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在正式采訪之前，劉家禎老師和我通了很長時間的電話，把采訪里的一些細節，一點點磨合到位。
他規劃好了當天的穿搭，不想要正裝的緊繃感，也拒絕過分隨意。他對畫面的呈現也提出自己的設想，希望呈現多種聊天狀態，既有專注的深度交流，也有邊走邊聊的松弛。
這是他的職業習慣，作為一名在《紀錄片編輯室》中被大家熟知的主持人，他要保證自己在鏡頭前出現的每一次都是專業而體面的。即使當時他在電視臺身兼了譯制部配音演員和主持人兩種身份，樓上樓下奔著跑，有時跑到話筒前的時候氣還沒平，但鏡頭一打開，就得是觀眾熟悉的那位儒雅、克制、一絲不茍的主持人。
這種工作作風在當時的團隊中并不違和，甚至有一種惺惺相惜感。
《紀錄片編輯室》里有上海人的集體記憶，甚至大家到現在還會關注《毛毛告狀》、《德興坊》、《大動遷》、《婆婆媽媽》、《最后一個三輪車夫》等紀錄片里人物的命運走向。
而讓劉家禎感到佩服的是，編導們靠人肉蹲守拍下來的時代變化中老百姓的故事。“我有一個同事說得非常好。他說我們還能以什么樣的方式去表達我們的真誠？我們只有真實的記錄，深刻的表達，把好老百姓的故事講好了，這就是我們要干的活。我們很多紀錄片都是編導跟紀錄片里的人，生活在一起，先和拍攝對象打成一片，這樣打開鏡頭的時候，他就不緊張了。”
其實不光注意自己在鏡頭前出現的形象，劉家禎在工作中即使只是呈現聲音，也講究它的“形象”。1980年代，得知自己要從事配音工作后，他在家里連上海閑話都放棄了，就為了讓自己的發音不要無意中包含上海話的口音。那時，劉家禎在《海外影視》做配音工作，每年配音工作量非常大，他過的是一種沒時間回頭看，一直往前走的生活。
“白天在那配音，晚上回家還不能休息，我趕緊拿出第二天的劇本，要把臺詞念一下，好好理解人物，有的戲要琢磨一下。這個時候可能你就沉浸在劇情中開始興奮了，第二天不管有沒有睡好，照例得蹬著自行車，進了錄音棚，拿出最好的狀態。”
這種工作狀態在當時的團隊中只是小巫見大巫。
“你想《葉塞尼亞》、《簡愛》這樣經典的譯制片怎么配出來的，可能就是譯制片廠那些藝術家們穿著背心，大汗淋漓地配的，因為那時沒有空調，大夏天只能在臉盆里放工業用冰來降溫，但他們還是專注于銀幕，全身心投入在角色里。”
現在隨著時代的變化，工具的變化，有些事物像褪去了光環一樣，但劉家禎也清醒地認識到，“到后期，我們有一些譯制片質量也越來越走下坡路了。”他發現居然開始有這樣的工作方式了——戴上耳機，聽著耳機里面的原片的提示，看著劇本，對上口型……
對于習慣手搓的匠人來說，是不能接受這種方式的，“我既然接受了這件事，我就盡量，盡我所能把它做得好一些。”職業精神，并沒有什么大口號大概念，就在那個氛圍的氣場里，所有的人都用自己的行動告訴你，你不這樣做，對不起自己，對不起觀眾。“我誰都對不起，那我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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