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2021年，費城的一條新聞讓不少醫學生后背一涼：賓夕法尼亞大學承認，他們的解剖課堂上曾使用過一批特殊的人類遺骸——來自36年前警方一次爆炸襲擊中的遇難者。在這起被稱作MOVE事件的慘案里，警方用直升機向一棟民居投下炸彈，11人死亡，其中還有孩子。而部分遇難者的遺體沒有歸還給家屬，反而被送進了解剖室。消息曝光后，公眾才驚覺，那些躺在不銹鋼托盤和標本柜里的人骨，身世遠比想象中要復雜得多。
要真正說清楚這件事，我們得拉一張“人體標本來源演變圖”。這張圖如果從左往右畫，起點是19世紀的墓地和盜賊，終點是今天的遺體捐獻和紀念儀式，中間塞滿了爭論、法案和一次次讓人后背發涼的發現。
圖表的第一個節點，是一個名叫約瑟夫·海特爾的維也納醫生。他在19世紀以解剖學知識聞名，但那套知識得來得很不光彩——他長期雇傭盜墓賊，從墳墓里挖出尸體，充實自己的私人收藏。而且他絕不是孤例。很長一段時間里，從大學解剖室到各大博物館，人體遺骸的獲取方式都和“知情同意”沒什么關系。研究人員、收藏家們想要骨架子，盜墓賊就負責供貨，一具具無名者的軀體就這樣變成了陳列柜里的展品。
這些來源可疑的遺骸，后來大量流入了科研和教育機構。原文提到，有些藏品“幾乎肯定是以不道德的方式獲得的”。隨著公眾倫理意識抬頭，爭議越來越大，不同族群開始追問：憑什么我們祖輩的骨頭，要在博物館和實驗室里充當別人的“研究工具”？
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出現在199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美國原住民墓地保護與遣返法案》，要求各機構將原住民遺骸和相關文物歸還給直系后裔、部落或文化相關的組織，否則就必須獲得許可才能繼續使用。這條法案在學理上畫下了一條紅線：沒有同意，就不能占有。
但圖表上，法案只是中段的標尺，現實推進遠比你想象得慢。爭議不止存在于原住民社區，非裔美國人、其他弱勢群體的遺骸同樣面臨倫理追問。MOVE事件遺骸的曝光，就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那些遇難者的家人不僅承受了失去至親的痛苦，還要在許多年后得知，親人的身體被當成了教學道具。盡管部分遺骸已歸還，后續調查中陸陸續續又發現了更多。
于是圖表的最新節點上，出現了一個關鍵人物——法蒂瑪·杰克遜，一位剛從霍華德大學退休的生物人類學家。她正在推動一項全新的倫理準則，直指問題的核心：高校和博物館該如何對待那些在未經同意情況下獲取的遺骸，尤其是從非裔美國人墓地流出的骸骨。她說得很直白：“這些材料在我們手上。科學家才是罪魁禍首。”她要做的是，不再默許一種“占有即合理”的慣性，把知情同意的原則補回那些缺失的環節里。
好消息是，圖表的最右端已經出現了讓人松一口氣的變化。如今的醫學院解剖課程，仰賴的不再是盜墓賊，而是自愿在死后捐獻遺體的人。一些學校還會在課程結束時舉辦紀念儀式，向那些素未謀面、卻用身體為醫學提供教材的捐贈者致敬。原文里有一句挺妙的感慨：“海特爾要是看到這場面，一定會震驚不已。”
如果讓那個依靠盜墓來收集標本的維也納醫生穿越到今天，他大概很難理解：為什么要把解剖課搞得像追悼會？但在剝開整段歷史之后，你會發現，從盜墓的鏟子到紀念儀式的燭光，人體標本的來源進化圖，畫的其實是一場遲來的道歉。而你的骨骼標本，如果會說話，也許最想問的仍然是那句——當初把我請進來的時候，你到底敲過我的門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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