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
手術室外頭的燈還亮著。
我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屁股硌得慌。這椅子也不知道多少人坐過，邊角都磨白了。
手機響了。
是我媽打來的。
我摁掉。
又響。
再摁。
第三次響的時候我接了。
“喂。”
“志強啊，你在哪呢？你爸說你今天沒去檔口。”
我媽的聲音聽著急，但那種急是習慣性的急，她什么事都急。
“在醫院。”
“醫院？你咋了？”
“沒事，做個檢查。”
我沒說實話。
走廊盡頭有個護士推著車過來，車輪子咔嗒咔嗒響。我側了側身子讓她過去。
“什么檢查要去醫院？社區衛生院不能做啊？”
“媽，我真沒事，回頭跟你說。”
我把電話掛了。
然后關機。
我老婆陳敏坐在旁邊，一直沒說話。她手里攥著那張CT報告單，攥得緊緊的，紙都皺了。
“你別攥了。”我說。
她松開手，看了我一眼，眼睛紅紅的。
“萬一不是呢。”她說。
我沒接話。
三天前，我在廣州中山三院做的CT。醫生說肺上有陰影，建議進一步檢查。我問什么陰影，醫生說不好說，要做病理。
“不好說”這三個字，我懂。
我今年四十三，在廣州白云區開了個服裝檔口，批發女裝。檔口不大，二十來個平方，雇了兩個小妹看店。生意不好不壞，一年刨去成本能剩個十來萬。房貸每個月五千多，兒子上初中，補習班一個月兩千。
日子就這么過著。
不抽煙不喝酒，怎么肺上就有陰影了。
我想不通。
手術室的門開了。
不是叫我。
是叫旁邊那個老太太的家屬。
老太太的兒子沖上去，醫生跟他說了些什么，他臉色一下子就白了，蹲在地上半天沒起來。
陳敏抓著我胳膊的手收緊了。
“志強。”
“嗯。”
“要是……要是真有事，咱們怎么辦？”
“能怎么辦，治唄。”
我說得輕巧。
其實我心里也沒底。
檔口那個生意，我要是躺下了，誰來管？陳敏在街道辦事處上班，一個月四千多塊，穩定是穩定，但指望她那點工資養家還房貸，根本不可能。
兒子明年中考，正是關鍵時候。
這些事我不敢細想。
一想就睡不著覺。
前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了一整夜，陳敏也沒睡著，我知道。她背對著我，一動不動，但呼吸聲不對。睡著的人呼吸是勻的，她是憋著的。
我們都沒說話。
有時候不說話比說話更累。
“張志強。”
護士喊我名字了。
我站起來，腿有點軟。不是怕，是坐太久了。
進了診室，醫生讓我坐下。是個五十來歲的男醫生，戴眼鏡，白大褂上別著胸牌，姓劉。
他面前攤著我的報告。
“張先生，結果出來了。”
他頓了頓。
這個停頓讓我心里咯噔一下。
“病理顯示是惡性腫瘤，早期肺腺癌。”
陳敏在旁邊一下子哭出聲來。
我沒哭。
不是堅強。
是懵了。
就像被人猛地扇了一巴掌，耳朵嗡嗡響，疼還沒傳到腦子里。
“早期是什么意思？”我問。
“就是發現得比較及時，腫瘤還局限在肺部，沒有明顯轉移跡象。”
“能治嗎？”
“可以手術切除，配合后續治療，五年生存率還是比較樂觀的。”
樂觀。
這詞用得真好。
醫生說了一大堆，我聽進去一半。什么手術方案，什么基因檢測，什么靶向藥，什么放化療。
我就記住了一句話。
“盡快手術。”
從醫院出來，天已經黑了。
廣州十一月的天黑得早，六點多就全暗了。路燈亮著，黃黃的光照在地上，地上有痰印子，黑一塊白一塊的。
陳敏還在哭。
她哭起來沒聲音，就是眼淚一直流，擦完又流。
“別哭了。”我說。
“怎么辦啊志強。”
“醫生說能治。”
“他說的是樂觀情況，萬一不樂觀呢？”
“你能不能別老想萬一？”
我聲音大了點。
她愣了一下，眼淚流得更兇了。
我后悔了。
但我沒道歉。
我不知道怎么道歉。
回到家，兒子在自己房間寫作業。門關著，里面傳出打游戲的聲音。這小子肯定又在偷偷玩手機。
平時我肯定推門進去罵他了。
今天我沒管。
我坐在客廳沙發上，盯著電視。電視沒開，黑屏的，能照出我的臉。
我看著自己的臉。
四十三年了，這張臉。
顴骨有點高，眼睛不大，眉毛倒是濃。年輕時候人家說我長得像某個港星，現在沒人說了。胖了，下巴圓了，鬢角也有白頭發了。
我從來沒認真想過自己會死。
四十多歲的人，誰會天天想這個？
但現在不想不行了。
死這個字，以前覺得遠，現在覺得近。
近到什么程度呢？
近到我能聞到它的味道。
不是臭味，是一種冷冰冰的、空蕩蕩的味道。像冬天早上打開冰箱，里面什么都沒有的那種空。
陳敏端了杯水過來，放茶幾上。
“我給爸打個電話吧。”她說。
“別打。”
“這么大的事……”
“我說別打。”
她嘴動了動，沒再說。
我爸媽住在番禺，我爸退休前是中學老師，我媽是紡織廠退休的。兩個人身體都不好，我爸高血壓，我媽糖尿病。
告訴他們有什么用？
除了讓他們著急，讓他們睡不著覺，還能怎樣？
我媽那個人我知道，她要是聽說我得了癌，能當場犯病。
上次我表哥查出肝有問題，她擔心得一宿沒睡，第二天血壓飆到一百八。
不能告訴她。
至少現在不能。
“那你打算怎么辦？”陳敏問。
“醫生說手術。”
“在中山三院做？”
“嗯。”
“要不要去別的醫院再看看？”
我想了想。
“也行。”
廣州的醫院我熟。中山三院、南方醫院、省人民醫院，都在這邊。但我心里有個想法，沒跟陳敏說。
我想去上海看看。
不是信不過廣州的醫生。
是覺得上海醫療水平更高一些。而且我有個大學同學在上海，叫李明輝，在浦東那邊上班，混得不錯，認識的人多。說不定能幫忙找找關系。
我把這個想法跟陳敏說了。
她沒反對。
“那檔口怎么辦？”
“讓阿芳盯幾天。”
阿芳是檔口的小妹，跟了我三年，人機靈，靠得住。
第二天我去了檔口。
白云區這邊全是做服裝批發的，一條街挨著一條街，檔口密密麻麻的。早上九點多，街上已經全是人了。拉貨的、拿貨的、打包的，三輪車電動車擠來擠去，喇叭聲此起彼伏。
我站在自己檔口門口，看著招牌。
“志強服飾”。
這四個字掛了好多年了，白底紅字，邊角有點褪色。
隔壁檔口的老王正蹲在門口抽煙，看見我，站起來。
“志強，昨天咋沒來？”
“有點事。”
“啥事？”
“沒事，私事。”
老王看我臉色不對，沒再問。做生意的都懂，人家不想說的事別追問。
阿芳在里面理貨，看見我進來，叫了聲“老板”。
“阿芳，我可能要出去幾天，檔口你盯著。”
“去哪啊老板？”
“上海，有點事。”
“行，你放心。”
她沒多問。
這姑娘懂事。
我在檔口坐了一會兒，看著貨架上掛著的衣服。新款秋裝，韓版的，進價四十五，批發價八十五，走量還可以。
這些衣服，這批貨，這個檔口。
我經營了八年。
八年了，從早忙到晚，進貨、理貨、發貨、對賬、催款。跟廠家扯皮，跟客戶周旋，跟隔壁搶生意。
圖什么呢？
圖個日子能過下去。
圖兒子能上個好學校。
圖房貸能按時還上。
現在這些事突然變得輕了。
不是不重要了，是顧不上重要了。
命都快沒了，還管什么檔口。
這話我沒跟任何人說。
但心里就是這么想的。
晚上回家，我跟陳敏說訂機票。
她查了查手機。
“后天有班飛機，早上八點，六百多塊。”
“訂吧。”
“住宿呢？”
“我問問明輝。”
我給李明輝發了微信。
“明輝，我后天去上海，有點事，方便的話見一面。”
他很快回了。
“來啊，啥事？”
“見面說。”
“行，到了聯系。”
我沒說看病的事。
微信上說不清楚，也不想說。
訂完機票，我坐在陽臺上抽煙。
我不抽煙的。
這包煙是今天買的，紅雙喜，十一塊。
我拆開，點了一根。
吸了一口，嗆得直咳。
但還是繼續吸。
陳敏走過來，看見我抽煙，愣了一下。她從來沒見我抽過煙。
她沒說話。
在我旁邊站了一會兒，然后轉身進去了。
她知道我心里煩。
這根煙抽完，我把煙頭摁在花盆邊上，起身回屋。
兒子房間的燈還亮著。
我推門進去。
他果然在玩手機，看見我進來，手忙腳亂往被子里藏。
“別藏了。”
他低著頭，等著挨罵。
我沒罵。
我在他床邊坐下來。
“作業寫完了？”
“寫完了。”
“真的？”
“真的。”
“行，早點睡。”
我站起來要走。
“爸。”
“嗯？”
“你今天怎么不罵我？”
我回頭看了他一眼。
十三歲的男孩，個子已經到我下巴了，嘴唇上有點絨毛，聲音開始變粗。
“以后少玩點手機，對眼睛不好。”
我關上門出來。
眼眶有點酸。
媽的。
四十多歲的人了，怎么還這么矯情。
去上海那天早上，天還沒亮我們就起來了。
陳敏煮了粥，我沒怎么喝。不是不餓，是吃不下。
兒子還在睡。
我站在他房間門口，想進去說一聲，又怕吵醒他。
算了。
到機場的時候七點不到。白云機場T1航站樓，人已經很多了。排隊過安檢，找登機口，坐下等。
陳敏一直沒怎么說話。
她平時話挺多的，今天反常。
“你怎么不說話？”我問。
“不知道說什么。”
“那就別說了。”
飛機上，我靠窗坐。
起飛的時候耳朵不舒服，我嚼了塊口香糖。
從窗戶往下看，廣州越來越小，房子像火柴盒，珠江像一條灰帶子。
我忽然想，會不會這是最后一次從廣州起飛。
這個念頭一冒出來，我就把它摁下去了。
別想這些。
想也沒用。
兩個小時后，飛機降落在浦東機場。
上海的天灰蒙蒙的，比廣州冷不少。
我打了個哆嗦。
陳敏從包里掏出件外套遞給我。
“穿上。”
我穿上。
出了機場，打車去酒店。酒店是陳敏在網上訂的，在徐匯區，離中山醫院近。一晚上三百多，不算貴也不算便宜。
出租車開了四十多分鐘。
上海的街道比廣州寬，樓比廣州高，路上的車比廣州規矩。司機是個上海本地人，說話帶著上海腔，一路上叨叨個不停。
我一句沒聽進去。
到酒店辦了入住，房間在十二樓。
窗戶望出去，能看到高架橋，車流像一條發光的河。
我給李明輝發了定位。
“我到了，住下了。”
“晚上一起吃飯，我訂地方。”
“行。”
下午沒事，我跟陳敏去中山醫院轉了轉。
沒掛號，就是去看看。
醫院很大，好幾棟樓，人來人往的。門診大廳里排隊的人從窗口排到門口，黑壓壓一片。
我看著這些人。
他們跟我一樣，都是來看病的。
有的臉色蠟黃，有的瘦得脫了相，有的坐在輪椅上，有的被人攙著。
我站在大廳中間，忽然覺得自己不算什么。
這世上生病的人多了去了。
比我慘的也多了去了。
“走吧。”我說。
陳敏跟在我后面出來。
晚上六點，李明輝來酒店接我們。
他開一輛黑色奧迪，穿件深藍色夾克，看著比大學時候胖了一圈，頭發也少了。
“志強，好久不見。”
他跟我握了握手，又跟陳敏打招呼。
“嫂子好。”
“你好明輝。”
“走，吃飯去。”
他帶我們去了一家本幫菜館，在一條老弄堂里，門臉不大，里面裝修得挺精致。
點了幾個菜，紅燒肉、油爆蝦、腌篤鮮、蟹粉豆腐。
菜不錯。
但我吃不下。
李明輝給我倒酒，我攔住了。
“不喝了。”
“咋了？你以前不是挺能喝的嗎？”
“最近身體不太好。”
他放下酒瓶，看著我。
“志強，你跟我說實話，這次來上海到底什么事？”
我沉默了幾秒。
“查出肺有問題。”
“什么問題？”
“癌。”
李明輝筷子停在半空。
“確診了？”
“廣州那邊做的病理，早期肺腺癌。”
“操。”
他把筷子放下。
“那你是來上海看病？”
“嗯，想找這邊的專家再看看。”
“找誰？”
“還沒想好，中山醫院的胸外科聽說不錯。”
李明輝想了想。
“我認識個人，在肺科醫院那邊有熟人。肺科醫院，胸外科全國排前三的。你要不要去那邊看看？”
“能掛上號嗎？”
“我幫你問問。”
他當場就打電話了。
電話那頭應該是他朋友，兩個人用上海話嘰里咕嚕說了一通，我一句沒聽懂。
掛了電話，他說：“明天下午，有個專家門診，姓周，周教授。號已經滿了，但我朋友說可以加一個。掛號費六百。”
“六百？”
“專家號，正常。”
“行。”
六百就六百。
命比錢貴。
吃完飯回酒店，陳敏坐在床上算賬。
“機票一千三，酒店兩晚六百，明天掛號六百，吃飯……”
“別算了。”我說。
“不算怎么行，錢又不是大風刮來的。”
“算也沒用，該花還得花。”
她不說話了。
我知道她心疼錢。
我們家不富裕。檔口一年剩十來萬，房貸六萬多，兒子補習班兩萬多，日常開銷，一年到頭存不下幾個錢。
這次看病，不知道要花多少。
手術、住院、后續治療，少說十幾二十萬。
如果要用靶向藥，更貴。
有些藥醫保不報，全自費。
這些事我不敢想。
一想就睡不著。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
躺在酒店床上，枕頭太軟，被子太厚，空調嗡嗡響。
陳敏睡著了。
她這兩天太累了。
我聽著她的呼吸聲，勻的，輕的。
窗外的光透過窗簾縫照進來，在天花板上投了一道細細的亮線。
我盯著那條線。
腦子里亂七八糟的。
想兒子。想檔口。想房貸。想手術。想化療。想死。
想我要是死了，陳敏怎么辦。她一個人帶著兒子，那點工資怎么夠。房貸還不上，房子會不會被銀行收走。兒子以后上學怎么辦，娶媳婦怎么辦。
越想越睡不著。
干脆起來。
我輕手輕腳走到窗邊，拉開一點窗簾。
上海的夜景挺好看。
萬家燈火。
每一盞燈后面都有人。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煩惱。
我的煩惱是癌。
別人的煩惱可能是別的什么。
但說到底，都是煩惱。
第二天下午，我們去了肺科醫院。
醫院在楊浦區，政民路上。門口排著長隊，全是等進停車場的車。
我們打車來的，在門口下車。
門診樓是新的，玻璃幕墻，看著挺氣派。
上了三樓胸外科專家門診區，走廊里坐滿了人。
李明輝已經到了，旁邊站著個戴眼鏡的中年男人。
“這是老張，我朋友，在醫院后勤工作的。”
老張跟我握了握手。
“周教授的號很難掛，今天正好有個病人臨時來不了，我跟周教授說了一下，給你插進去。”
“太感謝了。”
“沒事，明輝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我們在走廊里等。
旁邊坐著一個老太太，瘦得皮包骨，旁邊是她女兒，端著個保溫杯喂她喝水。
對面一個中年男人，光頭，一看就是化療掉的。他一個人來的，低著頭看手機，屏幕上是個小孩的照片，應該是他孩子。
走廊里彌漫著消毒水的味道。
這味道我熟悉。
廣州的醫院也是這個味道。
等了大概四十分鐘，護士喊我名字了。
“張志強，周教授叫你。”
我站起來。
陳敏也跟著站起來。
“你在外面等我吧。”我說。
“我跟你進去。”
“不用，我自己去。”
我不是不想讓她陪。
是我怕萬一聽到什么不好的，她受不了。
她嘴動了動，最終坐回去了。
我跟著護士進了診室。
診室不大，一張桌子，一臺電腦，一個看片燈箱，兩把椅子。
周教授坐在桌子后面。
他看起來六十歲左右，頭發花白，戴一副金絲眼鏡，臉上沒什么表情。
“坐。”
我坐下。
把廣州帶來的病歷和CT片子遞過去。
他接過去，沒看。
“什么情況？”
“廣州那邊確診肺腺癌，早期。”
“病理報告帶了嗎？”
“帶了。”
我從袋子里抽出病理報告給他。
他戴上眼鏡，看了一會兒。
然后他把片子插到看片燈箱上，打開燈。
黑白的肺部影像亮起來。
他盯著片子看了很久。
沒說話。
診室里很安靜。
我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
咚。咚。咚。
他轉過身來，摘下眼鏡。
看著我。
“你這個病，不用治。”
我愣住了。
“什么？”
“我說，你這個病不用治。”
“不用治？可是廣州那邊說……”
“他們說要手術？”
“對，說要盡快手術，切除腫瘤，配合……”
周教授擺了擺手，打斷我。
“你聽我說。”
他語氣很平淡，像在說一件很普通的事。
“你這個確實是肺癌，病理報告我看了，沒錯。但是你知道肺癌有多少種嗎？”
我搖頭。
“肺癌分小細胞和非小細胞，非小細胞又分腺癌、鱗癌、大細胞癌。你這種是肺腺癌，而且是早期，腫瘤直徑不到兩厘米。”
他頓了頓。
“肺腺癌有個特點，發展非常慢。有些人的肺腺癌，十年都不長大一厘米。”
“可是……”
“你聽我說完。”
他又打斷我。
“你現在四十三歲，對吧？”
“對。”
“你身體有沒有什么不舒服？咳嗽？胸痛？咳血？”
“沒有。”
“那你為什么要做CT？”
“單位體檢，拍了個胸片，說有陰影，讓我進一步檢查。”
“體檢。”
他重復了一下這兩個字，嘴角動了動，像是笑，又不像。
“你知道現在體檢有多泛濫嗎？低劑量螺旋CT普及以后，查出肺結節的人太多了。查出來就慌，慌了就做手術。但很多人的肺結節根本不會發展成致命的癌癥。你這輩子可能都不會因為它有任何癥狀。但你一旦做了手術，切掉一塊肺，你的生活質量反而會下降。”
他指了指片子。
“這個位置，靠近胸膜。手術要切掉整個肺葉，創傷不小。術后你會出現肺功能下降，活動耐力減退。本來你能跑能跳，做完手術可能爬個三樓都喘。”
“可是不切的話，萬一它長大了呢？”
“那就等它長大了再說。”
他看著我，眼神很平靜。
“肺腺癌進展慢，你有的是時間。定期復查，半年做一次CT，監測它的大小。如果它真的開始長了，再考慮手術也不遲。到那時候再做，效果跟現在做是一樣的。”
“真的？”
“我騙你干什么？”
他靠在椅背上。
“你現在做手術，是過度治療。過度治療比癌癥本身更可怕。我見過太多這樣的病人了，查出一個早期癌，嚇得趕緊做手術，做完之后肺功能不行了，一輩子離不開氧氣瓶。結果呢？那個癌如果不做手術，可能二十年都不會要他的命。”
他拿起我的病理報告，看了一眼，又放下。
“你這個情況，我建議你什么都不做。該干嘛干嘛，半年后復查。如果兩年內沒有變化，改成一年復查一次。”
“那……那萬一轉移了呢？”
“早期肺腺癌，這個大小，轉移的概率非常低。比你出門被車撞的概率低多了。”
我沉默了。
他說的這些話，跟我之前聽到的完全不一樣。
廣州的醫生說“盡快手術”。
上海的醫生說“不用治”。
兩個都是專家。
我該信誰？
“你是不是覺得我在敷衍你？”周教授忽然問。
“沒有沒有……”
“我告訴你，我當醫生三十多年了。年輕的時候我也跟你一樣，覺得查出癌就要切，切得越干凈越好。后來我慢慢明白了，人體不是機器，不是哪里壞了換哪里。有些病，你不治它，它反而跟你和平共處。你一治，反而把自己治垮了。”
他站起來，把片子從燈箱上取下來，遞給我。
“拿著。回廣州去，該工作工作，該生活生活。半年后復查。記住我的話。”
“那……那要不要吃點藥？”
“不用。”
“真的什么都不用做？”
“什么都不用做。”
他看著我，忽然笑了一下。
很淡的笑。
“你知道你今天花六百塊掛號費，買到了什么嗎？”
“什么？”
“買到了一個‘不治’。”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回去吧。你沒事的。”
我走出診室的時候，整個人是懵的。
陳敏迎上來。
“怎么樣？醫生怎么說？”
我張了張嘴。
不知道怎么說。
“他說……他說不用治。”
“不用治？什么意思？”
“就是……暫時不用做手術，定期復查就行。”
陳敏的表情變了。
“他是不是沒認真看？是不是覺得咱們外地來的，隨便打發一下？”
“不是，他說得很詳細。”
“那廣州的醫生怎么說要手術？到底聽誰的？”
“我也不知道。”
我們站在走廊里，周圍的人來來往往。
那個瘦老太太被女兒攙著從我身邊走過，她看了我一眼，眼神空洞洞的。
光頭男人還在看手機，手指在屏幕上劃來劃去。
李明輝走過來。
“怎么樣？”
“周教授說不用治。”
“不用治？”
“嗯，說是過度治療反而不好。”
李明輝看了看老張。
老張點點頭。
“周教授這個人我知道，水平很高，而且他不會亂說。他要是說不用治，那就是真不用治。”
“可是……”
“志強，周教授在全國胸外科都是數得上號的。他見過的肺癌病人比你聽過的都多。他敢這么說，肯定有他的道理。”
我沒說話。
從醫院出來，天已經快黑了。
上海的冬天黑得早，路燈亮了，街上的人裹著厚衣服匆匆忙忙地走。
我們站在醫院門口。
陳敏看著我。
“志強，你信哪個醫生？”
我想了很久。
“我也不知道。”
“那怎么辦？”
“先回去吧。”
“回廣州？”
“嗯。”
“那到底做不做手術？”
“讓我想想。”
回酒店的路上，我一直沒說話。
腦子里翻來覆去是周教授的話。
“你這個病，不用治。”
“過度治療比癌癥本身更可怕。”
“你出門被車撞的概率都比它轉移的概率高。”
這些話像釘子一樣釘在我腦子里。
但廣州醫生的話也在。
“盡快手術。”
“五年生存率還是比較樂觀的。”
兩句話。
兩種說法。
我該信誰？
回到酒店，我坐在床邊，掏出手機。
開始查。
查肺腺癌。
查早期肺癌。
查過度治療。
查了好多網頁，看了好多文章。
越看越糊涂。
有的說早期肺癌一定要手術，治愈率高。有的說惰性肺癌可以觀察等待。有的說中國的肺癌過度治療率很高。有的說不能冒險，萬一進展就晚了。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我把手機扔床上。
陳敏在旁邊看著我。
“查得怎么樣？”
“沒怎么樣。”
“那到底怎么辦？”
“你讓我想想行不行？”
我聲音大了。
她愣了一下。
然后轉過身去，背對著我。
我知道她委屈。
但我控制不住。
我不是沖她發火。
我是沖自己發火。
沖這個病發火。
沖這兩個互相矛盾的說法發火。
那天晚上我又沒睡著。
半夜兩點多，我爬起來，走到窗邊。
外面下起了雨。
雨點打在玻璃上，一條一條地流下來。
我看著窗外的上海。
這個城市對我來說是陌生的。
這里的醫生給了我一個完全出乎意料的答案。
我本來是來求一個“治”的方案。
結果得到了一個“不治”的建議。
“不治”。
這兩個字說起來簡單。
但做起來太難了。
你身體里有個癌，醫生說不用管它。
你能睡得著覺嗎？
你能正常過日子嗎？
你每半年去復查一次，每次等結果的那幾天，你能不煎熬嗎？
萬一哪次復查，醫生說“長大了”。
那怎么辦？
到那時候再做手術，還來得及嗎？
這些問題像一群蒼蠅在我腦子里嗡嗡嗡地轉。
趕不走。
第二天，我們退了房。
去機場。
李明輝來送我們。
“志強，回去好好想想。周教授的話，我覺得值得認真考慮。”
“嗯。”
“有什么事隨時聯系。”
“謝了，明輝。”
過安檢，登機，起飛。
兩個小時后，飛機降落在廣州。
從機場出來，廣州的天灰蒙蒙的，比上海暖和，但空氣里有股潮乎乎的味道。
回到家，兒子在上學，家里沒人。
我坐在沙發上。
陳敏去廚房燒水。
水燒開了，她端過來一杯。
“喝點水。”
我接過來。
沒喝。
放在茶幾上。
“志強。”陳敏在我旁邊坐下來。
“嗯。”
“我想了一路。”
“想什么？”
“我覺得……咱們還是做手術吧。”
她看著我，眼睛里有種我熟悉的倔強。
“上海的醫生說得有道理，但那是概率。萬一你是那個小概率呢？萬一你的癌不是惰性的呢？萬一它轉移了呢？到時候后悔都來不及。”
“可是他也說了，過度治療……”
“過度治療總比不治強。”
她打斷我。
“志強，我賭不起。兒子也賭不起。”
她說到兒子，我胸口像被人攥了一下。
“咱們做了手術，切干凈了，心里踏實。就算肺功能受點影響，那也比整天提心吊膽強。你說呢？”
我沒說話。
她說得也有道理。
兩個醫生，兩個道理。
一個講概率，一個講萬一。
一個講生活質量，一個講心里踏實。
選哪個？
我拿起水杯，喝了一口。
水有點燙。
“讓我再想想。”我說。
“你已經想了一天了。”
“這么大的事，不能急。”
“醫生說了要盡快……”
“廣州的醫生說了，上海的醫生沒說。”
陳敏不說話了。
她站起來，去了臥室。
門沒關。
我聽到她在里面翻抽屜的聲音。
過了一會兒，她出來了，手里拿著一個信封。
“這是什么？”
“存折。”
她把信封遞給我。
我打開。
里面是一本工商銀行的存折，還有幾張定期存單。
“這是我這些年攢的，加上咱們一起存的，一共二十六萬。”
我看著那些數字。
“不夠手術和后續治療的吧。”
“不夠再想辦法。實在不行，把檔口轉了。”
“檔口轉了咱們吃什么？”
“命都沒了還吃什么？”
她說這話的時候，眼淚掉下來了。
一顆一顆的。
掉在茶幾上。
我看著那些淚滴，亮晶晶的，像碎玻璃。
“行。”我說。
“你同意了？”
“嗯，做手術。”
“真的？”
“真的。”
她擦了擦眼淚，忽然抱住我。
抱得很緊。
我也抱住她。
我們倆就這么抱著，在沙發上，很久沒松開。
晚上兒子放學回來，我們沒跟他說。
吃飯的時候，他跟往常一樣，一邊扒飯一邊說學校的事。什么數學老師拖堂，什么同桌跟別人打架，什么籃球比賽輸了。
我聽著。
像聽別人的故事。
吃完飯，兒子回房間寫作業。
我跟陳敏坐在客廳里。
“明天我去中山三院，找劉醫生，定手術時間。”我說。
“我陪你去。”
“不用，你上班吧。我自己去。”
“我請假。”
“請假扣錢。”
“扣就扣。”
她知道犟不過我。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中山三院。
劉醫生在門診。
我掛了他的號，排隊等。
等了一個多小時，輪到我了。
“劉醫生，我決定做手術。”
他點點頭。
“想好了？”
“想好了。”
“行，我給你開住院單。你什么時候方便？”
“越快越好。”
“那就后天入院，大后天手術。”
“好。”
他開了單子，遞給我。
“術前要做一些檢查，心電圖、肺功能、血常規。你今天可以先做一部分。”
“行。”
我拿著單子出來。
走廊里還是那么多人。
有人哭，有人沉默，有人打電話，有人發呆。
我站在走廊里，手里攥著住院單。
紙很薄。
但我覺得它很重。
從醫院出來，我給陳敏發了微信。
“后天入院，大后天手術。”
她秒回。
“好。我請假陪你。”
我沒回復。
我站在醫院門口，看著街上的人。
騎電動車的，等公交的，遛狗的，買菜的。
每個人都在過自己的日子。
沒人知道我剛做了一個可能改變一生的決定。
我點了根煙。
第二根了。
還是紅雙喜。
還是嗆。
但我還是抽完了。
回到家，我開始安排事情。
給阿芳打電話，讓她繼續盯檔口。
她問我要多久，我說不確定，可能一個月。
她說行。
給兒子班主任發了微信，說家里有點事，孩子這幾天可能狀態不太好，請老師多關照。
班主任回了個“好的”。
給我爸打了個電話。
“爸，我過兩天要做個小手術。”
“什么手術？”
“肺上有個結節，切掉。”
我沒說癌。
“嚴重嗎？”
“不嚴重，小手術。”
“在哪做？”
“中山三院。”
“要不要我們去？”
“不用，小手術，幾天就出院了。你們別折騰。”
“真不用？”
“真不用。”
他沉默了一會兒。
“那你自己注意。”
“嗯。”
掛了電話，我坐在沙發上。
屋子很安靜。
陽光從窗戶照進來，在地板上畫了一個亮方塊。
我盯著那個方塊。
后天入院。
大后天手術。
手術完之后，我的一部分肺就沒了。
我的生活會變成什么樣？
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件事。
我做了選擇。
選了“治”。
放棄了“不治”。
這個選擇對不對？
只有時間能告訴我。
也許十年后，我會慶幸今天的選擇。
也許十年后，我會后悔。
誰知道呢。
人活著，就是在不斷地做選擇。
有些選擇有對錯。
有些選擇沒有。
這個選擇有沒有對錯，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從今天開始，我的人生不一樣了。
不是因為這個病。
是因為這個決定。
是因為我選擇了相信自己會活很久。
而不是相信自己會死。
這聽起來很可笑。
但就是這么回事。
你信什么，你就怎么活。
我信我能活。
所以我要治。
哪怕這個“治”可能是多余的。
哪怕這個“治”可能讓我活得沒那么舒服。
但至少我不用每天提心吊膽。
至少我不用每半年煎熬一次。
至少陳敏不用跟著我一起煎熬。
這就夠了。
手術那天早上，天還沒亮我就醒了。
陳敏睡在旁邊，呼吸很輕。
我躺著沒動。
天花板是白的。
墻角有條裂縫，細細的，像頭發絲。
我盯著那條裂縫看了很久。
六點半，護士來量體溫、測血壓。
一切正常。
七點，換手術服。
藍白條紋的，寬松，后面系帶子。
穿上去涼颼颼的。
八點，手術室的人來接我。
一個年輕男醫生，推著輪椅。
“能自己走嗎？”
“能。”
“那就走吧。”
我跟著他走出病房。
陳敏跟在后面。
走廊很長，燈光白得晃眼。
走到手術室門口，我回頭看了陳敏一眼。
她站那兒，手攥著衣角。
“沒事的。”我說。
她點點頭。
眼淚在眼眶里轉，沒掉下來。
手術室的門開了。
我走進去。
門在我身后關上。
手術室里很亮。
無影燈像一只巨大的眼睛，盯著我。
我躺上手術臺。
麻醉師走過來，在我手臂上找血管。
“放松，深呼吸。”
針扎進去。
涼涼的液體流進來。
我開始數數。
一。
二。
三。
四。
還沒數到五，世界就黑了。
后來發生的事，是陳敏告訴我的。
手術做了三個多小時。
劉醫生出來的時候，說手術順利，腫瘤切干凈了。
我在ICU待了一天，然后轉回普通病房。
醒來的時候，胸口疼。
不是尖銳的疼，是一種鈍鈍的、悶悶的疼。
像有人在我胸口壓了一塊石頭。
我低頭看。
胸口包著紗布，紗布下面有根管子，連著個塑料瓶。
瓶子里有淡紅色的液體。
“引流管。”護士說。
我想說話，嗓子干得發不出聲。
陳敏用棉簽蘸水，擦我的嘴唇。
“別說話，好好休息。”
我在醫院住了十天。
十天里，引流管拔了，線拆了，能下地走了。
走得慢。
從病房走到走廊盡頭，再走回來，喘得厲害。
肺功能確實下降了。
周教授說得對。
但我心里踏實了。
癌被切掉了。
不管它是不是惰性的，不管它會不會長大，它現在不在我身體里了。
這個念頭讓我能睡著覺。
出院那天，廣州降溫了。
陳敏給我帶了件厚外套。
我穿著外套走出醫院大門，冷風一吹，打了個哆嗦。
但心里是暖的。
回到家的第一個晚上，我睡得很好。
一覺到天亮。
沒有做夢。
沒有失眠。
醒來的時候，陽光從窗簾縫照進來，亮堂堂的。
我躺在床上，聽外面的聲音。
樓下有人在放音樂，鳳凰傳奇的。
隔壁在裝修，電鉆嗡嗡響。
遠處有汽車喇叭聲。
這些聲音以前覺得吵。
今天覺得好聽。
因為這是活著的聲音。
我活著。
還能聽到這些聲音。
還能看到陽光。
還能躺在這張床上。
還能聞到陳敏做早飯的味道。
活著真好。
哪怕胸口還有一道疤。
哪怕爬樓梯會喘。
哪怕以后可能要定期復查。
但活著。
就夠了。
后來。
后來的事沒什么特別的。
我恢復了兩個月，回了檔口。
生意還在做。
日子還在過。
房貸還在還。
兒子還是偷偷玩手機。
一切跟以前差不多。
但又不一樣了。
我現在每半年去復查一次。
每次等結果的那幾天，還是會緊張。
但緊張完了，結果出來沒事，就又能安心半年。
我有時候會想起上海的周教授。
想起他說的那句話。
“你這個病，不用治。”
我不知道他說的對不對。
也許他是對的。
也許我的癌真的不會發展。
也許我白挨了一刀。
也許我的肺功能白白下降了。
但我沒后悔。
因為“不治”這兩個字，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太難了。
你能帶著一個癌過日子嗎？
你能在每次復查的時候不害怕嗎？
你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不想它嗎？
我不能。
陳敏也不能。
所以我們選了“治”。
這個選擇可能不是最優的。
但它是我們最安心的。
這就夠了。
人活著，有時候不是選對的。
是選自己能承受的。
我能承受手術的痛苦。
承受不了“萬一”的恐懼。
所以我的選擇是對的。
至少對我來說是對的。
故事到這兒，差不多了。
我現在坐在檔口里，寫這些東西。
外面街上還是那么熱鬧，拉貨的、拿貨的、打包的，人來人往。
阿芳在理貨。
隔壁老王在門口抽煙。
陽光照在“志強服飾”的招牌上。
一切都很正常。
我也很正常。
除了胸口那道疤。
除了每半年一次的復查。
除了偶爾會想起上海那個花六百塊掛號費買來的“不治”。
那個“不治”，我最終沒要。
但我不后悔。
因為我選了“活”。
選了踏踏實實地活。
哪怕這個踏踏實實是建立在肺功能下降的基礎上的。
但踏實就是踏實。
踏實比什么都重要。
你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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