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巴德爾的核心論斷是：1979年以來海灣安全體系建立在一個根本錯誤的假設之上——即伊朗構成對地區和西方利益的“生存威脅”。
巴德爾將近期針對伊朗的戰爭稱為“一場本不該發生的災難”。這場戰爭“未經聯合國授權”，“未能實現任何公開宣稱的目標”。但他在絕望中看到一絲希望：如果這場戰爭能最終“埋葬海灣地區遏制的神話”，那么“糾正近半個世紀的戰略錯誤”就有可能出現。
更值得注意的是，巴德爾指出，就連那些45年來一直將遏制政策辯護為“不可避免之必要”的人，如今也開始承認這一現實。
如果說否認“伊朗威脅”已經足夠震撼，那么巴德爾對威脅來源的重新定義則更具沖擊力。
他明確指出，海灣安全“最大的威脅往往源于地區之外的決定，尤其是來自特拉維夫”。這不是伊朗的威脅，而是外部決策者和以色列政策帶來的威脅。
這一判斷在阿曼的外交實踐中早有跡可循。2025年6月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大規模攻擊后，巴德爾就曾表示這次攻擊“破壞了原本有望取得決定性進展的第六輪談判”。阿曼長期扮演美伊對話的中間人角色，曾主辦五輪美伊核談——這一獨特地位使其對沖突的代價有更直接的認識。
在否定舊秩序之后，巴德爾提出了新架構的藍圖。
第一，包容性原則。任何未來的安全架構都不能排除海灣周邊的所有八個國家——六個海合會成員國，加上伊朗和伊拉克。每個國家都有“切身利益和相應責任”，都應參與“新區域安全體系的設計、實施并承擔相應義務”。
第二，霍爾木茲海峽優先。建立永久性框架保障航行自由是“當務之急”。阿曼與伊朗的領海共同扼守這一全球最重要的能源通道，兩國應“與國際社會合作”，“制定符合國際法的務實、可持續的安排”。
第三，重新平衡與美國的關系。巴德爾特別強調，目標“不是放棄歷史悠久的關系，而是根據戰爭暴露的戰略現實重新平衡它們”。他反問：如果包容而非遏制成為區域安全合作的基礎，“包括美國在內的友好國家能發揮什么樣的建設性作用？”
第四，安全不可分割。海灣安全“不能與西北印度洋、曼德海峽、紅海及相關港口和海上通道割裂開來”。
巴德爾實際上提出了一個根本性問題：如果45年的遏制政策既未能保障安全，反而制造了更多沖突，那么繼續這條道路的意義何在？他的答案是以包容替代遏制、以共治替代排斥、以區域自主替代外部依賴。
這或許只是一廂情愿的愿景，但它至少提供了一個思考海灣安全問題的全新框架——而這正是“神話”破滅后必須開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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