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來源：環球時報
當前，全球經濟正步入增長放緩的深水區。受中東沖突推高能源價格、通脹持續與借貸成本攀升等因素疊加影響，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多家國際機構紛紛下調增長預期。世界銀行6月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將2026年全球增速預測從1月的2.6%調低至2.5%，且約2/3經濟體的預期被同步下修。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AI）領域投資的逆勢增長，被不少機構視為重拾經濟動能的關鍵變量。對發展中國家而言，AI更被視作實現技術追趕的“加速器”。
然而，AI能否真正承載起全球經濟“救星”的期待和重擔，可能還需要審慎審視。當前，AI的增長存在三重結構性制約：其一，投資受益部門高度不均衡。AI相關商品的強勁需求，難以掩蓋傳統制造業與大宗商品領域的普遍疲弱，一些國家AI狂熱與制造低迷的“溫差”正在擴大。其二，AI所能帶來經濟回報很難即時兌現。盡管市場對AI長期前景保持樂觀，但世界經濟論壇在報告中也指出，相較年初，受訪者對生產率提升速度的判斷已趨于謹慎——信息技術、數字金融等前沿領域可能會率先受益，但大規模、普惠性的經濟回報可能需更長時間才能顯現。其三，全球AI創新資源極度向少數國家集中，技術鴻溝日益嚴峻。斯坦福大學《2026年人工智能指數報告》顯示，2025年全球AI私人投資主要流向美、中、英、法等15國，其中流向美國的投資是英國的48.5倍；新獲融資的AI公司，英國有172家，中國161家，而美國高達1953家。另一邊，是廣大發展中國家仍深陷資本短缺、債務高企與人才匱乏的困境，其AI發展急需跨學科資助、能力建設與研究中心等基礎支撐。
AI的確是技術追趕“加速器”不假，但同時也暗含兩個高門檻：一是要求發展中國家政府具備較強的主動治理能力；二是默認發達國家能夠持續提供能力建設幫扶——這高度依賴開放的科學合作與包容的治理環境。而在當前國際形勢下，這更似一種遠景而非現實路徑。隨著創新資源進一步向特定區域聚攏，全球增長分化恐將加劇。
更深層的風險在于，全球AI治理規則制定仍處于早期階段，技術本身的不確定性正與社會治理挑戰交織。人類尚未真正理解大模型的黑箱運作，參數規模的膨脹與技術的壟斷疊加，只會進一步推高認知的壁壘。與此同時，AI對一些高暴露職業的替代效應，已在歐美對支撐內需的中等收入群體形成沖擊。然而，主要技術大國缺乏引領多邊治理的動力——美國更多以國家安全敘事，將AI推向軍民兩用敏感領域；歐盟等國過度強調技術主權，均不斷壓縮國際合作空間。這意味著，在AI大規模經濟回報兌現之前，就業替代、數據安全、責任歸屬與收入極化等挑戰，可能先于增長紅利到來，成為各國防范經濟危機之外亟須直面的治理難題。
面對全球增長乏力與新一輪科技產業變革交織，要真正借助AI破解發展困局，必須回應一個根本命題：AI是服務資本至上、以技術驅役勞動，還是服務人的全面發展？
前者將AI視作單純降本增效、追求資本回報的工具，看似能快速推高少數巨頭和先發國家的競爭力，實則會埋下多重隱患，加劇全球財富與權力的極化，削弱中低收入群體創造價值的機會與能力，也讓后發國家再難脫身。這樣的AI，不可能成為全球增長的穩定錨，只會引爆更大的社會與倫理危機。
反之，唯有將“投資于人”作為AI發展的核心坐標，才能使技術回歸服務的本義。通過提升全民數字素養與高階技能、完善社會保障與轉型支持等系統性投入，同時向發展中國家開放技術資源、資助能力建設、共享數據與標準，智能紅利不再局限于少數創新極，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真正惠及全球南方。如此一來，AI創造的生產力增量才能轉化為人的發展空間，從而擴大有效需求、激發多元化創新，形成“技術—人力—增長”的正向循環。
今天，中國已躋身全球AI第一梯隊，但始終堅持AI的技術普惠定位，視其為國際公共產品，堅定維護聯合國在多邊治理中的權威，并給出了獨特的中國方案。這正是對“投資于人”最堅實的踐行：既投資于本國公民的適應力與創造力，也相信他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自主發展能力。唯有堅守這一方向，AI才能真正擔起全球發展的重擔，成為增進人類共同福祉的力量。（作者是商務部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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