻已經走完了從放牛娃、裁縫學徒、紅軍副軍長，到東北戰場師長的一生。

他沒趕上一九五五年授銜。

如果他能多撐三年，以他的紅軍資歷、戰場經歷和職務履歷，站到將星行列里并不突兀。可歷史沒有給他這三年。

最后留下來的，是一床補過的舊被，一塊發黑的懷表，還有醫院病房里那個不肯多要一雙皮鞋的人。

六月四日，武漢，中南軍區兼第四野戰軍六十一陸軍醫院的病房里，劉述剛再也不用按著擔架不肯下火線了。

參考資料：《紅色家風故事｜劉述剛：磨礪自強 清廉如鋼》，六安市投資創業中心網站《許世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資料中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纂的〈紅軍長征紀實叢書〉正式出版》，新華網《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軍事科學出版社《洪學智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