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在剛果民主共和國，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目前只能依靠補液和支持性治療艱難求生。醫護人員幾乎無能為力，因為針對本迪布焦病毒，既沒有獲批治療方法，也沒有能夠阻止其傳播的疫苗。
自這場疫情在沖突頻發的伊圖里省首次宣布暴發以來，約兩個月時間內，截至7月15日，已累計出現2124例確診病例，其中828人死亡。這場由本迪布焦病毒引發的埃博拉疫情已蔓延至剛果民主共和國4個省，并擴散到鄰國烏干達，歐洲和美國援助人員中也有人感染。
但僅憑這一點，還不足以解釋為何這場疫情會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埃博拉疫情。自應對行動啟動以來，這場疫情在40天內確診病例就突破1000例；相比之下，2018年北基伍埃博拉疫情達到同樣規模用了235天。眼下手段匱乏，只是一個更早、更深層失敗的表征。
對于無國界醫生組織等在當地參與應對的團隊來說，眼前發生的一切并不陌生。令人不安的事實是，這場疫情并不是例外。
這場疫情是一個熟悉模式的結果。疾病防范機制失靈，并不是因為它本身無效，而是因為世界只在危機發生時才投入，一旦新聞熱度退去，便將其拋在一邊。
2007年和2012年此前兩次本迪布焦病毒疫情，已經清楚暴露出今天仍然存在的缺口：沒有獲批治療方法，更關鍵的是，至今仍缺乏可靠的快速診斷檢測手段。也沒有獲批疫苗來保護醫護人員，或遏制社區傳播。
但隨著那幾場規模相對較小的疫情平息，緊迫感也隨之消退。無國界醫生組織和其他機構曾呼吁持續投入，以填補這些空白，但無論從商業角度還是全球生物安全角度，都未能獲得資金支持，因為當時沒有正在發生的危機來證明這筆支出的必要性。
如今，針對埃博拉病毒病的獲批疫苗和治療方法已經出現。不過，這些成果是在2014年至2016年西非毀滅性疫情之后才出現的。當時，這場疫情已被視為全球安全問題，而到那時，已有11325人死亡。
本月，由世界衛生組織支持的“伙伴”臨床試驗已經啟動，目標是尋找首個針對本迪布焦病毒病的有效治療方案。該試驗由剛果民主共和國國家生物醫學研究院、比利時熱帶醫學研究所、牛津大學和非洲疾控中心協調開展。這個進展值得歡迎，無國界醫生組織也是試驗合作方之一，但走到今天，已經耗費了20年時間，以及又一場致命疫情的代價。
當下這種對疾病防范的被動做法，就是狹窄投入、宣布成功、然后轉身離開。結果便是一個可以預見、原本可以避免的衛生緊急事件循環，而每一次都要付出過多生命代價。
這種做法帶來的問題，并不局限于埃博拉。耐藥性感染早已被視為重大公共衛生威脅，但新型抗生素研發在科學上難度很高，在商業上也缺乏吸引力，尤其是在多數政策制定者尚未把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視為全面危機的情況下。
疫苗可預防疾病也是如此，例如麻疹。問題不在于有沒有疫苗，而在于能否維持免疫系統運轉，在疫情暴發前就把疫苗送到人群手中。
霍亂則提供了另一重警示。自2017年以來，霍亂疫情持續增加，而疫苗供應自那以后一直無法滿足全球需求。2022年，面對全球疫苗短缺，負責管理霍亂緊急疫苗儲備的國際機構不得不把標準的兩劑接種方案改為單劑接種，以便讓有限庫存覆蓋更多國家。把疫苗主要用于應急而不是預防，可能導致更大規模疫情，進而消耗更多劑量，并進一步加劇短缺。
這些失敗并不是彼此孤立的緊急事件。相反，在那些因沖突、人口流離失所和近期國際援助資金削減而變得脆弱的衛生系統中，它們正越來越多地相互疊加。過去18個月里，援助和衛生融資的大幅削減并不是這次埃博拉疫情暴發的原因，但它確實擊穿了本已脆弱的衛生體系。
不過，仍有一些積極信號。建立更好體系所需的工具之一，其實已經擺在桌面上。世界衛生組織成員國已于2025年通過《大流行協定》，目前仍在就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進行談判，這一部分被稱為“病原體獲取與惠益分享”。
這一機制為加強全球防范提供了機會，因為它將為檢測樣本、科研數據以及研究成果收益如何共享制定明確規則。如果相關安排設計得當，疫苗、檢測和治療手段就能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而不只是送到付得起錢的人那里。
但這也是該協定中爭議最大的一部分。在今年5月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上，各成員國未能就這些規則的最終敲定達成一致。
盡管如此，各國政府現在就可以采取行動：為其資助的研究附加公平獲取條件；確保臨床試驗參與者和高風險社區不會被排在最后；按照需求而不是支付能力分配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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