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西周重器 · 青銅太師虘簋，西泠拍了5000萬!

西周中期·青銅太師虘簋
銘文：正月既望甲午，王在周師量宮。旦，王各大室，即立。王乎師晨召太師虘入門，立中廷。王乎宰曶易太師虘虎裘。虘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不顯休，用乍寶簋。虘其萬年永寶用。唯十又二年。
銘文釋義：在十二年正月，月相為既望，干支為甲午的一天，周王來到師量宮。清晨，王進入中央大室入座，命令師晨宣召太師虘進入大室之門，站立在堂前階下正中。王命令宰曶賞賜給太師虘虎皮裘服。虘行叩拜大禮，稱頌感激天子的美好恩德。因而鑄造寶簋，千秋萬代永遠珍藏使用。
說明：此件太師虘簋為民國時期陜西金石學家、收藏家柯莘農舊藏，1940年與著名的善夫吉父器群、梁其器群同出于陜西扶風任家村窖藏。郭沫若于1942年最早考釋了太師虘簋銘文。作為西周斷代的標準器，太師虘簋被后來學者頻繁著錄引用。此組簋共四件，另三件分別藏于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和中國文字博物館，本件為市場上唯一流通者。

高：19.5cm 腹深：10.2cm 口徑：21.8cm 腹徑：24cm 帶耳寬：30.5cm 總重：6086g
RMB: 估價待詢
來源：1.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出土于陜西扶風任家村西周大型窖藏。
2.民國時期陜西著名金石收藏家柯莘農（1883～1945）舊藏。
出版著錄：1.郭沫若《陜西新出土器銘考釋》，《說文月刊》第153-155頁，1942年第3卷第10期。
2.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六）》，《考古學報》第118-121頁，1956年第4期。
3.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6卷第30-37頁，科學出版社，2002年。
4.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上冊第190-192頁第137號，中華書局，2004年。
5.王輝、吳鎮烽《新見大師虘盨說略》，《收藏》第96-98頁，2009年第4期。
6.吳鎮烽、李娟《扶風任家村西周遺寶離合記》，《文博》第24-30頁及封二，2010年第1期。
7.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11卷第405-407頁第05283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8.張天恩《陜西金文集成》第4集寶雞卷扶風第216-217頁第0448號，三秦出版社，2016年。
藏者簡介：柯莘農（1883～1945），原名士衡，字莘農，以字行，號逸園、葉語草堂主人、小權山房主人，祖籍山東膠州，清道光年間祖上遷陜，定居西安。他出身書香世家，博雅好古，精于鑒識，深得時任陜西省政府主席于右任賞識。1928年受邀出任陜西省政府第四科科長，主管全省文化教育及文物古跡近十年，保護陜西文物貢獻良多。他在西安北門里曹家巷祖宅營建“半園”，園內亭臺樓閣、花木扶疏，于右任、馮玉祥、張學良、楊虎城等政要名流常為座上賓。柯莘農收藏宏富，殷商甲骨、兩周彝器、秦漢瓦當、宋明舊拓、名家書畫數千件，其中西周太師虘簋、秦詔權、王莽四神瓦當等皆為其舊藏。他還以金石椎拓技藝聞名，能將青銅器銘文拓出三維效果，人稱“柯本”。

“太師虘”的“虘”為器主名，“太師”為官職。
蓋內與腹底鑄有對銘，凡70字，內容屬西周中期冊命體例，記周王在師量宮賞賜太師虘虎裘之事。
冊命制度創立于西周初期，至西周中期逐漸形成一整套固定的典禮儀式。本篇冊命銘文的格式包括時間、地點、王位、儐相及受命者、冊命賞賜、受命、稱揚辭、作器、祝愿辭，較為完備地體現了冊命格式。
本篇銘文的時間記錄四要素俱全，這正是太師虘簋的珍貴之處。
所謂時間四要素，即王年、月份、月相、干支日。
追溯學術史，早在1928年，吳其昌和郭沫若就已對第一批全四要素青銅器進行整理，當時僅發現34例。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推進，近百年后的今天，這一數字雖逐步增加，卻也未過百件。目前收錄的商、西周、春秋戰國銅器銘文達數萬篇，但如太師虘簋這般時間四要素俱全者，卻仍是百中無一。
正因其稀少，這類銅器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是研究西周歷法的關鍵坐標，也是西周青銅器斷代的重要參照物。

銘文中的賞賜品“虎裘”，亦是金文研究的首見。
“太師”，原銘寫作“大師”，周代最高職官之一，與太傅、太保合稱三公。《尚書·周官》記載：“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但在西周早期的金文中僅見太保，未見太師。直到西周中期，銅器銘文才出現“太師”二字。
這一時期正值周人確立自身禮器體制的關鍵階段。西周官制中，太師位高權重，屬最高等級的執政大臣。然而，在禮器使用上，太師虘所對應的卻是卿大夫一級的規格——按禮制，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太師虘簋正好四件，恰恰印證了這一等級歸屬。這表明，此時周公創立的禮樂制度在用器方面已得到嚴格落實。太師虘簋印證了西周太師官職的初步設立，也是西周列簋制度在建立時期的典型例證，可謂難得。

太師虘除了四件簋以外，另有一件豆與五件鐘傳世。再通過銘文中涉及的“師晨”“宰曶”二人，聯系其他銅器銘文，共同構建出一組太師虘器群。
太師虘豆為清代湖南巡撫署湖廣總督吳榮光舊藏，目前不知所蹤。1842年刊行的《筠清館金文》著錄該器銘文拓片，內容為太師虘祭祀自己的祖輩與父輩。
五件虘鐘尺寸不一，部分的形制、紋飾或銘文略有差異。綜合五篇銅鐘銘文的內容可知，虘的夫人為“蔡姬”。蔡為國名，姬為蔡國國君之姓，蔡姬即蔡國國君之女或宗室之女。根據同姓不婚的原則，虘非姬姓周人。此外，虘的父親為“釐伯”，為釐地的大宗之長。
依金文歷譜排序，“師晨”“宰曶”等為西周懿王時期之人。也由此判斷，太師虘簋中的“王”即周懿王。

太師虘簋的收藏者柯莘農（1883～1945），祖籍山東膠州，為晚清民國陜西著名的文物收藏家和金石文字學者。他出身世家，家族成員多治經史及金石文字之學。基于父輩的熏陶，柯莘農對金石文物情有獨鐘，鑒賞眼光獨到，收藏涉及商周秦漢青銅器、秦漢磚瓦及歷代拓本等。1928年至1937年，擔任陜西省政府第四科科長，主管文化教育和文物古跡，是陜西境內任職時間最長的文物主管官員，深得時任陜西省政府主席的于右任的賞識。
20世紀30年代初，柯莘農在曹家巷故居原址打造“半園”寓所。內里一座五間寬的兩層小樓，是其庋藏金石文物、椎拓拓本、習字作畫之處，名為“小權山房”。半園不僅是柯莘農的私人園邸，還是西安名流的雅會之所，于右任、馮玉祥、張學良、楊虎城等人亦常為座上賓。
在其眾多珍藏之中，柯莘農最著名的藏品便是兩件太師虘簋。
據柯莘農之子柯仲溶回憶，太師虘簋確系1940年3月出土于陜西扶風任家村窖藏。翌年某夜，一位岐山籍董姓農民攜帶兩件太師虘簋至柯家，意欲托柯莘農通過宋哲元的秘書將寶器售予宋哲元。柯莘農遂將其自藏的數件古董出讓，并變賣一處房產，將兩件銅器購藏。
后來，柯氏將其中一件售出。2001年，陜西美術出版社出版宗鳴安所著《皕明樓金文考說》一書，書中收錄一件太師虘簋拓本，鈐有“大室之福”“莘農”及“莘農手拓金石磚瓦”等印鑒。此拓本對應的器物，正是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太師虘簋。由此可知，故宮所藏太師虘簋即當年柯莘農售出之物。
1945年柯莘農去世前，將留存的一件太師虘簋及其他藏品轉移至其美國友人芭芭拉夫婦處保管。后經多方努力，終于從芭芭拉夫婦后人處覓得此物，并與柯氏后代核實，確認該器正是當年柯莘農之舊藏。

此件太師虘簋蓋呈扁穹頂狀，向中心聚攏而起，頂部設圈口抓手鈕，圈口作方唇沿。蓋緣下方收斂成內圈口，嵌卡入器身之內。簋身唇口外撇，束頸，兩側對稱耳，腹部扁鼓，下承外撇高圈足，整體呈寬圓扁闊之勢。
通體紋飾簡約，以豎直的條紋作裝飾主題。蓋面以抓手鈕為中心，以直條紋環布一周；腹部的外鼓部分同樣裝飾一周直條紋。直條紋是由連續的直線條組成的紋飾，除條紋粗細有別外，并無太多變化。部分線條凸起或凹陷，舊稱溝紋。這類紋飾經常出現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的簋、尊、卣、觶的腹部，以及方座簋的方座中央，至春秋時期已不多見。簋的頸部和圈足各裝飾一條弦紋，線條粗壯凸起，與蓋、腹的直條紋相互呼應，營造疏密有致的視覺效果。
簋的雙耳不同于常見的環耳，代之以兩個圓雕龍首。龍雙目圓瞪，眉毛與柱角融為一體，環繞眼睛一周，轉而上翹。兩耳尖，緊挨雙角向后伸展，淺浮雕輪廓，陰線勾勒耳蝸。短吻合口，微微上翹。這種圓雕捉手耳簋初見于西周中期，數量較少，后世亦不多見。
簋是盛放黍、稷、稻、粱等熟飯食的器皿，不僅用于日常食器，更是商周時期重要的禮器，尤其是與鼎搭配的列鼎列簋制度，構成了周代禮樂文明的核心物質載體。周公旦制禮作樂，詳細規定了不同等級貴族在祭祀、宴饗、喪葬等禮儀活動中使用的器物規格，目的在于“明尊卑，辨上下”，通過可視化的器物組合將抽象的宗法等級觀念具象化。

商周兩代文化迥異。商代青銅器追求瑰麗張揚的造型與繁密獰厲的紋飾，不作銘文或寥寥數字，大多僅存族徽或簡短的祭辭。而周人提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輔”，將權力合法性歸為人間的德行與秩序。青銅器功能由此從“神器”轉為“禮器”，紋飾逐步簡化、趨于理性化，長篇銘文大量涌現，詳細記載祖先功業、周王冊命及家族訓誥。
太師虘簋的銘文意義重大，造型沉穩敦實，來源清晰，著錄明確，堪稱西周高等級禮器之典型，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與文物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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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丨陳麗玲

主編 | 廖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