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半年不良資產處置規模超5000億元

【導讀】上半年處置規模超5000億元！銀行不良資產處置邏輯正迎來重塑

中國基金報記者 馬嘉昕

2026年上半年，商業銀行不良資產出清節奏持續提速。據銀登中心和機構最新統計數據，上半年，銀登中心轉讓不良資產規模為1011億元，另結合前5個月商業銀行核銷不良資產的4868億元，粗略估算，上半年全行業不良資產處置規模至少超5000億元。

記者注意到，對比往年銀行多數采取在年末節點的集中“突擊式”處置，今年上半年，商業銀行在銀登中心掛牌轉讓的頻次明顯提升。例如，僅7月以來，已先后有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平安銀行、招商銀行、中原銀行等近16家金融機構相繼在該平臺掛牌轉讓不良資產。

從參與主體類型來看，股份制銀行仍占比最高，但國有大行與消費金融公司增速最快，兩者上半年增速均突破20%。同時，上半年，信用卡貸款、個人消費貸、個人經營貸及組合貸款在銀登中心的掛牌占比分別為23.4%、38.9%、5.1%和14.7%，其中消費貸的占比有所提升。

上半年，批量化處置不良資產的案例也不乏出現，甚至有百億元級資產包的集中“打包式”出讓。例如，在6月份，中原銀行便發布“2026特殊資產推介項目”，共包含72個債權項目，該資產包總債權規模約為248.65億元。

在多位受訪專家看來，這種變化的背后，實質上是當前銀行業對不良資產處置的邏輯正在發生深層次、根本性的轉變，從“被動應對”向“主動出清”方向邁進。

“這既是銀行業應對現實壓力的務實選擇，也是邁向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路徑。”招聯首席經濟學家、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執行主任董希淼對記者表示。

不良資產處置正向常態化、規模化邁進

對于上半年我國銀行業不良資產處置的變化趨勢，董希淼總結為三點：不良資產轉讓規模呈爆發式增長、處置行為常態化，以及不良資產正從公司不良資產為主向零售不良資產并重遷移。

在他看來，這種轉變是多重因素驅動的共同結果。董希淼指出，宏觀方面，當前經濟結構調整與凈息差收窄加劇了銀行的經營壓力，這迫使銀行尋求外部處置渠道；政策上，監管層通過擴大試點范圍、延期政策期限及降低交易成本，為市場提供了穩定預期；內生方面，銀行亟須通過轉讓釋放被占用的資本，優化資產質量指標，以騰挪空間支持新增信貸；市場機制方面，銀登中心等統一平臺的成熟和多元買方主體的參與，大幅提升了市場參與主動性。

蘇商銀行特約研究員付一夫表示，這種常態化的管理行為，意味著銀行已將不良出清融入日常經營管理的節奏中。同時，他預計，商業銀行這種批量化處置不良資產的趨勢在未來仍將延續，同時資產證券化等創新工具也將更加活躍，行業風險出清將更加透明和有序。

加速不良處置已成為銀行業的“必選題”

在業內專家看來，當前，商業銀行加速不良資產處置已成為行業的必然選擇。Wind數據顯示，2024年，銀行業全年的不良資產處置規模達3.8萬億元，處置規模創近年來歷史最高；2025年，不良資產處置規模也保持在3.5萬億元的相對高位。

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研究院特約研究員、蘇州大學商學院教授繆錦春表示，隨著當前我國經濟進入調整周期，商業銀行已很難通過展期、戰略投資、債務重組等信貸手段出清全部不良。“因此，銀行通過主動管理不良資產、加速釋放所累積的不良資產，愈發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

繆錦春也進一步指出，隨著金融監管不斷趨嚴，特別是在商業銀行風險資產的五級分類新規過渡期結束后，商業銀行想要掩匿不良資產已無可能，而批量化、快速地轉讓不良資產，快速壓降風險加權資產、釋放資本，也是監管與市場共同倒逼其轉型的結果。

“近年來，不良資產處置相關制度的健全，處置方式的日趨成熟，以及渠道的多元化等變化，正為銀行提供穩定、科學的處置通道。”繆錦春稱，根據新修訂的《商業銀行法》所體現的巴塞爾協議Ⅲ監管思路，明確要求銀行建立“短賬齡”不良資產快速處置機制，并在貸款進入損失類前進行前瞻管理，將批量轉讓嵌入信貸的全流程風險緩釋體系。

繆錦春認為：“可以說，通過‘降舊’和‘控新’并舉，加大對存量不良的釋放，并建立‘短賬齡’不良資產的提前快速處置機制，這是現代商業銀行制度建設的進步。”

對此，董希淼也認為，商業銀行這種對不良資產處置的“主動出清”戰略轉變，也標志著銀行風險管理理念從被動承受損失進化為主動管理特殊資產價值，其核心考量是以短期財務代價換取長期穩健經營，通過及時“減負”實現資產負債表的輕裝上陣，將資源聚焦于更高效的領域。“這對銀行業來說，既是應對現實壓力的務實選擇，也是邁向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路徑。”

處置不良對銀行的利潤到底貢獻幾何？

當前，對銀行業而言，信貸增速放緩是不得不面對的一大挑戰。據中金公司報告，今年前5個月，銀行業新增貸款為2019年以來最低規模；過去12個月，個人貸款規模累計下降超3萬億元。

近期，市場有觀點認為，鑒于信貸增速放緩所帶來的盈利壓力，加大對不良資產處置或將是各家銀行獲取利潤來源的方式之一。不過，多位受訪專家對此持有不同的看法。

對此問題，繆錦春指出，信貸放緩主要是增量受制，而銀行加大對不良處置是存量釋放，這與在銀行業中流行的“向不良資產要效益”說法形成一種悖論。“原因在于，銀行批量轉讓不良資產短期會消耗銀行的撥備計提，難以直接增厚利潤，更多是止損、釋放資本的手段。長期盈利增長必須依靠資本騰挪后的新增優質投放，而非處置不良資產本身。”

“換言之，銀行將不良資產處置后釋放出資本，再將其投放到收益更高的信貸領域，才是其能夠帶來利潤的實質原因，但方式卻是間接的、中長期的。”繆錦春稱。

董希淼也表示，事實上，銀行批量轉讓不良資產本身是大幅折價的。“例如，2025年一季度，個人不良貸款平均折扣率僅為4.1%，可以說，銀行直接出讓不良資產本身不僅不賺錢，甚至還會造成一次性的巨額虧損，所以‘增利’無從談起，而所謂的盈利改善，其實是銀行不良資產處置后釋放的資本和撥備計提的減少，這是間接的‘減負’效應。”

“即便是在信貸高增長的年份，不良資產也需要常態化出清，其根本驅動力始終是監管對銀行資本充足率的硬性約束、資產質量考核壓力，以及銀行自身主動優化資產負債表的戰略考量。”董希淼表示，不能將兩者強行掛鉤，這既忽略了銀行風險管理的連續性，也低估了當前不良資產處置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出清”的制度性變革。“可以說，銀行不是在靠賣不良資產‘創造利潤’，而是在用短期財務代價置換長期穩健經營的生存空間。”

繆錦春也建議，商業銀行批量處置不良資產的同時，既要符合市場化原則，也要有階段性的目標驅使和價格邊界準則。“批量、集中不等同于‘運動式’處置，同時，也要杜絕盲目低價甩賣掉擁有優質抵押率的不良資產，避免過度折價所帶來的中長期回收價值的永久性損失。”

他認為，商業銀行通過將“短賬齡”不良資產的快速轉讓、優質抵押類資產的自主重組清收等方式，通常可平衡商業銀行所面臨的短期損失與長期回報問題。

此外，付一夫也認為，銀行批量轉讓不良資產雖然伴隨著折價，短期可能侵蝕銀行當期利潤，但其釋放的風險資本和減少的撥備支出，從中長期來看，反而有助于銀行修復盈利能力。“更重要的是，加速不良資產出清本身就是對資產質量的凈化，能夠提升市場對銀行估值的安全預期。因此，這一趨勢并非利潤驅動的短期行為，而是銀行邁向精細化風險管理的必然選擇。”

國有大行參與度提升 中小銀行仍顯不足

值得關注的是，從銀登中心數據來看，上半年，在各家金融機構處置不良的參與主體中，作為不良率偏高的中小銀行群體則呈現出明顯的“參與不足”。

記者梳理發現，以今年7月為例，在銀登中心掛牌轉讓不良資產銀行累計約為16家，掛牌數量為45筆，而中小銀行中僅有天水秦州農村合作銀行、中山農村商業銀行、金華銀行等5家銀行參與不良資產轉讓，掛牌數量僅為9筆，占比遠低于其他類型的商業銀行。

另據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數據，2026年一季度，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為1.51%，環比上升1個基點；其中，國有大行不良貸款率為1.22%，環比持平；股份行為1.22%，環比提升1個基點；城商行為1.85%，環比提升3個基點；農商行為2.79%，環比提升7個基點。

對此問題，繆錦春表示，中小銀行在銀登中心不良轉讓中參與度偏低，看似與其較高的不良率現實相悖，實則折射出結構性差異。“這主要原因在于，國有大行債權標準化程度高、抵押物清晰，適合批量打包流轉，而中小銀行的不良資產往往涉及復雜的地方關系和質量參差不齊的抵押物，折價轉讓可能會加重其資本壓力，因此它們更傾向于屬地化的清收或與地方資管合作。此外，其風控體系相對薄弱，不少不良資產沉淀于歷史遺留問題，處置難度本身就更大。”

付一夫也表示，除了客觀上不良資產規模差異和組包能力的差異外，國有大行以及頭部股份制撥備充足且抵質押物相對扎實有效等因素，也決定了中小銀行占比較低。

對于該如何破解中小銀行不良資產的轉讓困局，付一夫認為，需要多管齊下：一是設立專項處置基金，為中小銀行提供流動性緩沖；二是鼓勵其因地制宜探索差異化的處置策略，而非簡單復制大行的模式；三是強化地方政府的屬地責任，加快司法處置效率，打通“最后一公里”，唯有從制度、渠道、效率三方面協同發力，才能切實緩解中小銀行的風險積壓。

繆錦春也表示，中小銀行對不良資產處置的迫切性更高，需要政府以及監管部門給予差別化政策。比如跨行組包跨地區出售、減小撥備計提壓力等，但仍需堅持市場化的交易和定價原則。

校對：紀元

制作：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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