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與袁公瑜：“猜禍之徒乘間而起，成是貝錦敗我良田”

文丨吳鵬

據(jù)2026年6月27日“洛陽發(fā)布”官方公眾號消息，千唐志齋博物館所藏《大周故朝散郎行鄧州司法參軍事袁府君（承嘉）墓志銘并序》即《袁承嘉墓志》，被認定為狄仁杰真跡。由于此方墓志沒有狄仁杰的署名，輿論對其是否為狄仁杰手書真跡還有存疑，但袁承嘉之父袁公瑜墓志為狄仁杰所書是確定無疑的，畢竟該墓志落款明確為狄仁杰。

▲《袁承嘉墓志》（局部）

狄仁杰生前并不輕易為他人撰寫墓志，否則以他的政治威望和人格光環(huán)，其傳世手書真跡必定不止一封，而目前被確鑿認定為狄仁杰真跡的有且?guī)缀踔挥小对つ怪尽罚梢妰杉医磺橹詈瘛５鶕?jù)學者對狄仁杰與袁公瑜仕途履歷的梳理，兩人卻沒有任何人生交集。狄仁杰從并州（今山西太原市）調(diào)入大理寺任職大理丞時，袁公瑜早已被貶官到西域。無論是出土墓志還是傳統(tǒng)史籍，都沒有記載狄仁杰與袁公瑜的交往事跡。

交情深厚卻從無交集，狄仁杰與袁公瑜的關(guān)系頗為耐人尋味。由于直接史料的缺乏，今人只能從兩人的政治取向和人生經(jīng)歷揣測一二，盡可能地鉤沉出狄仁杰為袁公瑜書寫墓志背后的歷史走向、時代變局與人世浮沉。

共同的政治取向

狄仁杰出身普通地主家庭，且極有可能有著戎狄血統(tǒng)，其祖父狄孝緒雖在唐太宗貞觀年間擔任過尚書左丞，但功績并不顯著；其父親狄知遜最高官位只做到下都督府夔州都督府的長史，且家族并無世襲爵位。

而袁公瑜所在的陳郡袁氏則是正牌門閥，屬于江左僑姓士族，其家族最晚在袁公瑜五世祖袁元遜時期就已經(jīng)北上進入十六國北朝政權(quán)任職。四世祖袁龍在北魏朝廷地位尊崇，家族聲望頗高；曾祖袁虬、祖父袁欽、父親袁裕都曾擔任西魏、北周、隋、唐四代王朝鎮(zhèn)守一方的長官，且有爵位世襲。

狄仁杰出身普通地主，袁公瑜源出門閥士族。在門閥士族還有重大政治影響力的唐朝前期，狄仁杰與袁公瑜所在的家族地位可謂有云泥之別，但這并不妨礙兩人在高宗前期的政治大變局中有著共同的政治取向。

高宗即位前期即永徽年間，朝廷實權(quán)掌握在出身關(guān)隴貴族的長孫無忌和江南高門代表褚遂良手中。關(guān)隴貴族崛起于西北，是西魏、北周、隋、唐四代王朝的創(chuàng)立者；江南高門則歷東晉和宋齊梁陳四朝不衰。西北、江南兩大門閥集團在政治上的聯(lián)手，逼迫高宗只能垂拱無為。

高宗欲奪回皇權(quán)，同時改變長孫無忌、褚遂良的保守政策，實行積極進取，只能借助關(guān)隴貴族和江南高門之外的政治力量。而袁公瑜所在的袁氏家族雖然是江左僑姓，但因早年遷居北方，故與江南高門早已聯(lián)系不多。而西北的關(guān)隴貴族鑒于袁家的江左僑姓淵源，對其也有排斥。故袁公瑜在高宗永徽年間實處于被西北關(guān)隴貴族、江南高門士族共同擠壓的狀態(tài)，由此從高宗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的政治斗爭中嗅到了上升機會。

由于長孫無忌、褚遂良掌控了前朝，故高宗奪權(quán)只能從后宮破局，即試圖廢黜出身關(guān)隴貴族核心家庭的王皇后、疏遠與江南高門有密切聯(lián)系的蕭淑妃，改立普通地主家庭出身的武則天為皇后，這就是唐史上著名的廢王立武。袁公瑜正是廢王立武事件的深度參與者。時任御史臺副長官御史中丞的他，與長官御史大夫崔義玄一道，“觀時變而布腹心”，加入以許敬宗、李義府為核心的支持廢王立武集團中，在前朝廣造聲勢，與高宗在后宮的破局密切配合。袁公瑜更是積極朝武則天的母親榮國府人楊氏靠攏，向楊氏揭發(fā)長孫無忌、褚遂良與長安令裴行儉“私議其事”，妄議國策，圖謀不軌。高宗由是順理成章地將反對武則天成為皇后的裴行儉外貶，極大地削弱了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反對派的力量。袁公瑜由此向武則天納上投名狀，成為武氏心腹。

永徽六年（655）十月，高宗廢黜王皇后，改立武則天為皇后，第二年改元顯慶。歷史進入高宗的顯慶新時代，袁公瑜因在廢王立武斗爭中的積極表現(xiàn)，被提拔為中書舍人，負責詔書起草等核心機要事務(wù)。顯慶四年（659）七月，袁公瑜更是在高宗和武則天的授意下遠赴黔州（今重慶彭水縣），將稍早前被貶黜至此地的長孫無忌逼死，最終為廢王立武大業(yè)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正是因此“翊贊之功”，袁公瑜在去世后還被已經(jīng)稱帝的武則天追贈為江州刺史。

袁公瑜幫助高宗奪取廢王立武政治斗爭的勝利，為狄仁杰的崛起打開了政治空間。為鞏固皇權(quán)和后位，高宗武則天在上元元年（674）共同推行了削弱門閥士族力量、扶植普通地主官僚勢力的政治改革即“建言十二事”。正是這一改革全面實行的第二年，狄仁杰從并州大都督府的法曹參軍任上，調(diào)入大理寺?lián)未罄碡M而憑借優(yōu)異的政績進入高宗、武則天視野，最終在武則天稱帝后兩度拜相，輔佐武則天處理內(nèi)外軍國重事，并在生前幫助武則天制定了武周回歸李唐的政治路線圖，為確保武則天的政治地位不動搖和武周向李唐的順利回歸起到了極為關(guān)鍵的作用。

由于導致武則天下臺的直接緣由是張柬之等人發(fā)動的神龍政變，故傳統(tǒng)史籍都認為狄仁杰是反對武則天的總后臺，但筆者在《狄仁杰與武則天》一書中通過梳理狄仁杰與神龍政變集團主導力量的真實關(guān)系等，否定了這個傳統(tǒng)觀點。筆者認為，從狄仁杰鞠躬盡瘁為武則天謀劃生前身后事來看，其政治底色是武則天的堅定支持者無疑，與袁公瑜在武則天問題上有著共同的政治取向。

這一共同的政治立場，應該是狄仁杰與袁公瑜交情深厚，為袁公瑜手書墓志的重要原因。而政治立場的相同之外，狄仁杰與袁公瑜的人生經(jīng)歷也非常相似。

相似的人生經(jīng)歷

狄仁杰早年以司法工作起家，先是在并州大都督府任法曹參軍，后調(diào)入大理寺任大理丞，憑借在清理大理寺積案和權(quán)善才等案上的優(yōu)異表現(xiàn)而步入升遷快車道。而袁公瑜仕途的重要節(jié)點，亦是司法職務(wù)。即如狄仁杰在為袁公瑜手書的墓志中所言，早在唐太宗貞觀后期，袁公瑜就“以寺獄未清，因授君大理司直”，進入大理寺任職大理司直，處理太子李承乾與魏王李泰奪嫡斗爭引發(fā)的刑獄案件，被狄仁杰贊為“宰劇有聲，恤刑無訟”。后來經(jīng)過地方縣令的過渡，袁公瑜又升任狄仁杰曾經(jīng)擔任的大理丞，進而提拔至刑部擔任都官員外郎、至御史臺擔任御史中丞等司法要員。

即使是袁公瑜后來任職的中書舍人，其工作內(nèi)容中亦有司法事務(wù)。龍朔二年（662），時任西臺舍人（即中書舍人）的袁公瑜，曾經(jīng)一封奏疏將包庇其子為非作歹的左相許圉師免官。

許圉師之子許自然時任負責管理皇宮車馬事務(wù)的奉輦直長，有次外出游蕩打獵，肆意踐踏百姓莊稼。田主憤怒阻止時，許自然竟然拔箭“射之”。兒子故意傷人，許圉師只是私下將其杖打一百“而不以聞”，沒有移送司法機關(guān)按律治罪。田主前往御史臺控告，御史中丞楊德裔黨附于許圉師，“不為治”。

袁公瑜聽聞此事后，令人匿名向高宗舉報此事。高宗斥責許圉師身為宰相，放縱其子侵凌百姓，而且知情不報，“豈非作威作福”。許圉師不但一口咬定自己是被奸人誣陷，而且請高宗收回“作威作福”的批評，認為只有“手握強兵”或“身居重鎮(zhèn)”者才能“作威福”，自己一介文臣，“何敢作威福”？高宗見許圉師不但拒不認錯，還硬頂犯上，大怒道：“汝恨無兵耶！”許敬宗趁機落井下石道“人臣如此，罪不容誅”。高宗遂當即下令將許圉師免官，第二年又將許自然免職，楊德裔流放西域。

狄仁杰在御史臺任職時，亦曾將導君以惡的高宗寵臣王本立、韋弘機彈劾落馬。狄仁杰在墓志中稱贊袁公瑜的“素多鯁直，志不茍容”，應該與其彈劾許圉師之事有關(guān)，亦是因為相似為政經(jīng)歷而對袁公瑜的政治肯定。大概是憑借掀翻左相的威名和許敬宗的幫助，袁公瑜不久升遷為刑部副長官刑部侍郎。

正當前途一片大好之時，袁公瑜因受到同黨李義府被貶流放之事的牽連，一同從朝中出局，外貶西州（今新疆吐魯番市）都督府長史，輾轉(zhuǎn)在西域任職庭州刺史、安西副都護等。后又因狄仁杰手書墓志所言“忠而獲謗，信以見疑”，被流放至振州（今海南三亞市）。晚年雖然遇赦，但未能回鄉(xiāng)，而是移徙到白州（今廣西博白縣），最終于垂拱元年（685）在當?shù)厝ナ馈?/p>

以司法工作起家的狄仁杰，在工作中極有可能與袁家有過重要往來，且敬佩袁公瑜執(zhí)法不避權(quán)貴的品格，故而慨然應允袁家為袁公瑜、袁承嘉父子撰寫墓志之事，贊其“體國懿姿，承家昭范，含章踐軌，貫理達微”。而袁公瑜后來因卷入黨爭而被流放最終魂飄異鄉(xiāng)的人生落幕，也讓狄仁杰聯(lián)想到自己當年被來俊臣、武承嗣等人誣陷下獄、幾乎死于非命進而被貶江西彭澤的經(jīng)歷。

袁公瑜的一生，宛如狄仁杰的倒影，這就使得狄仁杰對其有著惺惺相惜之感。故墓志中“猜禍之徒乘間而起，成是貝錦敗我良田”一語，既是對袁公瑜的深切同情，又何嘗不是狄仁杰的夫子自道！

不同的身后榮辱

值得注意的是，狄仁杰手書墓志中對袁公瑜的贊許，與傳世史籍中“相推榖，濟其奸，誅棄骨鯁大臣”的評價幾乎截然相反。這一形象的差異，應該與后世武則天被妖魔化有很大關(guān)系，畢竟武則天當年的上位有袁公瑜的一份力。既然后來武則天已經(jīng)在政治上被徹底否定，那作為其支持者的袁公瑜自然也不能以正面形象出現(xiàn)在正史之中。而狄仁杰之所以受到后世那么高的評價，與史家將逼迫武則天退位的神龍政變強行與其綁定高度相關(guān)。其間曲折，因行文有限已非本文所能涵蓋。

當然，政治取向相同、人生經(jīng)歷相似的狄仁杰與袁公瑜，在處事中有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黨”與“不黨”。袁公瑜仕途中的幾個重要節(jié)點，都是深度參與黨派斗爭的結(jié)果。當年他進入高宗、武則天視野，就是靠著加入李義府、許敬宗集團支持廢王立武。逼死長孫無忌之事，雖是高宗、武則天授意，但明面上是受許敬宗之命。彈劾許圉師致其免官之事，更是和許敬宗的密切配合。當時許敬宗時任右相，與身為左相的許圉師在事務(wù)處理上應該多有不協(xié)。故袁公瑜極有可能是借助許圉師之子許自然犯法之事，幫助許敬宗鏟除政敵，從而在事后得到許敬宗的奧援得以升遷。袁公瑜的政治形象，已經(jīng)深度打上許敬宗、李義府集團的政治標簽，只能跟隨二人的政治命運浮沉而不能由自己獨立把握。

其實，坐到狄仁杰和袁公瑜這個位置的古代官員，“黨”與“不黨”已經(jīng)不是他們個人能夠決定的。政治資源的爭奪、權(quán)力斗爭的逼迫，使得他們必須綁定在某個政治集團或政治勢力之上，方能保住官位進而再進一步。在這種必須依附強權(quán)方能生存的政治生態(tài)中，成為皇權(quán)的“臣黨”即天子之黨，或許是唯一生路。

表面上看，狄仁杰也卷入過不少“黨爭”，比如他因支持武則天立兒子為太子而非侄子，與很多相同政見的大臣遭到武家勢力的打擊。但狄仁杰與袁公瑜的最大不同，就是狄仁杰始終忠誠于最高權(quán)力擁有者。高宗在位時，他忠誠于高宗，和武則天從無直接糾葛。武則天執(zhí)掌朝政和登基稱帝時，他忠誠于武則天。正是這種“臣黨”抉擇，使得狄仁杰受到高宗和武則天共同的政治信任，從而一手托舉高宗的李唐和武則天的武周兩家，為李唐向武周的轉(zhuǎn)折和武周向李唐的回歸鋪平道路。狄仁杰一生，無黨無派，一介孤臣。即使同僚推崇其“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狄仁杰亦是直言“薦賢為國，非為私也”，鮮明表示自己“不黨”的政治操守。這，才是真正的古大臣之風。

相比起來，袁公瑜在高宗時期，本質(zhì)上是忠誠于武則天而非高宗，這從他私下向武則天之母楊氏而非高宗告密就可以看到端倪。而這一點，也是他政治生涯轉(zhuǎn)折沒落的原因之一。最初，納款于武則天和效忠于高宗并沒有太大差別，畢竟高宗和武則天此時要共同對付長孫無忌、褚遂良集團。但隨著廢王立武的勝利，高宗和武則天的關(guān)系是需要重新定位的。雖然是政治盟友，但也要有主從之分、君臣之別。高宗和武則天是經(jīng)過一段政治磨合，才最終確定夫唱婦隨的政治秩序，這其間甚至發(fā)生過高宗盛怒之下欲廢武則天的政治風波。袁公瑜的被貶，正是發(fā)生在高宗敲打武則天、重申夫唱婦隨政治秩序的時期；而此后高宗又重新起用了被袁公瑜檢舉的裴行儉、許圉師，一用一貶，高宗的政治目的不言自明。表面上的人事變動，實則是政治秩序的深度重組。

武則天一直都感念袁公瑜等人對她的支持，但由于高宗的權(quán)勢，沒有機會將他們重新調(diào)回長安朝堂，等到她正式登基為帝后，只能以“追贈”的方式感懷李義府、許敬宗、袁公瑜等人，而此時袁公瑜已經(jīng)在七年前郁郁而終。

政治周期的變動，往往決定著政治集團的生死。而只有選擇成為天子“臣黨”而非一家“私黨”，或許才能平穩(wěn)超越周期。而這，或許是狄仁杰與袁公瑜共同政治取向、相似人生經(jīng)歷背后的不同身后榮辱，所能給予我們的最大歷史啟示。

從高宗廢王立武到武則天武周革命，是政治局勢急劇變化和歷史走向深度轉(zhuǎn)折的時期，其間一個歷史趨勢就是門閥士族的衰落和平民官僚即普通地主出身官員群體的壯大，這是唐高宗和武則天有意推動的一場大變革。在這一過程中，無數(shù)的政治斗爭、頻繁的人事變動在所難免。許多人的命運轉(zhuǎn)折兔起鶻落、白云蒼狗，狄仁杰與袁公瑜就是如此。

出身普通官僚之家的狄仁杰的上升和出身士族之家的袁公瑜的磨難，正是這一歷史趨勢的縮影。二人可以說都在一定程度上預見到了這一歷史趨勢，并做出了各自的政治選擇。狄仁杰以其“不黨”的政治操守，幾經(jīng)起落，最終成為武則天信任的國老重臣；袁公瑜雖支持武則天，但因其結(jié)黨營私之心，最終沒落。雖然其中有很多復雜和偶然的因素，造成二人際遇不同，但最后狄仁杰與袁公瑜以一種頗有意思的方式，回應了這一歷史趨勢。

狄仁杰為袁公瑜撰寫墓志，固然是由于和袁家的交情以及對袁公瑜的惺惺相惜，但正牌門閥士族的袁家要靠平民官僚出身的狄仁杰手書墓志加持，方能繼續(xù)榮耀家族門楣、維持家族地位這一事實，更是深刻反映了階層變動和家族起落的歷史真實，亦傳遞出門閥士族衰落和平民官僚崛起這一歷史趨勢的意味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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