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均129人自殺！印度勞工掉進兵役陷阱，政府保護在哪？

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印度移民工人遭受極端剝削和虐待：他們在海灣國家因美國對伊朗的戰爭而喪生；幾年前，他們又曾在卡塔爾為世界杯修建體育場時死于高溫衰竭；2023年10月后，他們被招募去填補以色列建筑工地上巴勒斯坦工人留下的空缺；還有人被困在意大利農場的現代奴役之中。

這并非偶然，而是一種結構性安排。要理解為什么印度人會持續出現在最危險的地方，從事最不穩定、報酬最低的工作，就必須從印度國內看起：從比哈爾邦的達利特聚居區、安得拉邦清理糞便工人的社區，或賈坎德邦的阿迪瓦西村莊開始。

全球資本所看重的那種“順從”的印度勞動力，首先是在印度國內被塑造出來的。它通過種姓結構、失地狀態以及系統性的非正規化用工運轉，并被一種社會秩序所固化。在跨越國境之前，這套秩序就已經把這些工人視為可被消耗的人。印度的非正規部門雇用了約4億至5億人。這意味著，他們沒有書面合同，沒有可執行的最低工資保障，沒有病假工資，沒有產假，沒有醫療保險，沒有養老金，也沒有防止被隨意解雇的法律保護。

2017年至2020年間，印度登記工廠平均每天有3名工人死亡、11人受傷。到2024年12月，全球產業工會聯合會已記錄到當年制造業、采礦業和能源部門至少240起工作場所事故，造成400多人死亡、850多人重傷。2025年6月，特倫甘納邦西加奇工業公司一家工廠發生爆炸，至少54名工人死亡，其中大多數是來自北方邦、比哈爾邦和奧迪沙邦的移民工人。這家工廠的所有者是一家上市制藥企業，產品出口到數十個國家。遇難者家屬稱，關于設備陳舊的警告早已提出，卻被忽視。

特倫甘納邦首席部長宣布，每名工人的賠償為1000萬盧比。但西加奇公司在法庭上辯稱，其賠償責任上限為420萬盧比，其余部分應由邦政府承擔。該公司在海外的子公司則執行嚴格得多的安全制度。這種勞動體制還通過絕望制造死亡。自2019年以來，日薪勞動者自殺人數上升了45%，平均每天報告129人死亡。根據印度國家犯罪記錄局《印度意外死亡與自殺》報告，2023年共有47170名日薪勞動者自殺。

而這些還只是被記錄下來的案例。在一個層層轉包、瞞報普遍、執法薄弱的勞動體制中，真實規模只會更大。如今，氣候變化又疊加了一層風險。農業工人、建筑工人和外賣騎手等戶外勞動者因高溫死亡的情況，甚至都沒有得到可靠統計。因此，不能把印度勞動的非正規化僅僅視為技術性或行政性問題。它是種姓勞動秩序的一部分。在這套秩序中，不安全被常態化，責任被層層分散，工業死亡在政治上變得可以承受。

正如全球產業工會聯合會的高塔姆·莫迪所說，印度仍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工作場所，工業死亡人數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多”。博帕爾災難過去40年后，免責結構依然完好無損。2025年11月，印度政府讓4部新的勞動法典生效，取代原有29部勞動法。官方給出的理由是，這將簡化制度、理順規則，并使其適應不斷變化的勞動世界。但印度工會運動對這些新法典的解讀是：它們實質上是在把勞動法的平衡進一步轉向雇主，只是披著“靈活”和“便利營商”的外衣。

就連與印度教民族主義準軍事組織“國民志愿服務團”有關聯的工會“印度工人聯合會”也反對這些法典。因此，反對聲音幾乎遍及印度勞工領域，其中還包括一些并不容易被簡單歸為“反莫迪政府”的組織。其中一些變化非常具體。按照《勞資關系法典》，企業只有在雇員達到至少300人時，裁員、解雇和關閉才需要事先獲得政府許可；此前的門檻是100人。同一套法律架構還擴大了固定期限用工的適用范圍，讓雇主能夠在更長時間內維持臨時化勞動力。

在實際操作中，這些措施削弱了工作保障，減弱了工人的集體談判能力，也讓勞動力變得更容易被替換和拋棄。新制度也改變了安全監管的背景。新法典把勞動監察重塑為一種更強調“合規”的框架，而《職業安全、健康和工作條件法典》的規則草案則允許每季度最多125小時加班。在一個本就充斥工業疏忽、長期執法不足的國家，這類所謂“靈活”措施實際上把風險進一步向下轉嫁給工人，并為這種脆弱性的法律重組提供了正當化理由。

除了推行這些法典，莫迪政府還廢除了那部保障工人按需獲得就業機會的農村就業法。2025年12月，印度議會通過《VB-G RAM G法》，取代了2005年的《圣雄甘地國家農村就業保障法》。這一變化把原本由需求驅動的就業體系，改造成一種更集中化的農村勞動力供給架構。

近20年來，盡管存在種種缺陷，《圣雄甘地國家農村就業保障法》一直在一定程度上支撐著印度最貧困農村勞動者的生計。它并沒有消除種姓壓迫，也沒有瓦解地主權力。但它確實讓無地者和受種姓壓迫的家庭，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拒絕最低水平的農村工資。

削弱這一保障，會改變鄉村社會的力量平衡。結果便是，一個國內勞動體制正在形成：工人更便宜，更容易被管控，也更容易被拋棄。要理解近年印度勞工外流的浪潮，不能只看他們去了哪里，還要看他們為什么在那里被需要。在一個又一個案例中，印度工人并不只是填補某種自然形成的勞動力短缺，而是被嵌入尚未解決的勞動、土地和政治沖突之中。在這些地方，原有勞動力要么被移除，要么被排斥，要么在政治上變得“不方便”。

在英國，脫歐之后，英格蘭成人社會護理行業需要填補約165000個崗位空缺。政府通過護理工簽渠道擴大招募，但又把工人綁定在擔保雇主名下，使虐待更容易在結構上發生。英國政府自己也承認，自2022年以來，已有470多家護理服務提供者的執照被暫停，導致28000名工人失去原有工作安排。

英國政治話語起初把這些遭受剝削的護理工人稱為“不可或缺”，但后來又把他們變成收緊移民制度的象征性理由。雇主如何虐待工人、簽證制度本身如何建立在依附關系之上，以及社會護理行業如何長期低薪，這些問題都逐漸淡出視野。這正是新自由主義移民政策下“可被消耗的勞動力”如何運作的方式：招募、綁定、剝削、丟棄。

圍繞印度移民勞工的全球討論，幾乎從不點明種姓問題。這正是最核心的回避。那些被招募到以色列建筑工地、被推入與戰爭相關的強制性路徑、在海灣擔保制度下被管控，或被吸納進英國護理行業的工人，并不是從社會真空中出現的。他們大多來自這樣一些群體：在這些群體的日常生活中，基于種姓的排斥、失地、羞辱和經濟脅迫依然存在。

雇主于是把一支長期在深度不自由條件下求生的勞動力，看作靈活、能忍耐，而且廉價。從這個意義上說，印度勞動力的輸出并不只是一個移民故事。它也是一個種姓結構化社會秩序如何被轉化為跨國經濟價值的故事。但在這個故事里，存在的不只是順從，也有反抗。諾伊達及其他工業帶近期發生的工人抗議表明，即便面對不斷加深的不穩定處境、雇主打壓以及勞動保障的持續削弱，工人仍在繼續斗爭。在一些情況下，他們甚至是在沒有正式工會支持的條件下這樣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