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張照片里,老人沒有戴帽子。
頭發灰白,貼著腦門,日光燈從側面照過來,額頭上的皺紋清清楚楚。
他坐在舊沙發上,手里攥著一份攤開的報紙,目光落在鏡頭之外。
那是1989年9月中旬,北京夏天還沒完全退,窗外蟬鳴一陣接一陣。
拍這張照片的人是葉永烈。按下快門的時候他沒想過,這是陳伯達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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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達對帽子的依賴近乎偏執。不管去哪都頂著一頂帽子,夏天穿短袖也不摘,冬天天冷更不用說,睡覺都扣著。旁人不明白,以為他頭發少要遮丑。
后來熟悉了才知道,他怕風。腦袋一受風就疼,疼起來整宿睡不著。
這個毛病是早年在監獄里落下的,秦城那段日子,他住的牢房朝北,冬天墻體透寒氣,獄里不允許戴帽子,只能硬扛。十幾年下來寒氣蝕進去,骨頭里生了根。
葉永烈能拍到這張照片,不是運氣。
八十年代初,陳伯達保外就醫后住在北京東郊一棟普通居民樓里,深居簡出。想采訪他的人不少,全被擋了回去。葉永烈是唯一的一個敲開門的。
他不是一上來就直奔主題,先把能找的資料全翻了一遍,從陳伯達早年出版的那本《論譚嗣同》到六十年代各種講話稿,一個字一個字過。
然后他轉向外圍,找陳伯達的兒子陳曉農聊,找他兒媳婦聊,找當年在《紅旗》雜志共事過的人聊。
一圈走下來,陳家人覺得這個人實在,肯下笨功夫,不寫假東西。
第一次踏進陳家是1988年春天的事。
那天陳伯達坐在客廳里,頭上扣著一頂深藍色干部帽,見了葉永烈也沒摘。兩個人聊了將近三個小時,臨走葉永烈合上筆記本,陳伯達突然說了句:“下次來不用帶那么多資料,坐下聊就行。”
從那天起葉永烈每年往返京滬多次,住陳家附近的招待所。去的時候拎兩盒稻香村點心,陳伯達讓張蘭華泡茶,普洱,很濃。
兩人聊的內容很雜,多半避開政治。陳伯達晚年不說過去的事,偶爾被問急了就把話題岔開,問葉永烈上海現在什么樣,南京路的店還賣不賣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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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永烈也識趣,順著他的話頭往下接。
有一回聊晚了,末班公交已經沒了,葉永烈起身要走,陳伯達擺擺手說住下吧。
第二天早上張蘭華煮了小米粥,陳伯達把咸菜碟往他那邊推了推。這件事后來被陳曉農記在信里,說那天早上老爺子的心情是那幾年最好的。
拍照片那天是9月中旬。葉永烈照例從上海飛到北京,那次聊的內容比往常長,陳伯達破天荒說了一段在延安的事,說著說著窗外起了風,他下意識摸了摸帽檐。
葉永烈掏出相機問能不能拍兩張,原以為會被拒絕,陳伯達看了他一眼,竟然點了頭。
拍了幾張戴帽子的之后葉永烈試探著問:“能不能摘一下。”陳伯達手搭在帽沿上頓了一會,慢慢摘了下來,順手拿起茶幾上的報紙,翻到中間攤開,擱在膝蓋上。
葉永烈拍了三張。
膠卷沖洗出來之后,底片在他手里一直留到1996年,那一年陳伯達去世滿七年,他在整理資料時翻出這張底片重新放大了兩張,一張收在書里,一張寄給了陳曉農。陳曉農回信說父親生前很少對人這么信任過。
那張摘了帽子的照片后來被《陳伯達傳》收錄,位置在全書最末。
有人翻到那里會多看幾眼,也有人在網上留言問這個沒戴帽子的老人是誰。
照片背景很簡單,老式茶幾上擺著一個白瓷杯,杯口缺了一個小口。
沙發扶手磨得發亮,那塊布料上常年被胳膊肘壓出一道凹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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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握著報紙的手指骨節微微凸出,指甲修得很短。頭頂的燈管發出細微的嗡嗡聲,快門落下之后,那聲響繼續持續了整整一個星期。
1989年9月20日,北京降溫,陳伯達在家中因突發心肌梗塞離世,頭部朝向床頭的方向,那頂帽子擱在枕頭旁邊,沒有被戴上。
后來,張蘭華整理遺物的時候,把那頂帽子折好放進衣柜最底層,跟幾件舊衣服疊在一起。
那件外套的口袋里還有一張字條,上面寫著葉永烈單位的地址,像是準備下次回信用的。
葉永烈,也收不到回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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