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黃振揚案鳴冤四十一年，秉持司法為民政績觀，最高檢應糾錯案

黃振揚一生背負詐騙罪名、含憾離世，其子半生奔走只為洗清父輩污名，刑事錯判帶來的人格貶損、家庭創傷，唯有依法改判才能彌補。司法機關不能因案件年代久遠就擱置爭議，要破除重當前、輕歷史的政績短視，對歷史遺留爭議案件一查到底。

1984年12月，黃振揚與福建壽寧縣外貿局業務員張世民結識，張世民希望黃振揚能幫其介紹錫錠資源。黃振揚在得知桂東城關鎮李某等人有錫錠存貨后，決定幫張世民提供貨物。

因貨源的特殊性，須現款才能提現貨，黃振揚要求張世民先預付貨款，然后再去找貨源。張世民同意先將現款匯到桂東，但要求款項需進國營單位賬戶。于是，黃振揚讓張世民把款匯到桂東縣飲食服務公司賬戶上。

為了順利匯款，經桂東縣法院食堂工作人員的同意，在合同文本上加蓋了法院食堂的專用章，但該印章并未被張世民認可，隨后又補蓋了桂東縣飲食服務公司的公章。最后簽訂了一份銷售錫錠15噸、總金額54萬元的合同。

經張世民本人證實，雙方簽訂合同的目的是黃振揚為了獲取信息費和業務費。

在54萬元貨款到賬后，黃振揚為了履行交貨的義務，又先后托多人去尋找貨源，并根據貨源情況辦理提貨手續。由于所尋找的貨物均不符合張世民的要求，張世民通知黃振揚“有貨都不要了，立即退款”，最后提出終止合同。

黃振揚在第二天就主動退還了賬戶上的貨款15.5萬元。由于桂東縣飲食服務公司欠銀行貸款，其賬戶上的38萬元資金被銀行凍結，最后由桂東工商局處理退還，一共退還了壽寧縣外貿局53.5萬元。

最后還有5000元無力退還，黃振揚認為，這筆錢是所托之人為貨源支出的購貨定金及差旅費用之需。不過，最終黃振揚自己還是還了3100元，只差1900元沒能還，占貨款總額54萬元的1%都不到。

上述事實充分說明，黃振揚與張世民簽訂合同，不是為了得到54萬元貨款，而是為了獲得信息中介費和業務費。

在54萬元貨款到賬后，黃振揚沒有拿走，而是積極得履行合同，在張世民提供終止合同后，也沒有將貨款據為己有，而是退還給壽寧縣外貿局，沒有給購貨方造成損失。

然而，在張世明和壽寧縣外貿局均沒有向黃振揚追要剩余1900元的情況下，1985年12月28日，黃振揚卻因詐騙被逮捕。1986年11月26日，桂東縣法院作出判決，黃振揚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

桂東縣法院認為，黃振揚屬國家職工，又未取得營業執照，自己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和貨源的情況，采取欺騙手段，非法與他人簽訂購銷合同。而黃振揚則堅稱，自己只是做生意的中介，根本不構成詐騙犯罪。

自判決生效后，黃振揚服刑期間、出獄后三十余年持續申訴，2009年，郴州中院再審本已形成無罪意見，最終卻維持原判。

黃振揚含恨離世后，其子黃梟騰接續申訴，桂東縣、郴州市二級法院多次接訪承諾復查均被駁回，2026年4月，湖南省檢察院復查后又予以駁回，四十一年維權路再次受阻。

2025年4月，《陳勇評論》曾對該案細節進行過詳細披露。

湖南省檢察院駁回申訴后，黃梟騰依然沒有氣餒，而是延續了多年來的持之以恒，繼續向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了申訴。2026年7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受理了黃梟騰的申訴，這是該案進入國家級司法審查的關鍵程序。

《陳勇評論》認為，司法機關正確政績觀的核心，從來不是 “維持原判、回避糾錯”，而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有錯必糾、全錯全糾，讓人民群眾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如今最高人民檢察院已正式受理該案，正是檢驗司法機關能否站穩正確政績觀、踐行司法初心的關鍵契機。

部分地方司法機關對待陳年申訴案件，容易陷入片面政績誤區：將 “零改判、零糾錯” 當作工作成績，顧慮追責、國家賠償等問題，刻意回避案件存在的事實與法律漏洞，反復駁回合理申訴，導致當事人數十年奔走維權。

黃振揚案恰恰是這種偏差政績觀帶來的沉重縮影：1986 年桂東縣法院以詐騙罪判處黃振揚十年有期徒刑，綜合全案事實來看，黃振揚僅為錫錠貿易居間中介，無虛構貨源、非法占有貨款的主觀詐騙故意，購貨方終止合作后次日便主動退還絕大部分貨款，僅剩余 1900 元業務相關尾款未結清，未給企業造成實質經濟損失，多名法學專家、人大代表均出具專業意見，證實該案不滿足詐騙罪犯罪構成要件。

如果司法機關把不糾錯當成工作政績，漠視案件客觀疑點、無視當事人合法訴求，看似規避了短期麻煩，實則積壓群眾怨氣、損害司法公信力，完全背離司法政績觀 “為民公正” 的根本導向。真正的司法政績，是敢于直面歷史舊案瑕疵，主動查清事實、糾正錯誤，而非掩蓋問題、拖延訴求。

最高人民法院明確審判監督工作準則：是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有什么錯就糾什么錯，全錯全糾，部分錯部分糾，錯到哪里糾到哪里，無論當事人是否在世、案件發生于哪個年代，錯案冤案必須糾正。

這一準則，是司法機關樹立正確政績觀的硬性標尺。最高檢現已受理黃振揚刑事申訴，是跳出地方利益閉環、自上而下公正監督的重大契機，《陳勇評論》呼吁最高檢立足正確司法政績觀，開展無偏袒、全覆蓋的全面核查：

全面調取原審完整卷宗，還原交易原始事實。最高檢應細致核查1984年錫錠居間交易全部書證、當事人筆錄、貨款流轉記錄，核實黃振揚中介身份、貨源對接經過、全額退款事實，厘清剩余1900元款項的真實用途，客觀區分民事居間糾紛與刑事詐騙犯罪的邊界，摒棄當年計劃經濟時期的裁判思維，結合現行刑法精神客觀評判主觀犯意。

逐一核查多年申訴提出的核心疑點。最高檢應針對原審立案起因、證據采信瑕疵、法律適用偏差等當事人持續反映的關鍵問題逐一回應，充分吸納湖南省刑法學會常務理事、湘潭市刑法學會常務副會長朱培立等法學專家出具的無罪論證意見，客觀考量當年人大代表持續督辦、多位法律界人士呼吁糾錯的專業意見，不回避原審裁判存在的法律漏洞。

完整梳理四十余年申訴全過程，審視地方司法處置流程。最高檢應核查市縣兩級法院歷年接訪、復查、再審環節的處置記錄，對照歷次接訪承諾與實際辦理結果，檢視地方司法機關過往是否存在復查流于形式、程序空轉等問題，杜絕口頭答復、實質不作為的形式主義處置方式。

司法工作的政績，最終落腳于群眾對公平正義的獲得感。黃振揚一家兩代人耗費四十一年伸冤，放棄經濟補償只求一紙清白，這份樸素訴求，是群眾對司法公正最直白的期盼。

對該案全面核查、依法糾錯，本身就是司法機關踐行正確政績觀最直觀的實踐。

黃振揚生前在桂東縣法院申訴

黃振揚一生背負詐騙罪名、含憾離世，其子半生奔走只為洗清父輩污名，刑事錯判帶來的人格貶損、家庭創傷，唯有依法改判才能彌補。司法機關不能因案件年代久遠就擱置爭議，要破除重當前、輕歷史的政績短視，對歷史遺留爭議案件一查到底。

直面糾錯是重塑地方司法公信的治本之舉。長期駁回合理申訴、擱置案件疑點，只會不斷消耗群眾對司法機關的信任。

最高法、最高檢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核心總基調是：破除“新官不理舊賬、糾錯影響政績、怕翻案擔責、護短遮錯”的錯誤政績觀，把有錯必糾、為民平反、實質公正作為司法核心政績，不回避歷史遺留錯案，不因為追求結案指標、維穩短期成效壓制申訴復查。

兩高明確，要摒棄 “護短遮丑” 錯誤政績思維，嚴禁將糾正歷史錯案視作 “否定過往工作、損害部門形象、拉低考核數據”，明確要敢于依法平反冤錯案件、實質性化解長期申訴積案，是檢驗司法為民、司法公正的正向政績；壓制申訴、拖延復查、刻意維持錯誤裁判掩蓋問題，是政績觀嚴重偏差，要納入負面評價和追責。

兩高同時調整了考核導向，不再以 “維持原判率、申訴駁回率” 作為正向指標；而是將歷史錯案甄別、再審改判、國家賠償落實、信訪息訴化解成效納入高質量司法核心評價，扭轉 “怕改判、怕糾錯” 的辦案導向。

同時，兩高全面放開了申訴入口，禁止以 “年代久、程序終結” 拒之門外。歷史形成刑事、民事、產權、涉企舊案，只要存在證據矛盾、非法取證、法律適用錯誤、程序嚴重違法線索，無論時隔多少年，不得以超過時效、案件早已終結為由不予受理復查。

對當事人多年持續申訴、反復信訪的歷史舊案，實行綠色通道優先審查，落實有信必復、限期答復，杜絕程序性敷衍、簡單駁回了事（程序空轉）。

唯有秉持不護短、不回避的態度，實事求是核查案件，有錯即依法啟動糾正程序，才能向社會傳遞法律不偏袒、有錯必追責的鮮明信號，樹立司法公正權威。

兩高同時還強調，公正辦理申訴是落實法治為民的核心政績。新時代司法正確政績觀，要求摒棄重辦案數量、輕辦案質量，重短期穩定、輕實質公正的錯誤導向。

最高檢受理該案，承載著群眾對最高法律監督機關的信任，辦案機關應當摒棄地方本位思維，不受地域、過往裁判結論束縛，純粹以法律、事實為標尺作出客觀審查結論。

四十一年沉冤待雪，兩代人執著堅守，該案走到最高檢受理階段，是歷史留給司法機關檢驗政績觀的重大考題。

《陳勇評論》呼吁最高人民檢察院秉持 “司法為民、有錯必糾” 的正確政績觀，窮盡核查手段還原案件全貌，嚴格依照刑事訴訟法、審判監督相關規定，厘清罪與非罪的核心邊界。

若原審判決確屬認定事實、適用法律錯誤，堅決依法啟動糾錯程序，給出經得起法律、歷史、群眾檢驗的處理結果，讓遲到四十一年的公平正義落地，以實事求是的司法擔當，書寫無愧于人民、無愧于法治的司法政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