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頭龍盤踞伊朗！伊朗革命衛隊創始人揭露：表象光鮮、內里腐敗

大約在今年1月，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在應對抗議活動的強力處置中，造成約30000名伊朗人死亡。停尸房很快被一排排灰色尸袋塞滿，悲痛的親屬焦急地尋找那些被無差別殺害的家人的遺體。還有令人震驚的視頻流出，顯示安全人員駕車沖撞尖叫的人群，造成被困在行進路線上的平民死傷。

而大約47年前，這支殘酷軍隊的建立者之一，正是穆赫辛·薩澤加拉——一名左翼活動人士。23歲時，他成為魯霍拉·霍梅尼最早的一批顧問之一，并迅速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嶄露頭角。當時，薩澤加拉堅信，把伊斯蘭教法引入伊朗會創造出“人間天堂”，并把這位最高領袖視為“上帝之人”，相信他將主持建立一個和諧、公正的社會。但后來，他對這個高壓政權徹底失望，試圖從體制內部推動改革，結果遭到監禁，最終流亡美國。如今，他在海外為一個更民主的伊朗奔走。

薩澤加拉如今承認，自己年輕時參與創建的這支軍隊，已經變成一臺冷酷無情的殺戮機器。他對《每日郵報》說，它就像“一條有七個頭的龍”。這位曾經忠于政府的人，如今把伊斯蘭共和國比作“弗蘭肯斯坦式的產物”和“伊斯蘭國”，稱其奉行的是一種“伊斯蘭法西斯主義”，而他決心看到它崩塌。不過，當被問及是否對自己在共和國早期所扮演的角色感到內疚時，薩澤加拉卻回答說“沒有”。他堅持認為，自己并沒有制造出這個組織今天演變成的局面。

現年71歲的薩澤加拉，自離校后便是一名左翼學生活動人士，屬于當年反對親西方、資本主義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的一代伊朗人。1978年，這位機械工程師受邀前往法國巴黎以西約25英里的訥歐夫勒堡，與流亡中的霍梅尼一起謀劃伊朗革命的最后階段。和數以百萬計的伊朗人一樣，他當時深信，這位什葉派教士掌握著解決國家一切困境的答案，能夠讓伊朗回歸伊斯蘭根基，最終擺脫“帝國主義干預”。

在國王被推翻后，霍梅尼于1979年2月1日乘坐法國航空包機返回德黑蘭。數百萬伊朗人走上街頭，歡呼迎接他們的領袖。薩澤加拉當時就在霍梅尼身邊，搭乘了那趟“勝利航班”，隨后很快在新的伊斯蘭秩序中扮演了關鍵角色。1979年，他負責起草革命衛隊的第一份章程，并擔任最初的指揮委員會成員之一，使這個后來成為政府重要維穩力量的機構得以誕生。直到今天，他仍為自己當年的決定辯護。

“我必須說，在當時，建立革命衛隊是個聰明的主意。這是必要的。”而且這個設想在一年半后證明有效，當時薩達姆·侯賽因入侵了伊朗。”薩澤加拉說。按照最初設想，這是一支“人民軍隊”，既要保護新的伊斯蘭秩序，也要抵御外國入侵，尤其是美國。革命者當時擔心，美國會像1953年那次政治變動那樣，再次試圖扶植國王復位。

“但三個月后，我發現自己并不適合那種軍事情報工作。”他說。此后，薩澤加拉離開這一崗位，先后擔任伊朗國家廣播電臺總經理、總理辦公室政治副手、重工業部副部長，以及計劃與預算事務副部長。不過，隨著時間推移，這位政治人物逐漸形成一種堅定不移的判斷：“這個新生政權有問題，這不是我們想要的東西。

“問題出在革命理論本身。宗教的最大化理論——伊斯蘭主義——行不通。”這種意識形態化、革命化、左翼化的伊斯蘭版本，主要是模仿馬克思主義，也行不通。”正因為如此，1988年戰爭結束、霍梅尼去世后，我對自己說，夠了，我不想再為這個政權工作了。”薩澤加拉直到1985年才注意到伊斯蘭共和國的人權侵犯，這一點看起來或許令人意外。

事實上，霍梅尼回到德黑蘭后僅僅幾個月，全國范圍內對基本自由的侵蝕就迅速蔓延。到1982年底，新政權已處決超過10000人。1979年3月，以國際婦女節為起點的一周抗議中，女性抗議者已經高喊：“在自由的黎明，沒有自由。”這場抗議吸引了國際聲援，包括凱特·米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前者還曾專程前往伊朗加入她們。

這些女性高呼“我們發動革命不是為了倒退”，抗議霍梅尼下令所有女性必須佩戴頭巾，而這原本是他承諾不會強制推行的。當被問及為何當時沒有支持女性抗議運動時，薩澤加拉說：“也許在我內心里，我當時沒有時間去思考這個問題。”但也許我當時認同她們錯了，1979年每個人都應該戴頭巾。”他承認。

“我花了三四年時間才對自己說：‘哪里不對。’但在學習并相信人權，而不是宗教義務之后……我相信伊朗女性有權選擇自己的著裝規范和宗教信仰。”不只是頭巾，還有其他權利。伊朗女性應享有平等權利。”回過頭看，他解釋了伊斯蘭共和國那種復雜的意識形態力量，為何會對像他這樣的左翼穆斯林產生如此強烈的吸引力。在那些年里，幾乎所有穆斯林活動人士都相信，按照伊斯蘭教法治理國家就是解決方案。”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按照伊斯蘭教法治理國家，我們就會擁有地上的天堂……一切問題都會解決，一切都會變好。完美、公正、自由。”但這套理論與‘伊斯蘭國’、‘達伊沙’、基地組織，或者埃及穆斯林兄弟會是相似的。‘伊斯蘭就是解決方案’，那是穆斯林兄弟會著名的口號。”隨著時間推移，推動革命者前進的，不僅是伊斯蘭教法的承諾，還有左翼意識形態、反西方民族主義、擺脫國王統治的自由訴求、愛國主義，以及圍繞神秘化霍梅尼形成的個人崇拜。

“那里不只是一個按照伊斯蘭教法治理國家的人，他在某種意義上還是一個神圣的人。”一個肩負精神使命的人……不僅是政治領袖或宗教領袖，而是一個上帝之人。一個凈化了自己的人。”薩澤加拉說。所有這些觀念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很難讓年輕激進分子抗拒的“弗蘭肯斯坦式產物”。

薩澤加拉懷疑，如今革命衛隊中的強硬派將領甚至未必真正信仰伊斯蘭教。他把他們表面的宗教性比作“蛋糕上薄薄的一層奶油”。如果你把叉子插進去，里面已經腐爛了，而且有很多蛆蟲。”他說。外界普遍認為，伊斯蘭革命衛隊現役人員超過180000人，擁有海軍、空軍和地面部隊。再加上其控制的巴斯基民兵——一支志愿準軍事力量——總人數據信接近100萬。

薩澤加拉用“七頭龍”來形容這支軍隊如今的活動：對平民實施嚴厲管控、在海外從事暴力活動，以及以黑手黨式手法販運違禁品和女性進行剝削。圣城旅是革命衛隊的秘密分支，負責境外行動并在海外訓練代理武裝，包括黎巴嫩真主黨、加沙的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武裝組織，以及也門胡塞武裝。

這些武裝代理人合稱“抵抗軸心”。不過，盡管革命衛隊影響巨大，伊朗幾十年來真正的權力一直集中在至關重要的最高領袖辦公室。這個總部有50000名工作人員，是神權體制的核心。薩澤加拉說，已故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曾從這一總部嚴密監控國家機器的每一個環節，從武裝力量到國內情報，再到司法系統。

“他是個事無巨細的管理者，喜歡干預每一個細節。”薩澤加拉說。他形容這名教士建立的是“一套非常復雜、主要用于控制民眾的系統”。不過，這個關鍵設施在2月28日美以聯合空襲中遭到轟炸。報道說，這次打擊引發了當前戰爭，并造成哈梅內伊死亡，其子穆杰塔巴隨后出任最高領袖。但這位新任阿亞圖拉自被任命為最高領袖以來一直沒有公開露面，在其父親那場備受矚目的葬禮上也未現身。這意味著，他要么已經死亡，要么傷勢嚴重。

“他可能已經死了，可能處于昏迷狀態，或者身體狀況糟糕到無法露面。”薩澤加拉說。即便他還活著并最終康復，薩澤加拉也預測，這位56歲的繼任者在接手其父親建立的復雜系統時將面臨“困難”。在那套系統中，領袖本人幾乎在治理的每一個層級、每一項決策上都親自發號施令。他把哈梅內伊的統治體系比作一套“量身定做”的西裝。

如今哈梅內伊已經去世，薩澤加拉懷疑同樣的“西裝”未必適合他的兒子，體制將不得不作出根本性調整，而這可能帶來不穩定。今年1月，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曾呼吁伊朗抗議民眾“繼續抗議”，并承諾“援助正在路上”。但大量平民傷亡，說明示威未必就是這個政權倒臺的方式。不過，薩澤加拉仍然相信，這個被他稱為“徹底失敗”的伊斯蘭共和國，終將走到盡頭。

“我們曾嘗試過一段時間改革它，試圖從內部逐步改變它、修改憲法，但結果是逮捕和監禁。”這就是為什么，改變這個政權沒有別的路，只能依靠人民之手，而不是依靠外國攻擊或戰爭。”戰爭最多只會讓伊朗變成另一個伊拉克或另一個阿富汗。我們需要動員人民，運用公民抵抗策略：不只是抗議，還包括罷工、讓政權陷入癱瘓、不合作、抵制，以及拒絕繳費。”

在仍身處伊朗時，薩澤加拉曾試圖推動憲法改革，以實現政教分離，并 dismantle “法基赫監護”體制——即由教士監護原則支撐、由最高領袖統領整個政府體系的制度。他曾擔任多家改革派報紙的出版人，包括《社會》《圖斯》和《伊朗戈勒斯坦》，但這些報紙都被急于壓制不同聲音的政權強硬派關閉。

此后，他又被缺席判處7年監禁。他曾非常希望回到伊朗，但盟友勸告他，如果再次踏上故土，政權幾乎肯定會殺死他。薩澤加拉曾于2005年至2009年擔任華盛頓研究所訪問研究員。他希望，全世界的穆斯林都能從伊朗革命中吸取教訓，最重要的一點是，“伊斯蘭主義行不通”。

“如果我們能在伊朗證明，伊斯蘭實際上可以是一種世俗化的伊斯蘭，一種最小化理論的伊斯蘭，一種自由主義版本的伊斯蘭，而不是這種左翼意識形態版本的伊斯蘭……那么我相信，伊斯蘭世界和西方國家都會出現另一波現代性浪潮，因為西方社會中的穆斯林會受到其原籍國的影響。”他說。

他預測，伊朗不會通過某一次決定性的起義發生改變，而會從內部、以“漸進、一步一步”的方式變化至于這一變化何時到來、又將如何發生，他不愿作出明確判斷。但有一句話他說得很堅決：“伊朗以充滿巨大矛盾和意外事件之地而聞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