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涉農民種植自主權的官，都應該抓起來

這兩天，《焦點訪談》的一則報道，引起了不少農村出身的作者不滿，包括褚朝新、黃志杰、彭遠文等人，還有我。

報道講的是湖南永州江華縣的事情。當地上級下達水稻種植任務39萬畝，并且納入糧食安全責任制硬性考核。

但是，稻谷補貼真實臺賬顯示，實際只有23.8萬畝。

剩下的土地去了哪里？農民沒有閑著。他們種了羅漢果、芋頭、煙葉、南瓜等經濟作物。只是這些作物，主要種在遠離公路、遠離主干道的地方。

而公路兩側、領導檢查容易看到的地方，則統一種上水稻。

于是出現了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場景：路邊一片稻田，轉過彎，里面是另一片天地。

在監獄里的原貴州省委書記孫志剛，一定會看到這個報道。他也會想，當年我不讓農民種主糧被罵，現在湖南讓農民種主糧也被罵，究竟是誰錯了？

1

報道出來以后，永州市迅速成立專項工作專班，進駐江華縣全面核查。

對于虛報數據、耕地違規改種、履職不力的責任人，從嚴追責問責。同時啟動全域農田整改，清退違規經濟作物，恢復水稻種植，重新校準糧食統計臺賬。

看起來，一切都在按照制度運行。

問題是：制度本身有沒有問題？

很多來自農村的人，看完這個新聞，第一反應是心疼農民。因為他們知道，農民為什么這樣選擇。

種水稻，工序很多，性價比不高，收益不如種一些經濟作物。

農民不是經濟學家，但農民每天面對土地，他們知道種什么收益好。

如果一個政策要求農民放棄更高收益的選擇，去種收益更低的東西，那么問題應該問“憑什么”？而不是問“為什么農民不聽話”？

2

很多時候，我們談糧食安全，總容易陷入一種簡單邏輯：糧食重要，所以農民必須種糧。

但是，糧食安全是公共問題，公共問題，就應該由公共政策承擔成本，不能把成本轉嫁給農民。

如果國家認為糧食安全非常重要，最直接的方法是什么？

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增加種糧補貼、降低農業生產成本。讓農民發現，種糧也能掙錢，于是自然會有人種。

經濟規律會發揮作用。

可是，如果一邊市場告訴農民，這個東西賺錢少，另一個行政命令告訴農民，你必須種這個，讓農民承擔收入損失，這就不合理了。

18億畝耕地紅線也是一樣。

如果土地保護非常重要，那么應該設計合理制度，應該通過財政補償、土地保護機制，讓保護土地的人得到收益。

而不是簡單一句：這是紅線，然后要求農民無條件服從。

土地是誰的？耕地是誰經營的？

農民不是土地上的工具，他們是土地的主人，他們有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判斷，有自己的生活。

3

很多人喜歡說，糧食價格低，是因為農民辛苦。

農民確實辛苦。但問題是，不能一邊享受廉價糧食帶來的低生活成本，一邊要求農民永遠犧牲。

一瓶礦泉水與一斤糧食，價格差不多。

糧食便宜，是整個社會的福利。但這種福利不能建立在農民長期低收益的基礎上，更不能建立在命令農民犧牲選擇權的基礎上。

如果你把農民種下的芋頭拔掉。把煙葉鏟掉，告訴他：不許種這個，必須種水稻。

這和土匪有什么區別？

土匪搶東西，至少還承認自己是在搶。而行政權力如果打著正確目標的旗號，直接改變農民的選擇，反而更加危險。

因為它披著合理的外衣。

4

中國農村并不缺少這樣的故事。

幾年前，孫志剛當貴州省委書記的時候，要推進農業結構調整，不讓農民種玉米，而要種茶葉、中藥材、蔬菜、水果等高附加值產業。

孫志剛提出明確的玉米減種近800萬畝。省里有指標，市里分任務，縣里再分解，最后到了鄉鎮，“壓茬推進”。

干部面對的不是經濟規律，而是一張考核表。

于是鄉鎮出現一些口號：“你敢種，我敢鏟，堅決消滅苞谷桿”、“脫貧要幸福，不要種苞谷！”很有留發不留頭的氣勢。

對從省到市到鄉的人民公仆們而言，砍掉玉米給農民造成損失，他們不管，改種茶葉、蔬菜等能不能賣出去他們不管，這個政策是否合理他們不管，他們在乎的是完成任務。

至于孫志剛，這樣做是否合理，他也不管。因為他想的是完成一個任務：脫貧。

那幾年，貴州主干道的可視范圍內都不準種玉米。這和湖南可視范圍內都種水稻，看似相反，其實內核都一樣：權力干預農民種植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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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孫志剛退休。2023年，他因嚴重違紀違法被查處，法院認定其受賄8.13億元，被判處死緩。

當然，孫志剛的被抓，與砍農民玉米無關。但他這個下場，也算是因果終有報，天道好輪回。

那些曾經喜歡用權力改變損害農民、干涉經濟、胡作非為的人，需要想想，上天饒過誰？

所以，對于湖南江華這件事，我的看法很簡單。

如果有人為了完成考核，逼農民種不賺錢的作物；如果有人為了讓數據好看，要求農民犧牲利益；如果有人拔了農民的莊稼，只為了做給上級看，這樣的人也應該抓起來。

這是對市場規律的無視，是對農民利益的不尊重，是一種“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的官僚主義。

這樣的人抓起來，沒有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