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會八十年】“筆會”與我 | 張蟄

2010年9月18日作者在“筆會”發表散文《黃昏》（圖片選自《“筆會”創刊八十周年作家手稿展》）

今天似乎已經無法想象，在1990年代，蘇南的讀者隔日才可以讀到滬上的《文匯報》。而在蘇北鄉下，更是需要隔上兩日才可讀到。如果遇到雨雪天氣，我所在的那所鄉村學校，外地報紙恐怕要遲上個三四日。我喜歡《文匯報》“筆會”副刊，1985年剛進大學，第一次在學校閱報欄讀到就喜歡上了。1989年大學畢業被分配到老家的一所鄉村中學教書，彼時雖諸事困厄，但閑暇亦多，升學考試還遠不是現今模樣，師生課業不重，讀書閱報的風氣尚在，學校給每間辦公室都訂有報刊。我在的語數辦公室除了家鄉報紙《徐州日報》，還有《中國青年報》和《文匯報》，課余讀報是我們消磨時間的途徑之一。后來發現，同事拿起《文匯報》，多半與我一樣，是奔著“筆會”去的。

1990年的某月開始，《文匯報》突然推出“文匯周末”，“隨筆”之外，我又喜歡上了其中的“生活”。無論“隨筆”還是“生活”，都可讓我不時與那些只可仰望的文章大家、寫作名家們在報紙的文字中相遇。在那個叫宋樓的鄉下小鎮上，在那條南北二里多路塵土飛揚的煤渣主街上，《文匯報》的兩個副刊，讓我偶爾感覺自己仍然能與城市保持著某種斷斷續續的聯系。

這個話似乎難以理解，但換個說法就通了，在那個時代，一個從農村出來、有過四年大學城市生活的人，又不得不回到他最初離開的農村，會是個什么心境呢？在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只帶著無限幸運好不容易爬出井口的青蛙，四年里愛上了城市生活后，突然又被人扔回了它原來待過的干枯的井底。時間倒退四十年，城市與鄉村的距離不是物理空間的那點距離，而是一種讓人一眼看到頭又永遠看不到盡頭的生存時間。有一段時間，我經常望著街上的木頭電線桿出神，也常半天一聲不響地坐在辦公桌前望著窗外數梧桐樹葉，在同事家有時竟會非常沒有禮貌卻渾然不覺地把電視一直看到滿屏雪花。

求生是一切生物的本能，我想我得呼吸。先是胡亂在夜里看了一些書，覺得還不夠，就在紙上亂寫，總之一些情緒要有著落。在深夜，在劣質白熾燈的鎢絲嘶嘶作響聲中，我用圓珠筆劃過紙面的聲音清晰可聞。有一晚，深夜，我把一篇寫我自己大學生活的草稿謄抄在用蠟紙油印出的稿紙上。那稿紙是我用蠟紙在鋼板上刻好后，在教務處油印機上一下一下推出來供學生作文用的。第二天，沿著煤渣路走到鎮中心的郵電所，用八分錢的郵票寄往了上海虎丘路50號。心里想，看看如何。

兩個月后的一天，學校分發報紙的王老師在上午第二節課后照例笑呵呵地說著“報來嘍”，隨手將報紙扔到靠近門口的一張辦公桌上。我沒當回事，因為每天都會有人去搶新來的報紙，我是那個沒人看了再去看的人。一節課后，我先是拿起《徐州日報》，去看了一陣上面的“放鶴亭”副刊，又隨手拿起《文匯報》，習慣性地翻到固定的版面。第一眼，文章標題就直撲我的眼簾——“永遠的牛仔褲”！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看到了兩個月前用八分錢寄出的稿子！我頭嗡一聲，頭皮一陣發麻，一巴掌拍在辦公桌上，脫口吼了一聲：“我的文章！”

同事們都好奇地圍過來，那篇文章就像一個剛出生的孩子被傳來傳去，我就像一位驕傲的產婦收獲著幸福無比的恭喜和贊美。那天是1991年6月19日，星期三。

人群散去后，我一個字一個字地讀完自己的文章，吐了一口氣，是那種一個被憋水下很久就要死去的人終于把頭露出水面后的那口氣。走出辦公室去往學校食堂的路上，炙熱的太陽讓我覺得既灼熱又涼爽。隨后就是11月6日的《那夜的燭光》。《那夜的燭光》旋即被上海文藝出版社選入《九十年代散文選·1991》。翌年三月，大約是第四篇文字投出去一個月后，我收到了一封寄自《文匯報》的信，落款簽名居然是羅達成，居然是寫《你好，李谷一！》《中國足球隊，我為你寫詩！》的羅達成老師！要知道，最初讀他的報告文學時，我還是一名中學生。羅老師在信里一是鼓勵我多寫，二是提醒我別重復自己。一張文匯報社的便簽，數行手跡，讓我在辦公桌前反復看了很久。

最初的激動平復后，我以讀“筆會”寫“生活”的方式走過了六年的鄉村教書時光，沒有“筆會”與“生活”，沒有羅達成老師在萬千來稿中把我撈出來，我不知何時才能走過自己人生的情緒低谷。在我最絕望的時候，是羅達成老師看到了我，拉了我一把。

當然還有劉緒源老師。與緒源老師相識是1994年夏，他將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文匯生活散文精品》樣書寄我，同時寫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并附贈了一本他自己的隨筆集《隱秘的快樂》。直到這時我才知道，在我作品的背后，原來還站著一位劉緒源老師。緒源老師的信不乏鼓勵與寬慰，他那本《隱秘的快樂》簡直直指我心。1995年夏天，緒源老師又寄來大作《解讀周作人》，并在扉頁題贈：

希望學術不只是累人的操作，而也能成為真實的心境愉悅的流瀉。周作人達到了這一境界，研究周作人，能否也近于此呢？我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緒源老師不知道，因為他的這一番話，在走出心境的低谷后，我開始走向自己的教學專業研究，讀理論著作，研究課堂教學，撰寫專業論文。這也是后來同道人戲稱我左手專業、右手散文的開始。

1995年8月，我終于有機會調入縣中做了語文教師。此后雖然散文寫作沒有丟，但主要精力用在了專業上，閱讀“隨筆”是我工作疲憊時最好的休息，始終不離日常左右。轉眼又七年，2002年8月，抱著最后也沒被湮沒的江南夢境，決計開始一場未來并不確定的生活，拖家帶口來到陌生的無錫。

今天回看，從蘇北到蘇南，完全不會有什么不確定的生活，我恰巧踩在一個社會欣欣向榮的歷史節點上，對很多人來說，一切美好在2002年才剛剛開始。入職新學校，一切歸零，我放下散文寫作，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職業生活里，唯一不變的是“筆會”，為能及時讀到，我專門給自己訂閱了一份《文匯報》。

2006年4月，羅達成老師寄來自己的著作《與大海簽約》的同時，像過往一樣附了一張手寫的便簽，告訴我：劉緒源在編“筆會”，有得意的作品可以給他，別丟掉已經寫出來的能力。我明白這是羅老師在批評了，他在可惜我長時間沒有作品寫出來。劉緒源老師主政“筆會”我是知道的，因為一直在讀“筆會”，只是工作頭緒太多，一時沒動過寫作的念頭。經羅達成老師這一批評，我心頭一動，創作的欲望瞬間滿滿，遂決定有空重拾散文寫作的愛好。不過，決心易下，行動過緩，一直到2009年11月上旬，我才將《我的野語文》一文寄往上海，并隨后在新浪博客空間里提到與《文匯報》兩位老師的隔空相識與交往。兩天后再進自己的博客，居然有劉緒源老師的留言，并提醒我文章可再單獨寄他。2010年1月27日，《我的野語文》在“筆會”刊出（上圖）。這篇文章不僅被“筆會”七十周年文選《歌以言志》選入，十幾年過去，今天仍然時常被一些學校拿來讓學生閱讀。為鼓勵我寫作，2010年4月，緒源老師又邀我參加揚州筆會。在揚州，我第一次見到了臉上始終洋溢著笑容、溫文爾雅的他。筆會上人來人往，我們僅有的十幾分鐘私聊，也多是他關心的探問及熱情的鼓勵，我數次感謝的話剛出口就被他淡淡的笑言打斷了。也是在揚州筆會上，我又結識了后來的主編周毅女士。

作者與劉緒源老師在揚州筆會

在周毅手下，慣常的散文寫作外，我開過近兩年的“語文筆記”專欄，將文學理解與語文教學結合起來寫成隨筆。專欄引起過關注，也產生過一些反響。我曾經與周毅約定，等專欄結束，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可惜后來因其他原因，最初的約定沒有后續。另一遺憾的事是2010年揚州筆會后，緒源老師與周毅老師曾約我參加7月于上海舉行的李娟作品研討會，由于時間剛好與我的一次公務相沖突，錯過了與他們再次相見的機會。我那時以為時間漫長，總有相見的時候，即便后來工作去了南京，家在無錫，還是以為南京、無錫與上海這么近，見面的機會很多，不著急。可是造化有序，生命無常，2018年1月10日緒源老師溘然病逝，讓人猝不及防，而2019年10月22日周毅的遽然離開更是讓人目瞪口呆。

緒源老師離世后，我有幾日神思恍惚，每日拿出他2015年立秋日寄給我的最后一部著作《前輩們的秘密》，一遍遍看他題贈中照例的鼓勵，他說：“克中兄是否工作有調動已不在一線教學？如確，則時間上應有余裕，可多撰著。近年文章甚好，然更應以專著或專集面世也！緒源匆匆。”（上圖）睹物思人，無法自抑，無限難過。周毅亦是，在她離世前一個月，中秋日微信問候，她亦正常回復，竟不知她已病倒多時。事后每念及，皆痛悔不已。周毅清清楚楚自己來日無多，仍以笑容相待不知情的朋友，嗚呼！想起經由她手刊發的文字，重讀她對楊絳先生的訪談，再次翻閱她的《沿著無愁河到鳳凰》，悲夫！

作者、周毅和吳建國在揚州筆會

在我結識“筆會”的幾十年里，先是讀者，后是作者，無論何種角色，我都是受益于“筆會”最多者。沒有“筆會”，沒有羅達成、劉緒源二位老師，我不可想象我的九十年代會怎樣走過，說他們拯救了我并不夸張。2009年，又是劉緒源老師盛情將我拉進“筆會”作者群中，且每每以自己的專著相贈并鼓勵，在他二十余種著作里，惠贈我的就有一半之多。我雖懶散至今日也不曾有他期待的散文專集面世，但在心里充滿了無限的感激。我習作多年，唯一開設的專欄就是在“筆會”，這托福于周毅女士的鼓動與督促，就是那兩年，因了這專欄，我的專業能力有了大長進。“筆會”是我的福地，與我是半生的友誼。一個人將內心的安寧托付于一家報紙副刊幾十年，不知他處可有這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