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蔣方舟被人大撤銷碩士學位后，我再也不想逼孩子早日成才了

文 | 美美

蔣方舟，又上熱搜了。

這一次，不是因為她接受日外務省補助，出版書籍《東京一年》，也不是在奇葩大會上大談討好型人格，而是被人大撤銷了文學碩士學位。

消息一出，輿論瘋狂。

有人罵她“傷仲永”。

有人翻出她早年那些不友好的言論，說她活該。

有人說她連最基本的學術底線都沒有。

還有更難聽的。

總之，陳年舊賬，被翻了個底朝天。

那個站在聚光燈下被圍觀了30年的“天才少女”蔣方舟，一夜跌落神壇。

濾鏡不僅碎了一地，還被人使勁踩上幾腳。

看著那些評論，我腦海里不由得閃現出這樣一個畫面：

一個出生在80年代末，扎著兩根小辮子的小女孩，被母親強摁在書桌前，一筆一劃地寫作。

寫不出來，就算是編，你也得給我寫。

不會寫的字，就用拼音代替。

小女孩一邊抹淚，一邊聽母親惡狠狠地告訴自己：

一個6歲的孩子，哪里分得清真假？

可憐的小蔣方舟，就這樣天真地信了。

寫作之于她，不是熱愛，是保命。

于是，別的同齡人在瘋狂嬉鬧的時候，她卻只能眼巴巴望著窗外，苦思冥想寫作。

一扇原本推開就可以走出去的窗，卻隔絕了她與世界，以及整個童年。

她，只能拼命地寫，不敢停。

結果9歲那年，她還真出了第一本書《打開天窗》。

這本書，當時被某省教委定為全省中小學素質教育推薦讀本，并同步改編推出漫畫版。

而當年三尺講臺上，很多老師也一邊握著教鞭，一邊訓斥臺下的學生：

那時候，所有人都在說，蔣方舟是“天才神童”，“別人家的孩子”。

可是，誰也沒有問過那個孩子一句，“你喜歡寫嗎？”

喜不喜歡寫，她成年后寥寥無幾的作品，已經給出了答案。

可以說，蔣方舟成全了母親的期待，卻把自己弄丟了。

她出版了書，但也出賣了整個童年。

說實話，看著蔣方舟一夜跌落，我忽然心生一種說不出的涼意。

同時，也對“早日成才”這四個字，第一次有了深深的警惕。

是的，我想說，看了蔣方舟被人大撤銷碩士學位后，我再也不想逼孩子早日成才了。

不是不愛孩子，是怕自己哪一天，也成了那個把孩子“摁在書桌前”的母親。

什么是“逼孩子早日成才”？

一個6歲的孩子，本該干什么？

掏鳥窩，摸魚蝦，玩蚯蚓。

在泥地里打滾，跟小伙伴瘋跑。

摔一跤哭兩聲，爬起來繼續(xù)跑。

那是她本該擁有的童年啊。

可蔣方舟，她沒有。

她的童年，被一張書桌，框死了。

她的天性，被母親恐嚇下的寫作，泯滅了。

蔣方舟母親在一次采訪里說，她希望女兒成名要趁早。

是的，她的確做到了。

蔣方舟9歲就出了書，成了家喻戶曉的“天才少女”。

可你知道嗎，那本書，是一個9歲孩子寫的。

但它承載的，卻不是9歲孩子的夢想。

而是作為語文老師的母親，沒有完成的作家夢。

那一本《打開天窗》，是蔣方舟內心無聲的吶喊與渴望。

天窗這頭，鎖住的，是她為了“保命”，被逼伏案的寫作。

天窗那頭，鎖住的，是一個孩子愛玩的天性，和珍貴的童年。

她從來沒有問過自己，“我真的想寫嗎？”

她的腦海里，只有“我寫不出就會被抓走”的恐懼。

蔣方舟，在替母親，活出母親想要的人生。

而她自己，只是一件漂亮的圓夢工具，一個任聽擺布的提線木偶。

被逼著成才的孩子，長大后會怎樣？

一個從小為了給別人做嫁衣裳，而不斷犧牲自己邊界和主體性的孩子，長大后，等待她的會是什么？

北京大學心理健康咨詢中心副主任徐凱文，曾經提出過一個詞，叫“空心病”。

蔣方舟，就是這種孩子。

她小時候寫書，是因為母親告訴她，不寫會被抓走。

她人生的每一步，都是被母親安排好的劇本。

乃至成年后，她寥寥創(chuàng)作的幾本寫，沒有一本真正立得住。

為什么？

首當其沖的原因，是天才少女的光環(huán)，讓她的人生太順遂了。

順到她從來不能體會，什么叫“在凌晨3點痛哭的滋味”。

她沒有蹲在馬路牙子上，邊喝酒邊哭泣過；

她沒有經歷過被職場拋棄，一日三餐沒著落的窘迫；

她沒有被人在背后捅過刀子，沒有見識過人性的丑陋；

她沒有在深夜里輾轉難眠，絕望到不知道明天怎么過。

也就是說，她完全不曾扎根于疾苦，從未見識過眾生。

這就注定了，她寫不出真正能戳中普通人靈魂的東西。

她那幾本在早年出版的書，只有外表精致華麗的文字，內容和思想，卻很空洞。

用網友的話來說，“看了，就是沒記住。”

如果說，蔣方舟缺乏扎根于底層的生活體驗，和本來就單薄的學術根基，成了她成年后創(chuàng)作的天花板。

那早年的幾部成名作，就是束縛她深耕寫作的絆腳石。

37歲的蔣方舟，在創(chuàng)作上碌碌無為，一直在吃童年成名的紅利。

她覺得，自己“已經完成了母親的愿望”，可以不用再努力了。

她把寫作成名，等同于一項終于完成的艱巨任務。

任務達標了，外部驅動力就消失了。

而“得了空心病”的她，沒有自己的內驅力和真正想追求的東西。

所以接下來，就只剩放飛自我了。

那些被一點點剝奪的童年時光，在這樣的放飛中，一點點得到代償。

但也是在這樣“不用再努力寫”的放飛中，一點點和童年的光芒拉開距離，變得平庸，粗淺。

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她在《鏗鏘三人行》節(jié)目里，面對眉飛色舞侃侃而談的李玫瑾和杜文濤兩位前輩。

同樣作為嘉賓的蔣方舟，卻只能充當一片襯托紅花的綠葉，只有尷尬捧哏與附和的份。

言談之中，全然不見一個作家應有的深邃思想。

然而，比這更悲哀的，還在后頭。

她不寫了，除了她覺得“任務完成了”，一個最大的真相，就是她從來就沒想過要寫。

試想，一個7歲就被關在天窗前寫作的孩子，寫作對她來說，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主體性被剝奪。

意味著，邊界被入侵。

意味著，她沒有選擇的權利。

意味著，她作為獨立的個體，已經消失。

這種童年被剝奪的壓抑與隱忍，讓她把小時候不敢對母親說的那句“我不”，在30年后，用行動說了出來。

這個行動，就是三個字：放下筆。

我放下筆，不再如你所愿繼續(xù)光芒萬丈。

我放下筆，親手把你逼我長成的這棵參天大樹，生生折斷。

我放下筆，就是想在這段被你安排的人生里，扳回一局，為自己做一回主。

在蔣方舟的潛意識里，她其實從未真正與母親和解。

因為，在母親那里，她從未擁有過真正的自己。

她的一切，都是母親給她的劇本。

她選擇用“不寫”來反抗，用“躺平”來報復，用“江郎才盡”，來完成這場無聲的對抗。

那些被逼早日成才，童年被剝奪的自我，長大后，終究要一點點還回來。

這種償還，不是爆發(fā)在青春期，就是在中年。

這叫中年叛逆。

我們逼孩子早日成才，到底在怕什么？

蔣方舟，只是千萬個被寄予厚望的孩子中的一個。

回到我們自己身上。

我們看蔣方舟，罵蔣方舟，笑蔣方舟。

可回頭看看我們自己，是不是也有同樣的影子？

“別人家孩子3歲會背唐詩了，我們家怎么還在玩泥巴？”

“別人家孩子考了100分，我們家才90，怎么搞的？”

我們，到底在怕什么？

當然是怕孩子落后啊。

怕他考不上好學校，找不到好工作，過不上好日子。

怕他將來恨我們，說“當年你怎么不逼我一把”。

于是，我們把這種恐懼，包裝成了“為你好”。

可我，想告訴你一個扎心的心理真相。

你怕的，其實不是孩子沒出息。

而是“如果孩子沒出息，別人會覺得我這個當媽的不行”。

你把“怕自己不夠好”的焦慮，投射到了孩子身上。

你怕的，是“我從來沒有被無條件愛過”，所以也不知道怎么無條件愛他。

我們逼孩子早日成才，不是孩子真的需要成才。

是我們需要通過“孩子成才”，來證明我是一個合格的，成功的，沒出錯的父母。

在一次線上課里，一個媽媽跟我說，美美老師，我每天盯著孩子寫作業(yè)，盯到晚上11點，孩子哭，我也哭。

我知道這樣不對，可是我不敢停。

我一停下來，就覺得自己不配當媽。

她說的“不敢停”，不是孩子不敢停，是她自己不敢停。

是她的內在小孩在說：

“你不努力，你就不值得被愛。”

這個真相，既扎心，又讓人心疼啊。

蔣方舟的悲劇，不是她一個人的。

它折射出了一個時代里，父母們的集體育兒焦慮。

我想說，我們終究不是孩子的導演，而只是他的觀眾。

我們要做的，就是安靜地坐在臺下，帶著欣賞的眼光，看著他上場，試錯，跌倒，爬起來，然后再上場。

我們能做的，不是替他急，代他演，而是陪他走。

不再逼孩子早日成才，不是放棄，而是我終于明白：

一個孩子真正的成才，不是幾歲出書，幾歲成名，幾歲被清華破格錄取。

是他長大后，依然知道自己要什么，為什么而活；

是他遭受挫敗后，依然對生活充滿熱情；

是他能在自己的節(jié)奏里，走得踏實而從容。

成不成才，另說。

成不成人，才是第一位的。

作者：美美，7年新媒體寫作導師，心理咨詢師，女性內在力量重塑導師。6年心理學實踐，陪伴5000+女性走出內耗，一邊搞錢，一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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