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平：龔橙正傳

龔橙（龔孝拱）曾隨英法聯(lián)軍北上京津，雖無引導英法聯(lián)軍焚燒圓明園情節(jié)，為人行事確有可議之處。細繹《龔孝拱遺札》，結(jié)合趙烈文日記等史料，筆者認為龔橙是晚清重要學者，只是任誕放縱、好譏評當朝大臣、曾作英國公使威妥瑪幕客、學術上“離經(jīng)叛道”而飽受衛(wèi)道士攻訐。作為晚清今文經(jīng)學重要學者，龔橙是魏源、康有為之間的過渡，佐證清代思想的“內(nèi)在理路”說；他主張借用“泰西人”矯正“中國浮偽偷惰之習”，又暗合費正清的解釋路徑。入華西人效仿中國幕府制度，可視作中外文明互鑒的一個側(cè)面。

陳乃乾、王開璽、眭達明、葉斌、夏劍欽、許宏泉等學者對龔橙事跡迭有論述，尤以葉斌《龔孝拱事跡考》一文較為全面。筆者在學界先進已有成績基礎上，細讀《龔孝拱遺札》，結(jié)合趙烈文日記、王韜日記、譚獻日記等史料，揭示他與寶順洋行副總買辦曾寄圃的交往、與英使威妥瑪?shù)年P系，嘗試作一龔橙正傳。《龔孝拱遺札》25通是龔橙歷年致趙烈文書信，民國時期曾被“頌齋”（疑為容庚）收藏，瞿兌之將釋文發(fā)表在《中和月刊》第六卷第三、四期合刊。為省篇幅，對于過分離奇的野史傳說，本文不予評論。

龔橙印章兩枚，來自許宏泉

家世、字號與生卒年

龔橙（1817-1879？），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著名詩人龔自珍長子。吳昌綬《定盦先生年譜》稱龔橙字昌匏，更名公襄，字孝拱；弟龔陶，又名家英，更名寶琦，字念匏。王韜《淞濱瑣話》稱：“其名字屢改而益奇僻，曰刷剌，曰橙，曰太息，曰小定，曰昌匏。”晚年自稱龔橙。龔自珍叫他“昌匏”，表字則以“孝拱”為多見。有多種筆記稱龔橙晚號“半倫”。蔡東藩曰：“半倫云者，因其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而尚愛一妾，故曰半倫。人以此號孝拱，孝拱亦即以之自號。”（蔡東藩《客中消遣錄·龔半倫》）

龔自珍（1792-1841），號定庵（定盦），“清代思想啟蒙運動之一領袖，清末維新派如康、梁之徒及民國以來革命諸鉅子，受其影響者甚多。……其文章之魔力，直訴吾人之知覺，如感電焉。其文章之技術，縱橫百家，出入三乘，立意命辭自出機杼，如行云流水，來去無蹤，驚才絕艷，曠代一人，遠非桐城派諸人所及……”（1939年朱杰勤《龔定庵研究》自序）在1949年以后的“宏大敘事”中，定庵被定位為“啟蒙思想家”，詩文繼續(xù)受到追捧，龔自珍研究儼然“顯學”。然而，龔橙“引導英軍焚燒圓明園”的流言，讓學界感到不安。“愛國詩人”的兒子做了“漢奸”，如何是好？

《龔自珍全集》1959年版封面

有關龔橙的可信史料，被鋪天蓋地的野史所淹沒。曾國藩核心幕僚趙烈文與龔橙定交20馀年，其日記中留下了有關龔橙的大量記載，有助存真。咸豐五年（1855）七月九日龔橙、趙烈文在常州訂金蘭交，所換庚帖為重要的家族史料：

龔橙，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人。嘉慶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未時生。曾祖敬身，號匏伯。乾隆己丑科進士，官至云南楚雄府知府，奏申迤南兵備道。誥授朝議大夫、贈中憲大夫，江南蘇松兵備道，以侄守正官累贈榮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加一級。祖父龔麗正，字賜谷，號暗齋。嘉慶丙辰恩科進士，官至江南蘇松太兵備道，誥授中憲大夫。祖母段，四川巫山縣知縣金壇名玉裁若膺先生女，誥封恭人。父鞏祚，原名自珍，字爾玉，號定庵。道光己丑科進士，官至禮部主客司主事，敕授承往郎，例授奉政大夫。母段，金壇名雨千先生女，敕贈安人，例封宜人。母何，貴州下江通判山陰名裕里德田先生女孫，名鏞奏廷先生女，敕封安人，例封宜人。妻陳，道光壬午科進士詹事府詹事同府名憲曾錢橋先生女。子啻，字去疾；寵，字汝斯。弟家英，字念匏，仁和學法附生。妹適劉，次許孔。（《趙烈文日記》第一冊第第181頁）

龔橙曾祖父、祖父先后任上海道，家資豐厚可以想見。祖母段馴，為文字學家段玉裁之女，嫡母段氏是段玉裁孫女，可謂“親上加親”。嫡母早逝，龔橙生母為山陰何氏。龔橙居長，胞弟家英，字念匏。龔橙妻陳氏，進士陳憲曾之女；育有二子，長子龔啻字去疾，次子龔寵字汝斯，號慎甫。

龔橙于嘉慶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1817年11月6日）出生于上海道署，卒于光緒四年十二月，按現(xiàn)代規(guī)范書寫有窒礙處。光緒五年（1879年）二月十八日《趙烈文日記》稱：“遂賃輿往訪龔念匏，探孝拱病信，云已于去臘作古。”“去臘”意謂光緒四年十二月。這個月公歷起止日期是1878年12月24至1879年1月21日，故難以確定公歷年份，不得已在1879后面加個問號。

龔自珍以詩名世，經(jīng)史學術均有可觀，與魏源交甚摯，兩人均為清代今文經(jīng)學健將。龔橙外曾祖父段玉裁，清代文字學巨擘，所撰《說文解字注》允稱漢字研究“圣經(jīng)”。童年時祖母段馴（段玉裁之女）即授以文字之學，可謂“贏在起跑線上”。魏源晚年囑咐龔橙為之整理遺稿，可見他對龔橙學術水準評價極高。

任誕放縱的奢華生活

龔自珍提倡“不拘一格降人才”，對兒子唯重學問，不加拘束，養(yǎng)成他任誕放縱的生活作風。龔橙生活奢華，尤好飲酒冶游。青年時居京師，盡情玩樂。有一次王韜來訪，龔橙“坐定縷談少年時事，謂在京日，馳馬讀書，其樂無比”。（田曉春輯校《王韜日記新編》下冊第425頁）他在京師時的好友為富商楊墨林。

王韜《遁窟讕言》記稱：“山西靈石縣楊氏，巨族也，以豪富名，在魏開設當鋪七十余所，皇中人呼之為‘當楊’。墨林太守尤以俠著，慷慨慕義，揮手千金無少吝，甚喜接納寒士，有廣廈大庇之意。稍具一長者，吹噓倍至，弗靳齒頰，以是所至，皆有名士與之游。”楊尚文，字仲華，號墨林，山西靈石人，敬士愛書，曾出資刊行《連筠簃叢書》一百一十卷、《永樂大典目錄》六十卷、《元好問全集》四十卷、《說文義證》五十卷。咸豐六年（1856）楊墨林游歷上海，與王韜一見如故，結(jié)金蘭之好，不幸染病，死于回途的船上。1871年，英國攝影師約翰·湯姆遜拍攝了楊墨林京宅，內(nèi)中男子為其第四子楊昉及仆人，女性人物應為楊家眷屬。

楊墨林京宅，湯姆遜攝

咸同間居常州、蘇州、杭州、上海時，龔橙與王韜、周騰虎等才子交游甚密，而與趙烈文“交最昵”。1860年2月20日，王韜首次拜訪龔橙，“極道企慕之懷，坐甫定，即縱談經(jīng)史”。這一年，龔橙44歲，王韜32歲。龔橙將王韜當作學友、酒友、嫖友，往還甚密。三天后，“清晨，龔孝拱、管子駿來訪，閑話良久，約于晚間試佳釀。薄暮，覽孝拱，即出家釀為餉。孝拱最嗜酒，謂申浦絕無佳品，故從杭州運至，試上口味極淳厚。頃之，子駿亦來合并娓娓深談，至二鼓始回”。龔橙嫌上海酒肆所沽不醇，特從杭州運來。王韜同樣喜杯中物，邊飲邊談，暢快無比。

龔橙喜歡獵艷，常出入秦樓楚館。3月11日向晚，龔橙遣仆人持書招王韜往“褚家小榭”作長夜之飲。王韜坐轎冒雨前往，發(fā)現(xiàn)龔橙與二妓金玲、彩玲同在，王韜注目彩玲，覺其“神情旖旎，嬌媚可人”。孝拱笑道：“我與足下兩人，今夕消受此一對姊妹花，何如？”舊時才子不諱“風流”，言詞輕佻。

與寶順洋行的關系

龔橙因?qū)氻樠笮懈笨傎I辦曾寄圃的關系，得以結(jié)識英國外交官威妥瑪。王韜言：“（龔橙）旅寄滬上，與粵人曾寄圃相識。時英使威珱瑪膺參贊之任，司翻譯事宜，方延訪文墨之士，以供佐理。寄圃特以孝拱薦，試與語，大悅。庚申之役，英師船闖入天津，孝拱實同往焉，坐是為人所詬病。”（《淞濱瑣話·龔蔣兩君軼事》）龔橙因與威妥瑪同往天津，致有其引導英軍火燒圓明園的流言。

寶順洋行（Dent & Company）原名“顛地行”，1824年創(chuàng)設于廣州，1843年在上海分設行號。創(chuàng)始人為臭名昭著的大鴉片商顛地（Lancelot Dent），曾為林則徐所通緝。上海寶順洋行副總買辦曾寄圃（曾學時），廣東香山人，雖投身商界，仍保有讀書人的愛好，所結(jié)交多“名儒碩學”，樂于助人。他是龔橙與威妥瑪?shù)臓烤€人，也是容閎感念的友人。他在《西學東漸記》中寫道：

予之譯事，所以能奏此成效而博此名譽者，皆予友曾繼甫（譯音）（編者按：當為曾寄圃）之力也。曾君文學極佳，人咸敬而重之。因其在公司日久，故信用尤著。其所往來皆國中名儒碩學。又以身居商界，故凡中國大資本家及殷實之商家，無論在申或居他埠，亦無不與之相識。予前此所譯之誄文及募捐啟，皆彼所紹介者。曾君后又介予于中國之著名大算學家李君壬叔，予因李君又得識曾公國藩。曾公蓋中國之軍事家及政治家，予之教育計畫，后亦卒賴曾公力為提倡，乃得實行。予嘗謂世上之事，殆如蛛網(wǎng)之牽絲，不能預定交友之中，究何人能解吾畢生之結(jié)。即如予之因曾（繼甫）（當為寄圃）而識李，因李而識曾（文正），因曾而予之教育計劃乃得告成，又因予之教育計畫告成，而中西學術萃于一堂；充類至義之盡，將來世界成為一家，不可謂非由此濫觴。則又如蛛網(wǎng)之到處牽連，不知以何處為止境也。予因曾繼甫，旋識寶順公司（Dent＆co）之西經(jīng)理。經(jīng)理遇予頗厚……(容閎著，徐鳳石、惲鐵樵譯：《西學東漸記》，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第41頁)

曾寄圃“文學極佳”，與“名儒碩學”相往來，承諾出資為龔橙刻印《五經(jīng)》，著力扶持容閎，足以打破社會對買辦的“刻板印象”。容閎自述因曾寄圃得以結(jié)識數(shù)學家李善蘭，因李善蘭得識曾國藩，情況大體屬實，但仍嫌過簡。當容閎采購機器回國時，龔橙請趙烈文在曾國藩幕府為之照顧。《龔孝拱遺札》第十七函（同治四年十一月初七日）稱：“容閎四兄采辦機器回來銷差，官常諸多未諳，尚望指教一切。渠須往曾營，能得足下相識同行之便更妙。專此奉托。”瞿兌之整理時，不慎將容閎認作“容竝”。

咸豐十一年（1862年）七月三十日曾寄圃逝世，徐潤繼任寶順洋行副總買辦，他在《徐愚齋自敘年譜》中寫道：大班“韋伯氏云，賬房薪水照舊出支四百，另貼八十兩，各伴照給，并囑留謝介鶴、金子香兩先生籌辦汪乾記未了訟事。至龔孝拱、容純甫兩先生留之與否，君自決之。”“汪乾記”官司及謝、金兩人或?qū)⒘砦脑斒觥Ｐ鞚檶徯⒐啊⑷蓍b并稱“先生”，與買辦“各伴”相區(qū)別，顯然龔橙、容閎屬于幕客，不是買辦。洋行效仿中國幕府制度，聘用“師爺”，一方面是出于與官場打交道的需要；另一后面，曾寄圃支付高額修金給龔橙，實有贊助學術、出版事業(yè)的動機。咸豐十年正月，王韜記龔橙“近為曾寄圃校注五經(jīng)，間參己意，以為案斷。擬付剞劂，作塾中佳本”。（《王韜日記新編》下冊第420頁）同治六年（1867）寶順洋行陷入困境，次年徐潤離職。這也是龔橙后來經(jīng)濟拮據(jù)的原因之一。《趙烈文日記》說龔橙后來曾在“瑞珍洋行”辦公，可能是德商“瑞記洋行”（Arnhold Karberg & Co.）之誤。曾寄圃謝世，對龔橙是重大打擊。

在威妥瑪“洋幕”中

寶順洋行為英資大洋行，曾寄圃因職務關系，與英國駐華外交官十分熟悉，將龔橙介紹給威妥瑪，龔橙由此入幕跟隨北上，因英、法聯(lián)軍攻陷京津、協(xié)助英方議約而飽受攻擊。以常理而論，中英《北京條約》的漢文文本，曾由龔橙作文字把關。1862年，龔橙向趙烈文出示恭親王奕?照片，推測是與恭親王同英方和議時留作紀念。

恭親王奕?，湯姆遜攝

晚清詞人鄭叔問（鄭文焯，大鶴山人）跋王壬秋《圓明園》詞稱：“初有奸人龔孝拱者，游海上，以狙詐通于夷，聞圓明園多藏三代鼎彝，龔故嗜金石刻，至庚申京師之變，乃乘夷亂，導之入園，縱火肆掠。”社會上或早有傳聞，鄭文焯只是記錄所聞。王開璽有論文《龔孝拱引導英軍焚燒圓明園考論》等為之辯誣，眭達明也利用多方史料力證必無其事。人們喜歡傳播這種無根之談，龔橙的學者形象由此遭到掩蓋。

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至今還有國人記得，恐怕跟“威妥瑪式拼音”有一定關系。威妥瑪，英國人，1818年出生，1842年奉派來華服役，后改充翻譯，歷任駐上海副領事、江海關首任外籍稅務司，后升英國駐華公使館漢文正使、參贊、公使。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他擔任英國專使額爾金的翻譯，參與中英《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的簽訂談判。1859年初創(chuàng)威妥瑪拼音，后經(jīng)翟理思修訂推廣。當前學界存在“威妥瑪拼音”概念濫用，或?qū)⒘砦恼撌觥Ｍ赚數(shù)闹匾裕谟诖_定北京話為漢語標準音，推翻以南京官話為準的悠久傳統(tǒng)。

威妥瑪

恭親王懾于英軍威勢，曾贈照片予龔橙，事后或深悔之。孝拱不知收斂，回上海后大肆夸耀，又發(fā)恭王隱私，言“恭邸頗黷貨”，其召謗不為無因。1868年，莫友芝日記稱，官版《廿二史》等初印十六部“皆來自海淀者，英夷庚申秋所得，今在龔孝恭家”。（《莫友芝日記》第190頁）莫友芝是曾國藩核心幕僚。這種傳言很容易推演出龔橙參與了英法聯(lián)軍搶劫行動，或收買“賊贓”。

趙烈文追隨曾國藩后，曾想拉龔橙入幕，未能如愿。趙氏在日記中寫下他自己猜測的原因：“外之幕肥而中之幕瘠。”換言之，趙烈文認為他跟隨威妥瑪仍是“作幕”，報酬較豐。龔橙習于奢華，不耐勞苦，不愿意入曾國藩幕，修金不多，十分拘束，也是實情。更重要的是，曾國藩高唱衛(wèi)道，而龔橙思想過于活躍。

龔橙曾跟隨威妥瑪北上，可從王韜日記尋得確證。1861年6月28日，王韜往訪龔橙，“時孝拱有事未了，入閨久不出，坐待啜茗，殊有賓主相忘意。孝拱既出，曰：‘英署有公事殊急，不得不了。’余曰：‘足下析津之行果乎？’拱曰：‘意甚不欲去，而弗能果辭也。’”（《王韜日記新編》下冊第473頁）當時所謂“公事”即指文件，龔橙為英國審閱漢文文件，還是急件。英軍北上威脅清廷修約，威妥瑪、巴夏禮計劃了天津之行，要龔橙同往，龔橙對王韜說本人不愿意，但難以推辭，表明他受到合同約束。一步走錯，滿盤落索，從此龔橙蒙受一世惡名，無法湔洗。

1861-1862年間李秀成太平軍逼近上海時，龔橙利用他與威妥瑪?shù)奶厥怅P系，在地方官與列強之間穿針引線，促成“中外會防”上海。1862年1月會防局成立，寶順洋行大班韋伯、幕客龔橙都擔任要職。孝拱自承“乞師之舉，鄙人所發(fā)”，（《龔孝拱遺札》第六函）不無得意。

龔橙的“政治立場”

對《龔孝拱遺札》文本作深入分析，筆者認為龔橙以中國文化傳人自任，但政治立場不鮮明，既不效忠清王朝，對僧格林沁、恭親王、曾國藩頗為不敬，與太平天國、英國也極疏離。

《龔孝拱遺札》第六函中，龔橙斥趙烈文入曾國藩幕“為虎作倀”，表示不認可曾國藩的戰(zhàn)略。在他眼里，蘇常、杭州一帶人民生命財產(chǎn)安全最為重要。曾國藩放任蘇常、杭州落入太平軍之手，是食人之虎；趙烈文是常州人，竟贊襄曾幕，屬于“為虎作倀”。同治二年，曾國荃示意趙烈文招龔橙入幕，龔橙作書辭謝：“沅浦中丞忽辱書見招，是皆吾弟為延譽，中丞過聽。其實橙之迂拙徑直嬾率不合時宜，無足當用，皆足下所審知，尚當為從容陳辭，俾遂其猿鳥之性，皆出厚賜矣。”表面上以疏懶辭，實際是不欣賞曾氏兄弟行事。同治七年（1868），龔橙經(jīng)濟上陷于困頓，趙烈文為之介紹入曾國藩幕，據(jù)眭達明考證，因丁日昌進讒而受阻。趙烈文日記敘述此事甚詳：

先是，師至滬，余為孝拱通謁請見，師已可之矣，而忌者言孝拱實以師覆奏預修和約稿示英人以尼之，師頗怫然。余在滬已為申辨，頃復詳言其故。師此稿下游見者甚多，英人耳目甚廣，實不借資孝拱。丁雨生、應敏齋皆向孝拱言，師以元年之書督責之甚深，見面必有奇禍。孝拱問余，余力言無之，并勸修謁。而丁、應二公知之，立即進此讒。丁復向余言，欲用孝拱，其言語之反覆，一至如此。昨過蘇時，丁又言應敏齋與孝拱甚下不去，前語皆應所說。頃詢之師，則實丁說而非應說，其誣罔又如此。噫！以封疆大吏而所為一婢妾之伎倆，吁，可危矣哉。（《趙烈文日記》第三冊第1605-1606頁）

列強提出修約，曾國藩在覆奏中提出應對意見，江蘇巡撫丁日昌告發(fā)龔橙向英國人泄密，曾氏因而對龔橙有成見。趙烈文為之申辯，謂奏稿傳播甚廣，英國人不需要借助龔橙即可獲得。丁日昌仍繼續(xù)耍手段阻撓龔橙入幕，令趙烈文頗為憤怒。胞弟龔念匏為江蘇候補知縣，考列一等，謁見丁日昌以求差使，丁日昌厲聲問曰“上海有一姓龔的是汝何人？”（《龔孝拱遺札》第二十二函）龔橙終于不為曾國藩所用。

在給趙烈文書信中，龔橙直書“僧格林沁”而非“僧王”。直呼他人名諱，屬無禮之至，何況是皇親貴族、獲封“科爾沁親王”的僧格林沁？寫“僧王”兩字便捷，寫“僧格林沁”四字麻煩，龔橙刻意避易就難，寓鄙視之意。在與王韜閑談時，龔橙口不遮攔，宣言“恭王頗瀆貨”。好譏彈當朝權(quán)貴大臣，應是龔橙不得重用、遭到中傷的重要原因。

龔橙并不效忠英國。致趙烈文第五函中，他將英、法、美三國稱為“三夷”，又寫“英夷亦與日本有交兵事”。此前英方已嚴厲照會清廷，官文書中不得出現(xiàn)“夷”字。龔橙此舉，意味著他對英國官方要求不以為意，他只是為英國外交官“打工”，并不認同英國。同為士大夫階層一員，他也對太平天國采敵對態(tài)度，積極為“中外會防”穿針引線，阻止李秀成進兵上海。

晚年落拓

龔橙本寄望曾寄圃資助其著作的出版，1862年曾寄圃謝世，希望成為泡影。當時刻書十分費錢。著名學者俞樾不少尺牘是請有力者贊助刻書費用。1860、1861年太平軍兩克杭州，龔家財產(chǎn)蕩然無存。曾寄圃去世后不久，龔橙顯示手頭拮據(jù)跡象，停止冶游招飲，“近年伏幾時多，閑投時少”。有一次趙烈文寄贈“滿酒器”，他回信稱“近持殺戒，坐上無客，唯獨自一盞向故紙對中堆中，辜負此器矣”。

1865年，趙烈文親戚過訪，龔橙給與路費10元，事后竟向趙烈文討還，若非十分窘迫，諒不至此。1866年，他寫道：“今年上海生意絕無，大勢汲汲，疏拙若橙，理必餓死。”他寫信給趙烈文慨嘆“謀生之艱”，開始斥賣所藏彝器、碑拓、書籍，這對一個金石、古文字學者來說是致命的。（《龔孝拱遺札》第十六函、《趙烈文日記》第三冊第1313頁）1877年，他與趙烈文就出售碑帖書籍議價不諧，由此絕交。10月6日，“孝拱來譚終日，至二鼓去。以前售碑拓償價不能滿意，意甚怫然。四月間來信，已有絕交之言，至是遂支辭牽蔓，文致余罪”。（《趙烈文日記》第五冊第2354頁）龔橙不能善處朋友、夫妻、兄弟、父子關系，應該是性格所致；若歸咎于龔自珍教子無方，亦無不可。

才學與著述

龔自珍、魏源均師從武進劉逢祿，擁抱今文經(jīng)學。面對國勢衰頹，龔自珍、魏源有從今文經(jīng)學中尋找出路的意向，魏源更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著名口號。龔橙精古文字，協(xié)助魏源著書，身后為之整理遺著，儼然為魏源傳人，學術抱負十分遠大。王韜曾言：“孝拱經(jīng)術文章，皆臻絕頂，以我目中所見，殆無與之匹者。而又虛 懷愛友如此，真近今所罕見矣。”雖不免阿私，以王韜的自負，能出此言頗為難得。1860年，他在上海與王韜與首次見面時：

坐甫定，即縱談經(jīng)史。渠近為曾寄圃校注五經(jīng)，間參己意，以為案斷。擬付剞劂，作塾中佳本。予謂此非深知注疏，未能識其妙。塾中子弟何能領略。孝拱又言，近擬修宋，遼、金、元四朝之史，惟元疆域殊廣，印度以西皆隸版圖，而《大元疆域志》世無傳本，遍搜冥輯，竟不得見。惟邱處機《西游記》略足見元太祖兵力之所至。予謂竊聞西人言其國典籍，略載元事，當太祖威力極盛時，法國已遣使通好，并賂以重器，即此一條，已足補《元史》之闕，惜吾輩未識西文，而西人亦不肯盡言耳，孝拱亦以為然。（《王韜日記新編》下冊第420頁）

第二次見面后，王韜寫道：

孝拱為闇齋方伯之孫，定庵先生之子，世族嬋嫣，家門鼎盛，藏書極富，甲于江浙，多四庫中未收之書，士大夫家未見之本，孝拱少時得沉酣其中，每有秘事篝燈抄錄，別為一本。以故孝拱于學無不窺，胸中淵博無際，后五毀于火，遂無寸帙，惜哉！豈寶物之積聚亦遭造物忌耶？（同上第421頁，“闇齋方伯”指龔橙祖父、上海道龔麗正）

龔橙精通滿文、蒙古文，英文也有相當造詣。1862年11月23日，在友朋飲宴場合，龔橙當場“歌西人詩”：“慢得哩，慢言友相失。愿棄怨重好，如不能，則愿入仍為相識之無好無惡。”（中華書局版《趙烈文日記》第二冊第918頁）此舉證明龔橙具有一定英文水平。細譯其意，似是慨嘆友誼不終。筆者不熟悉英詩，或有“當代錢鍾書”能指教原文。

龔橙唯一已刊著作為《詩本誼》，譚獻為之列入《半廠叢書》初編出版。“誼”者義也，龔橙懷疑“正統(tǒng)”的毛詩，依三家詩遺說，正其世次，考其本義，顯示出不凡的學術雄心。譚獻對此書評價甚高，曰“其言實有金湯之固”。（《譚獻日記》第155頁）

龔橙著有《書序辨?zhèn)巍芬粫w烈文曾細讀過稿本，手稿或許尚留存世間。錢玄同稱：“在康氏以前斷定《書序》為偽，龔孝拱一人而已。”尋繹錢氏語意，他似乎也讀過稿本或抄本。光緒十五年（1889），康有為游覽蘇州、上海、杭州頗久，有機會讀過此書。十七年七月，《新學偽經(jīng)考》成書，其第十三章名為“書序辨?zhèn)巍保欠袂珊希瑔⑷艘筛]。康有為就算沒有看過龔孝拱手稿，也會得悉《書序辨?zhèn)巍返恼撟C思路。晚清浙粵學人交流之密切超乎想象，於梅舫有專書《學海堂與漢宋學之浙粵遞嬗》，可謂敏銳之至。

《學海堂與漢宋學之浙粵遞嬗》封面

龔橙一生著述甚夥，除《詩本誼》曾刊行外，多為手稿。1937年6月，浙江省立圖書館《文瀾學報》第三卷第二期著錄高野侯藏著錄龔橙遺著十七種：

寫定《尚書》二十八篇，寫定《逸書》四十二篇；

《詩本誼》一卷；

《六典》不分卷，三冊；

《理董許書》不分卷；

《象書》七篇（復堂日記作《象銘》）；

《六經(jīng)傳記、逸詩、周書音韻表》；

《易韻表》；

《論語、諸子、屈原韻表》；

《器銘文錄》不分卷（復堂日記作《古器文錄》）；

《石刻文字》四卷（復堂日記作《石刻文錄》二卷）；

《金石文字識馀》四卷；

《秦漢金石刻錄文》一卷（復堂日記無“刻”字）

《秦漢磚石篆隸記誤》一卷；

《金石文錄補遺》一卷；

《魏晉、北魏、宋、梁、東魏、北齊、周隋石刻錄文》一卷；

《唐金石刻錄文》一卷。

《書序辨?zhèn)巍窇醋魇恰渡袝穼懚ū镜慕M成部分。高野侯所藏除《尚書》寫定本外，多文字、音韻、金石學著作。1936年《文瀾學報》第二卷第三期還著錄北平圖書館藏《龔孝拱校金石萃編》等。

據(jù)《郭嵩燾日記》《龔孝拱遺札》《趙烈文日記》《郭嵩燾日記》《譚獻日記》，龔橙有《明堂圖說》、《樂容》一卷、《樂器》四卷、《元史》、《兵言》等，另有《宋史》未完稿。郭嵩燾對《明堂圖說》評價甚高。《理董許書》估計是重新整理、解說許慎《說文解字》的文字學著作，顯示他對外曾祖父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尚不滿意。據(jù)王韜記述，龔橙還著有《漢雁足燈考》，《元志》五十卷或即前述《元史》。此外，魏源《詩古微》《元史》，部分篇章實是龔橙創(chuàng)稿。龔橙還有一些學術見解以題跋、批注形式出現(xiàn)，錢玄同曾做過初步搜輯過錄，還望今日有人“接棒”。他自己最重視者為“六典、六經(jīng)、二史、三官”，（《龔孝拱遺札》第五函）“二史”應指《宋史》《元史》。《周禮》也叫《周官》，“三官”或是指稱禮學方面的著作。學術、思想上“平地起高樓”的獨創(chuàng)極少，“先因后創(chuàng)”更為普遍。龔橙遺著若能全面公諸于世，可能會發(fā)現(xiàn)更多康有為“借鑒”痕跡。

龔橙隸書七言聯(lián)，來自許宏泉

內(nèi)在變化與外來沖擊

費正清依據(jù)對晚清中西交涉、條約口岸的觀察，提出近代中國變局的“沖擊-反應”模式。這個模式由于過分簡單而不斷遭到批評。批評者強調(diào)，要重視近世中國自身的內(nèi)在變化。在我看來，內(nèi)在變化與外來沖擊互相交織，或許才接近實情。從學術上闡明這個互相交織、往復互動的過程，可能更為重要。

不無巧合的是，近世中國的內(nèi)在變化與外來沖擊，集于龔橙一身。龔自珍、魏源從今文經(jīng)學中尋找重振中國之道，康有為用今文經(jīng)學制造維新改革的理論依據(jù)，而龔橙正處在魏源、康有為之間的過渡。為應對新的形勢、別開生面，從經(jīng)籍中尋找變革的合法依據(jù)，唯有今文經(jīng)學一途。康氏之所為，酷似馬丁·路德，叛出舊教，創(chuàng)立新教。若作簡單類比，龔橙只是大膽的異端，康有為則從異端發(fā)展為新“教主”，其效仿馬丁·路德的“雄心”昭然若揭。

古文經(jīng)學對漢以來傳世經(jīng)籍照單全收，今文經(jīng)學則懷疑內(nèi)中摻雜不少偽書、偽篇，由此開啟“辨?zhèn)巍惫ぷ鳎贁?shù)思想者則從中發(fā)揮“微言大義”，不免有“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尚書《書序》百篇，曾被認為是孔子所作。龔橙承前人思路作《書序辨?zhèn)巍罚撟C《書序》百篇為偽。同治元年，趙烈文在日記中說：“讀《書序辨?zhèn)巍芬痪恚⒐白鳌０倨稌颉分熳友云鋫危詾橹芮亻g氐手人作。孝拱又言其在《史記》后，以其序書皆依托《史記》，《史記》所無者，往往不成辭。歷舉疏證之殊，精嚴可喜。”（第二冊第919頁）光緒十三年，譚獻言：“亡友龔孝拱手定《尚書》二十八篇，《逸書》四十二篇，斷《書序》為偽，視段、莊所見尤瑰卓矣。”（范旭侖等整理《譚獻日記》第152頁）

《尚書》辨?zhèn)螢榍宕裎慕?jīng)學、民初“古史辨”共同的“問題意識”。錢玄同很早覷破從魏源、龔橙到康有為的傳播路線：“自有魏默深兩書及龔孝拱兩書而揭破《毛詩》及古文《尚書》為偽古文。……及康長素作，集諸家之大成，更明《費氏易》、孔壁古文《尚書》、古文《論語》、古文《孝經(jīng)》、《爾雅》之皆為偽書，且皆為劉歆所偽造，作《新學偽經(jīng)考》以發(fā)其覆。”（錢玄同《左氏春秋考證書后》，載《古史辨》第五冊）朱維錚指出“康有為早年深受龔自珍影響，乃是無可諱言的事實。然而他本人卻諱言這一事實”。（朱維錚《《新學偽經(jīng)考》導言注13）康有為不僅諱言龔自珍影響，還掩蓋“因襲”龔橙成果的痕跡。竊以為，康圣人所“借鑒”者不止廖平一人。

曾國藩可能嗅到龔橙“離經(jīng)叛道”的傾向。即使沒有丁日昌阻撓，龔橙入曾氏幕府也不自在。曾國藩、丁日昌遵從魏源教導，“師夷長技以制夷”，利用西方武器鎮(zhèn)壓“叛亂”，引進西方機器以圖“自強”，最終目的是維護清政權(quán)，與龔橙利用西人矯正固有惡習有較大歧異。作為自覺的衛(wèi)道士，丁日昌對龔橙進行打壓，乃題中應有之義。從學術思想潮流而言，龔橙的詩經(jīng)研究、尚書辨?zhèn)喂ぷ鳎瑢崬椤肮攀繁妗边\動的先導。

文明互鑒：幕府制度的延伸

西方傳教士、外交官、海關洋員借鑒中國幕府制度，聘請中國文人擔任教讀、箋啟師爺，或進一步擔任事務顧問，為中外文明互鑒的例證之一。龔橙、辜鴻銘之于威妥瑪，戈鯤化之于海關稅務司杜德維，傅涇波之于司徒雷登，都可理解成中國人擔任西人幕客。幕府制度進一步延伸到美國漢學領域，房兆楹、杜聯(lián)喆對于恒慕義，鄧嗣禹對于費正清，馮家昇對于魏特夫，都可作如是觀。

威妥瑪長期掌管英國駐華公使館漢文事務，編寫《語言字邇集》《文件自邇集》用作使館翻譯培訓教材，創(chuàng)制“威妥瑪拼音”，以其驕人成績躋身劍橋大學漢學教授。筆者認為，威妥瑪利用了華人學者的才能，吸收了華人的學術成果。在威妥瑪成名背后，北京話教師應龍?zhí)铩⑽淖帧皫煚敗饼彸仁悄缓蠊Τ肌Ｖ袊鴮W習西方，西方也學習中國，這本是文明互鑒的應有進程，只是近代中國學習西方事例較為顯著，西方學習中國者則隱而不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