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題材美術創作問題是當代美術的重要命題之一,是一個常談常新的問題。近些年,我參與了“中華文明重大題材美術創作工程”“‘一帶一路’國際美術工程”等項目的籌劃與評審,對重大題材美術創作規律有點粗淺的認識,對其成敗得失亦有些許感悟,在這里與大家共同探討。正如大家所熟知的,所謂“重大題材創作”,即西方藝術史上的“歷史畫”,也是中國藝術史上的“故實畫”。所以,今天的講座中,這幾個概念是因其同義而混用的。講座共分四個版塊,即“重大美術題材創作現象與問題”“何為歷史畫”“歷史畫的創作實踐”“歷史畫創作的風格與形態”。
第一部分,先談重大題材美術創作現象與問題。
在一個崇尚“自我表現”或“自我表演”的時代,為什么要談論由“歷史”“國家”“民族”“重大題材”“史詩”這些大詞組合起來的宏大敘事問題?對于這個問題,我列舉兩個現象就可以回答。第一個現象,近15年來,中國掀起了重大題材美術創作的新浪潮。這其中包括2005年文化部主持的“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2012年中國文聯主持的“中華文明重大歷史題材創作工程”;2013年中國國家畫院主持的“絲綢之路美術創作工程(‘一帶一路國際美術工程’)”等五、六個國家級的美術創作工程,至于省市級的就更多了,我將之稱為“超級文化現象”;同時,在歐美當代藝術領域,重大題材借當代藝術形式而轉世重生。我們知道,西方美術邁入現代是以和“歷史畫”的解約為前提的。換句話講,現代主義藝術為“歷史畫”撰寫了墓志銘。然而,經過了一個多世紀的沉默,重大題材穿越形式主義、個人主義、精英主義的迷霧,又在當代藝術中重現。在威尼斯雙年展、卡塞爾文獻展的現場,我們能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它重返現場所帶來的震撼。基于這種感受,我將重大題材創作分為四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同時,這也是重大題材創作的四種形態:古典寫實主義階段、現實主義階段、現代主義階段、當代藝術階段。這個問題,我下面再細談。順便插一句,威尼斯雙年展的中國館為什么outdated,原因很簡單,用的是當代藝術形態,意識卻還停留在現代主義、形式主義階段。
東西方當代藝術領域同時出現“重大題材”創作熱潮,這就是我們今天談論“宏大敘事”的理由。
美術界一直流行一個說法:題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畫得好。果真如此嗎?畫“開國大典”與畫瓶瓶罐罐是一個等級的嗎?我想再次強調:題材是很重要的。這方面,我可以舉很多例子。前些年,我曾去梵蒂岡觀賞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進入《創世紀》《末日的審判》廳時,開始了從“創世”到“末日”的精神漫游。迎面而來的,忽而是創世的奇跡、力量與盛大景觀,忽而是末日的絕望、哀嚎與救贖。在知識層面上,這兩件作品是“神話”,而在精神層面上,它們卻是無與倫比的“真實”。出來后,我得出一個結論,歐洲的博物館,大多是精神的道場。他們的少年兒童精神與性格的養成,以及文化認同感,是從博物館的讀畫中開始的。在俄羅斯的特列恰科夫國家畫廊、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巴黎的盧浮宮、威尼斯藝術學院美術館等,可以看到成群結隊的孩子們在老師的引導下認真讀畫的情景。面對這樣動人的場景,我切身感受到:在當下,重大題材創作(歷史畫)仍以其巨大的精神含量和崇高的美學形式,穿越時間來滋養當代人的心靈與精神。這一點,無論是塞尚的“蘋果”,還是杜尚的“小便池”,都是無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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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立本 《歷代帝王圖》(局部)
雖然重大題材創作的當代意義不容置疑,但中國的幾項創作工程卻一直伴隨著質疑與批評的聲音。我將各類問題概括為五個方面:
1、當代中國需不需要重大題材美術創作?
2、何為“重大題材創作”?如何在理解重大題材創作規律的基礎上將史實轉化為史詩?
3、如何認知歷史并確立創作文本?
4、當代美術家有無能力擔綱重大題材創作?
5、重大題材創作有無可能借助題材的力量而完成美學風格及藝術形態的創新?
當代中國需不需要重大題材美術創作?我私下里聽到不少這方面的質疑,質疑者的理由有二:后結構主義以來,所有的宏大敘事因其意識形態含義所以是有毒的;現當代藝術以個人主義為核心因而是反宏大敘事的。在我看來,這兩條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既不適合中國的國情,也有悖于世界當代藝術發展的現狀與事實。后一點,我在前面已經強調,這些年,在西方獲獎的當代藝術作品都是“重大題材創作”。至于中國需不需要重大題材創作,我的看法是,這不是由某些批評家、藝術家說了算的,而是由重大題材在國民精神塑造中的特殊作用所決定的,也是由中國歷史尤其近現代史的特殊的訴求所決定的。中國的歷史與文明都比較特殊,它雖然晚于兩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卻比它們要長壽得多,至今綿延不絕,祖宗發明的文字我們仍在用,而兩河流域和埃及文明卻早已成為化石。與中華文明這一人類歷史上唯一完整的活態文明相比較,我們不覺得美術創作欠賬太多了嗎?這就是為什么搞“中華文明重大題材創作工程”的原因。近現代以來,中華民族在救亡與啟蒙的道路上前仆后繼,以數千萬同胞與先驅的生命鋪就了現代民族國家建立的道路。試想一下,如果沒有抗美援朝這樣的立國之戰,中華民族能真正站起來嗎?作為中國藝術家,難道不應該書寫這樣的歷史嗎?要知道,在圖像中構建起來的史詩,不僅能讓一個民族對抗遺忘,也能讓后人們從中汲取精神力量。
當然,問題不僅僅在于當代中國需不需要重大題材創作,更在于如何搞好重大題材創作,如何將史實轉化為史詩,搞出史詩級的作品來。從這個角度看,形勢就不容樂觀了。在一次研討會上,邵大箴先生問我,“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有多少作品能留傳下來?我回答:不到10%。邵先生認為我太苛刻了,但回頭來看,情況比我估計的還要差。可以說,各類問題比比皆是,比如“擺拍”“畫照片”“簡單再現”“連環畫風”“精神失血”等。原因何在呢?我以為最根本的原因,是藝術家們對重大題材創作規律缺乏起碼的認識。這一點,也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
重大題材創作從文本撰寫階段就爭論不斷。圍繞對歷史現象、事件、人物的認知與定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藝術史家、批評家、藝術家各執一詞,一度形成互懟的局面。歸結起來,所爭論的問題大致有兩個方面:其一,所謂“正史”之外的民間史、民俗史以及歐美漢學家對中國史的研究成果能否進入選題?有些專家堅持“正史”觀,即便“春節”“中秋節”這樣的選題也一概排斥,更不用說“絲綢之路”這類由歐美學者所命名的文化現象與事件了;其二,非視覺化的政策、法令等能否進入選題?藝術家當然反對,因為作品畢竟不是圖解政策的工具,但歷史學家們堅持。可以看出來,雙方在認知上有很大的錯位,按某些歷史學家的意思,重大題材創作差不多就是圖解歷史,而藝術家則認為,重大題材創作本質上就是藝術創作,創作的語言美學水平決定著創作的成敗。
在幾項重大題材創作工程的進展中,我一直有一個擔心,那就是:當代美術家有無能力擔當重大題材創作?這個問題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來看:信仰與技術。據我所知,許多美術家是把“重大題材”當作“活”來干的。作為創作主體,他們與題材、內容之間缺乏最基本的情感和最起碼的信仰——這就是導致作品精神失血、情感蒼白、形象干癟、敘事乏味的主要原因。這樣的作品,如何作為精神的道場?如何感化大眾?如何美育社會?除了在博物館的倉庫中睡大覺外,還能有什么用呢?
技術層面的問題亦有二:一是在傳統寫實主義領域,存在著普遍的技術退化現象。正如靳尚誼先生所說:一些美術家連基本的造型問題都未解決;另一個問題是,對科技革命帶來的新媒介、新材料、新技術、新形態、新方法,有些美術家非常陌生,當然也無法運用它來從事創作。
盡管如此,我還是希望藝術家們能借助于重大題材的力量,來完成一次語言美學和形態的創新。畢竟,歷史只有借助于具有創造力美學形式才能真正返回當代現場,而作品也只有通過語言的創新才能撬開歷史之門而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作者系中國國家畫院院委、中國文化藝術發展促進會副主席、華東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原院長,本文為作者在國家藝術基金藝術人才培訓資助項目《新時代重大題材美術創作研究與評論人才培訓》課程的演講文本,分五期在本公眾號發出,內容略有改動。)
編輯 | 殷 鑠
制作 | 殷 鑠、劉根源
初審 | 殷 鑠
復審 | 馬子雷
終審 | 陳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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