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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WAIC開幕前夜,靴子落地。
有關部門公布了初批手機人工智能服務備案,蘋果、華為、OPPO、vivo、小米、三星、中興悉數在列。
有人關心哪些玩家沒有上榜,有人關心蘋果AI入華的不容易,也有人關心先前折戟的豆包手機將會以怎樣的形式迎來新一代,還有人關心AI手機出來兩年多,為何今年推出備案要求?
但在這個時候,網上卻出現了另一種聲音:AI手機剛開始發展,此刻政策出手難道不是另一種形式的擋住AI手機的發展腳步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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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說法乍一看很有道理,AI技術發展前期,監管相對寬松的環境,的確給了AI快速發展的窗口期。歷史也無數次證明,僅僅靠約束,是無法為技術提供養分。
但現實是, 這種說法,既不懂過去兩年年行業經歷了怎樣的亂象,也沒有看清在這個節點AI手機出現了怎樣的蛻變,更不愿了解手機+AI會對未來產生何等影響。
備案不是橫在創新路上的一堵墻,而是在懸崖邊拉起的一道護欄。這道護欄,已經到了不得不建的時刻了。
再沒有任何時間比此刻更適合。
二
時間倒回一年前,AI手機賽道蓬勃的另一面,是混亂。
AI手機的上馬,動力不是對新技術的新奇,而是恐懼:大模型浪潮席卷而來,手機廠商慌了,AI廠商也急了。
前者怕被AI顛覆硬件入口,后者怕手機廠商卡死端側落地的窗口。于是一場混亂的卡位戰倉促打響:手機廠商憑借系統權限肆意植入AI助手,AI廠商聯合小眾品牌推出"AI原生手機",各家都想搶下"下一代交互入口"的定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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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說,這也算得上技術迭代的正常競爭,但問題出在恐懼之后,實現路徑動了歪腦筋。
要讓AI在手機上真正"好用",光有大模型遠遠不夠,因為手機用戶的需求不是對話,而是操作。跨應用執行任務——發消息、點奶茶、比價下單、整理日程,這些才是用戶感知強的場景。
但在這個時候,這場博弈里的另一個角色出現了:第三方軟件。
對于第三方軟件而言,目前的用戶習慣是各自花了幾億甚至幾十億才培養成功的,時間上也花了很多年。
用戶要做什么,打開什么軟件,這不僅是用戶習慣,更是商業邏輯。但AI出現了,一切被改變了:AI明顯要做那個“前臺“,而曾經有著單獨圖標的第三方軟件,就要淪落為被AI調用的后臺。
但手機的生態邏輯是,誰更靠前,誰就更具有掌控力。于是第三方軟件們并不樂意直接成為AI的附庸。
于是一個激進的方案出現了:AI手機們開始繞過應用廠商的開放接口,直接調用安卓系統的無障礙服務與事件注入權限,通過模擬用戶點擊、讀取屏幕內容的方式,實現對任意App的自動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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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路技術門檻低、覆蓋場景廣,一夜之間就能讓AI"無所不能"。
但代價是什么?是權責邊界的徹底模糊。
三
當用戶們驚嘆于AI手機的功能時,還沒意識到自己讓出去了什么。
一個手機AI,拿著系統級別的權限在你的手機里橫沖直撞。它能讀取你的聊天記錄、支付信息、瀏覽痕跡,替你點擊確認、發送消息、完成交易。
以前李彥宏說過一句話,讓他成為了眾矢之的:國人不在意隱私,他們愿意用隱私換便利。但其實這是事實,否則也不會有魏則西的悲劇,有鋪天蓋地的莆田醫院詞條,有如今短視頻領域和營銷高度綁定的、造成人群撕裂的大數據。
而AI時代,除了隱私的讓渡,更重要的是當AI替你辦事時,用戶讓出去的其實還有抉擇權——決策權讓渡后被肆意使用的后果更嚴重。
AI操作出了問題算誰的?算用戶自己授權的?算手機廠商的?還是算AI模型的?
誰來負這個責任,沒有人說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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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互聯網時代,經過政策、手機廠商、軟件廠商和用戶的長期博弈后,其實已經形成了一套規則,比如你用支付軟件遭遇高科技詐騙,支付軟件會替你買單。
但現在多了個AI,責任方多了一個,操作環節多了好幾個。出問題后,支付軟件還能替你買單嗎?更別提AI如果用GUI實現調用,本身還沒經過支付軟件同意。
于是我們看到了荒誕的一幕:微信、銀行App、電商平臺相繼啟動對AI手機的封禁,部分用戶賬號被強制下線、提示"登錄環境異常"。
部分AI手機剛發布時被炒到萬元一機,轉頭就因為大面積封殺變成了"功能半殘的板磚"。用戶買了單,廠商交了學費,誰也沒撈著好處。
這才是去年AI手機野蠻生長的真相:不是百花齊放,是互相拆臺;不是資源優化,是重復浪費。
手機廠商做一套系統級AI,AI廠商也做一套獨立方案,App廠商再做一套風控反制,三方投入天量資源,在用戶的手機里打成一團。
用戶以為買到了智能,實則買到了一堆沖突。
四
再來細聊一下移動互聯網生態那被破壞的根基吧。
過去二十年,我們建立了一套相對穩定的移動互聯網秩序:用戶下載App,App提供服務,應用商店做分發,操作系統守邊界。每一方都有自己的權責利,每一層都有清晰的防火墻。這套體系不完美,但它養活了數百萬開發者,支撐起萬億級的數字經濟,讓無數用戶可以放心使用手機觸及線上生活。
但AI手機的無規則闖入,擊穿了這套體系。
當系統級AI可以直接替用戶完成所有操作,App本身就退化成了一個純粹的"執行后端"。App的入口價值被剝奪,分發權被掠奪,流量、廣告、傭金這些商業模式的基石,都面臨被架空的風險。
更嚴峻的是AI手機自我優待問題。操作系統手握底層權限,它可以讓自己的AI優先調用自家服務,可以在用戶指令里"夾帶私貨",可以悄無聲息地把第三方應用的流量導去自營渠道。用戶以為AI在中立執行指令,實際上可能已經被系統做了"優化"。中小開發者在這種不對稱競爭面前,幾乎沒有任何還手之力。
如果任由這種態勢發展下去,迎來的不會是什么"AI新紀元",而是生態的坍塌與重建,只剩下幾個超級系統寡頭。
到那個時候,用戶失去的不只是選擇權,還有數據安全與價格公平。是的,沉默的代價往往都是由用戶買單。
于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法學界、產業界、消費者權益組織就已經不斷發出警告。
五
去年下半年開始,高校、機構、學者都開始相繼發文發聲,指出終端AI智能體對公平競爭秩序與用戶數據權益的潛在沖擊。
今年兩會期間,委員江浩然在明確提出,要為AI手機"立規矩",防止系統權限濫用,嚴格貫徹"雙重授權"原則。
一個叫“雙重授權”的東西開始走上舞臺。說簡單點,就是AI手機在調用第三方軟件時,不能僅僅獲得用戶同意,還需要獲得第三方軟件的同意。
可能有人會說了,一個同意,有這么重要?
在商業和技術的博弈中,同意不僅是態度,更多是進退的拉扯,是利益的再分配,是重新博弈并且建立一套新的平衡。
今年5月,廣州互聯網法院做出了一個宣判:某AI廠商因為違反“雙重授權”原則,被發下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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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判例,成為了我國AI手機轉型的法律層面的轉折點。
于是AI手機產業內部也在開始了被動分化。
有些廠商雖然依舊信奉"先上車再補票",但一些務實派則開始探索協議化路徑:比如華為推出HMAF架構,行業開始討論A2A(ApptoApp)、MCP等標準化交互協議,試圖在系統與應用之間建立一套規則清晰、權責對等的協作機制。
在紛紛折戟后,一種共識開始浮出水面:靠"撬鎖開窗"的野蠻方式走不動了。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備案來了。
六
很多人只看到"又多了一道審批",卻沒看懂備案真正在做什么。
它不是要把AI手機管死,而是給AI手機一個合法的身份、一套明確的規則、一個公平的賽場。
備案的核心是什么?是準入門檻,更是責任兜底。通過備案的產品,需要滿足數據安全、內容合規、權限管控等一系列硬性要求;備案主體必須對服務內容承擔法律責任。這意味著,用戶手機里的系統級AI,不再是權責模糊的"黑箱",而是有明確責任主體、有合規標準、有監管追溯的正規服務。
這其實是在為當前的AI手機行業松綁,而非束縛。
過去為什么廠商不敢大投入?因為邊界不清,不知道哪一步就踩了紅線。
為什么App廠商處處設防?因為沒有規則保障,只能靠風控被動防御。
為什么用戶不敢放心用?因為不知道自己的數據去了哪里、出了問題找誰。
備案制把這些模糊地帶一一厘清:什么權限能用、什么場景能做、什么數據必須本地化、出了問題誰來負責,全部擺到臺面上。
這就是備案的真正意義:把過去那種"地下狂奔"式的創新,拉到了陽光下,賦予其合法身份,讓整個行業可以名正言順地往前走。
在備案啟動的這一刻,AI手機才算是真正進入到了行業內部可以真正競爭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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