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代表國家隊：世界杯上的國家與國民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賽，是當今影響力最大的單項體育賽事。除去少數的例外，世界杯的參賽球隊以國家為單位。對于絕大多數球員來說，身披國家隊戰袍參加世界杯的比賽也會成為其足球生涯的高光時刻。只不過，誰來代表國家隊，有時候并不是一個單純的體育問題。

當地時間2026年7月15日，美國佐治亞州亞特蘭大，2026世界杯半決賽開賽前的儀式。視覺中國 圖

血統定義國民

在世界杯足球賽的冠軍榜上，“五星巴西”位居榜首，緊隨其后的則是同樣奪取了四次世界杯冠軍的意大利和德國。而在“三甲”里最早奪冠的，則是意大利隊——他們連奪第二屆世界杯（1934）和第三屆世界杯（1938）的冠軍，成為第一支衛冕成功的球隊。只不過，這兩次冠軍，遠沒有后來意大利隊在1982年和2006年的兩次加冕令人信服。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彼時的意大利隊里，有著太多的阿根廷人。

1934年6月10日，意大利羅馬世界杯決賽，意大利對陣捷克斯洛伐克，獲勝的意大利隊舉起他們的教練維托里奧·波佐慶祝。視覺中國 圖

說起來，這兩個國家倒的確有歷史淵源。近代的意大利雖然號稱“列強”，其實只能算是一個“窮人帝國主義”國家，每年都有數以十萬計的意大利人為討生活而移民他鄉。光是1913年這年，就大約有87.3萬公民臨時或永久離開意大利，其中足足有50多萬人定居于南美和北美，尤其是美國、阿根廷和巴西。直到現在，仍然可以看到這方面的痕跡。譬如阿根廷隊的梅西全名（Lionel Andrés Messi Cuccittini）里的“Cuccittini”就是一個意大利姓氏。

這一點，在第二屆世界杯時，就成為一個決定冠軍歸屬的關鍵因素。作為東道主的意大利隊對冠軍志在必得，于是就動起了引進“外援”的腦筋。他們看中的，就是那些有著意大利血統的阿根廷球員（oriundi，“歸來者”）。譬如雷蒙多·奧爾西（Raimundo Orsi）在代表阿根廷參加1928年奧運會后不久便與著名的尤文圖斯俱樂部簽約，并因為意大利血統而入選了國家隊。當時的意大利足協主席反對從阿根廷“購買”球員的做法，但國家隊主教練維多利奧·波佐對此不以為然。考慮到一些球員也在意大利軍中服役，波佐反駁道，“如果他們能夠為意大利而死，他們也能夠為意大利踢球”（Se possono morire per l'Italia, possono giocare per l'Italia）。

就這樣，這些“歸來者”為意大利出戰了第二屆世界杯。實際上，要是離開他們，意大利的這個冠軍基本上無從談起：正是恩里克·瓜伊塔（Enrique Guaita）在與奧地利隊的半決賽打進了制勝球，而在決賽里，也是奧爾西打進意大利的追平球，并幫助意大利隊2：1獲勝。而作為當時最為優秀的中后衛之一，路易斯·蒙蒂（Luis Monti）甚至創造了一個紀錄：他曾代表兩支國家隊參加過世界杯決賽。1930年，他是阿根廷隊里的一員，但決賽負于烏拉圭隊。1934年，他又作為意大利國家隊的成員在第二屆世界杯的決賽里迎戰捷克斯洛伐克。

圖2 路易斯·蒙蒂

可以說，1930年代的意大利國家隊是血統定義國民的一個公開宣示：出生地不重要，血統才是獲取國民資格的鑰匙。拋開當時的意識形態因素不論，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上世紀80-90年代的愛爾蘭國家隊身上。杰克·查爾頓執教愛爾蘭國家隊的一個基本策略，就是利用所謂“祖父母條款（Granny Rule）”，招募具有愛爾蘭血統的英國球員：只要在英國出生的球員有一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出生在愛爾蘭，即可代表愛爾蘭出場。1994年的美國世界杯就是這一策略的完美體現。在小組賽里，正是英國出生的雷·霍頓（Ray Houghton）幫助愛爾蘭首戰1：0力克意大利。而出生在利物浦的約翰·奧爾德里奇（John Aldridge）則在對墨西哥隊的比賽里打入至關重要的一球。在這個“死亡之組”里，4個隊同積4分，凈勝球也相同，愛爾蘭隊雖然以1：2敗給了墨西哥隊，卻憑借多一個進球的優勢力壓挪威隊而出線。

1994年世界杯的死亡之組

國民追隨國家

與這類情況不同，在世界杯足球賽的歷史上也曾出現過另一種情況：同一個球員，因為舊國家的解體，隨之被動地代表了不同的國家參賽。

作為1988年歐洲杯亞軍的蘇聯隊就是這樣。 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上出場的蘇聯隊是這支國家隊最后一次以“蘇聯”名義參加重大比賽。隨著1991年底蘇聯的解體；1992年歐洲杯在瑞典開賽時，蘇聯隊改稱“獨聯體隊”以維持參賽資格。而這也促使了一個極端案例的出現：安德烈·坎切爾斯基斯（Andrei Kanchelskis）在1991年11月對陣塞浦路斯的比賽里打入了蘇聯國家隊歷史上的最后一粒進球。1992年，他隨“獨聯體隊”踢完了歐洲杯，隨后又代表俄羅斯國家隊參賽。而他也因此成為歷史上極少數為三支不同的國家隊踢過成年隊正式比賽的球員之一。

更為極端的例子，則出現在南斯拉夫隊身上。1987年世界青年錦標賽開啟了南斯拉夫“黃金一代”的序幕。這支由薩維切維奇、斯托伊科維奇、博班、蘇克等天才球員組成的隊伍，以融力量、技術于一體的“歐洲拉丁派”風格享譽足壇。1990年的“亞平寧之夏”是這群天才在世界杯的首度演出。在四分之一決賽里，南斯拉夫隊遭遇馬拉多納率領的衛冕冠軍阿根廷隊，他們以少打多堅持到點球決戰才告惜敗。到了第二年，幾乎是南斯拉夫國家隊翻版的貝爾格萊德紅星隊更是擊敗馬賽奧林匹克奪取了歐洲冠軍杯，成為迄今僅有的兩支實現這一壯舉的東歐球隊之一（另一支是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星）。

令人唏噓的是，就在“紅星”照耀歐洲的同一天（1991年5月29日），作為南斯拉夫六個共和國之一的克羅地亞總統圖季曼宣布本國 “不再屬于統一的聯邦國家”，揭開了南斯拉夫解體的序幕。而國家的解體也讓“黃金一代”在蹉跎中泯滅。已經進入1992歐洲杯決賽圈的南斯拉夫隊被手下敗將丹麥隊頂替了名額，誰又能想到，這支替補上場的丹麥隊竟然一路高奏凱歌奪取冠軍，上演了一幕安徒生式的“北歐童話”！

直到1998年的法國，昔日的“黃金一代”才站上了世界杯的賽場——但卻是代表不同的球隊。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和克羅地亞兩隊打入決賽圈。前者在小組賽里戰勝美國與伊朗，逼平德國昂然出線，在八分之一決賽中1：2惜敗荷蘭隊。而首次以獨立身份參賽的克羅地亞表現更加出色，先后戰勝德國與羅馬尼亞殺入四強，并最后擊敗荷蘭隊獲得季軍。人們也因此記住了達沃·蘇克號稱可以拉小提琴的金左腳。

1998世界杯上的達沃·蘇克

這屆世界杯堪稱南斯拉夫“黃金一代”的謝幕演出，卻并不是南斯拉夫足球噩夢的結束。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足協網站的更新時間凝固在2002年11月6日。就在三個月之后，這個國家更名為“塞爾維亞和黑山”（并在三年后解體為兩個國家）。盡管如此，前南斯拉夫仍然是一片足球沃土，從1998年至今的8屆世界杯中，前南斯拉夫各國保持了一個傲人的紀錄：每屆都有兩支隊伍打入決賽圈！其中成績最好的克羅地亞隊還獲得過世界杯亞軍，甚至連小小的波黑與斯洛文尼亞（人口200萬，不及北京朝陽區）都有過世界杯決賽的經歷——當然，在這屆世界杯的佛得角隊面前，這似乎也已經不算什么了。

“國家”的困惑

另一方面，為了杜絕路易斯·蒙蒂這樣“腳踩兩只船”的情況，自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國際足聯就規定球員代表成年國家隊出戰了任何一場國際足聯A級正式比賽后，其足球層面的“國籍”就終身不得轉換——除非國家本身發生了變化。而進入21世紀后，這一規則步步放寬。2004年，針對卡塔爾歸化無血緣球員的做法，國際足聯允許僅參加過友誼賽的球員獲得一次轉換國家隊的機會。2020年開始，即使已在成年隊官方比賽出場過，只要21歲前出場、總數不超過3場、未在世界杯或洲際杯決賽階段出場，仍可申請一次轉換國家隊。

從表面上看，這讓效力國家隊變得有些類似俱樂部的轉會。但其背景，卻是劇烈的跨國乃至跨洲際的人口流動。早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就已經出現了這樣的前兆。號稱“無冕之王”的荷蘭隊在1988年奪取了迄今唯一的頭銜——歐洲杯冠軍。為此立下汗馬功勞的“荷蘭三劍客”之中，就有兩位（里杰卡爾德與古力特）擁有蘇里南（舊荷蘭殖民地）血統。

效力AC米蘭時的荷蘭三劍客

實際上，真正讓歐洲各國國家隊面貌大變的，正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后的一波去殖民化浪潮。1960年，如同英國首相麥克米倫在南非議院所言，“變革之風已經吹遍這個大陸”。這一年非洲大陸誕生了包括尼日利亞和喀麥隆在內的近20個獨立國家。此后數十年間，大量非洲移民作為廉價勞動力涌入以法國為首的舊歐洲宗主國。譬如法國隊奪取1998年世界杯的核心人物齊達內，其父母就離開阿爾及利亞北部鄉村前往法國謀生，齊父很快找到了在百貨公司擔任倉庫管理員和保安的工作，生活穩定后，夫妻二人生育了5個孩子，而齊達內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個。至于這屆世界杯的西班牙當家球星拉明·亞馬爾，其父來自摩洛哥，母親來自赤道幾內亞，二人皆因謀求更好的生活機遇而移居西班牙。

當地時間2026年7月13日，美國得克薩斯州阿靈頓，2026世界杯半決賽，西班牙對陣法國。西班牙隊亞馬爾出席賽前新聞發布會。視覺中國 圖

更引人注目的是，由于國家隊代表資格政策的日益放松，“國家隊”與“國民”之間的紐帶似乎正在悄然松弛。從20世紀60年代，摩洛哥人就開始大批前往包括比利時在內的歐洲國家，從事挖礦等重體力勞動。而摩洛哥裔球員群體的壯大，也令摩洛哥成為一支非洲勁旅：在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中，摩洛哥隊首發的11人中，竟沒有一人是土生土長的摩洛哥人。與其說這是一支摩洛哥國家隊，毋寧說是一支“歐洲摩洛哥人”隊。更具有象征意義的是，在柏林出生的杰羅姆·博阿滕的母親是德國人，而父親是加納人。他選擇代表德國隊參賽，而其同父異母的哥哥凱文-普林斯·博阿滕則選擇了為加納而戰，兄弟倆甚至曾在2010年的世界杯賽場上上演各為其主的直接對話。

2010年世界杯上的博阿滕兄弟對決

這或許是一個會令人感到困惑的場景，當“國家隊”成為一種個人選擇的時候，國家與國民之間的認同紐帶是否還是那樣堅固呢？無論如何，國家隊之所以不同于俱樂部，正在于“國家”二字。球員究竟代表誰，從來都不僅是足球問題，而是關于國家、身份與認同的時代命題。或許正因如此，世界杯仍然擁有任何俱樂部賽事都無法替代的情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