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總說悲傷是私事，這位作家卻主張：我們應該一起哭

在一場典型的美式追思會上，人們穿著深色衣服，低聲說著“節哀順變”，眼眶發紅卻拼命忍住淚水。擁抱被壓縮成輕拍肩膀，而那句“有任何需要隨時找我”幾乎成了一種儀式化的告別——說的人和聽的人都清楚，電話永遠不會響。死亡像一個需要被迅速打包送走的包裹，旁觀者保持禮貌的距離，當事人則被期待盡快“走出來”。但這種處理失落的方式，真的是唯一的、甚至是最好的嗎？

曾獲美國國家雜志獎的北加州作家、記者s.e. smith，在他即將于7月28日出版的新書《我所有死去的貓，以及其他失落》（All My Dead Cats and Other Losses）中提出了另一種可能：“如果我們以更多樣的方式與失落互動，會怎樣？” 這本書既是一部關于貓的回憶錄，也是一份對當代美國白人個體主義文化的尖銳診斷。他追溯自己多年來失去貓咪的經歷，并由此重新理解悲傷——不是一項需要獨自完成的心理任務，而是一種理應被分享的集體行為。

這并非一個討巧的主張。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痛苦被竭力私有化，心理自助工業不斷推銷著“自我療愈”的步驟清單，仿佛只要完成幾個階段，人就可以像重啟電腦一樣重新運轉。“在美國白人、個體主義的文化里，人們傾向于把死亡和悲傷遮掩起來，仿佛談論它本身就是失禮，” smith在訪談中說明。在這種語境下，一個人被期望安安靜靜地哀悼，甚至要為自己的哀悼設定一個“不宜過長”的期限。這種文化預設斬斷的，恰恰是人在失落時最需要的東西：聯結。而他的書想做的，就是試著把這些被剝離的聯結重新接上。

smoth并不是坐在書房里憑空推導出這個結論的。他在加州北部一個叫Elk的小鎮度過了童年，住在山丘上一大片林地里。他的父親管理著那里的林業，幾乎全是原始紅杉。當時正值美國西部著名的“木材戰爭”年代，環保人士與伐木公司激烈對峙，社會敘事好像只有兩種選擇：要么把樹砍光，要么一根都不碰。但他父親服務的土地所有者采取的是一種罕見的中間路線——只在需要現金時極偶爾地砍一兩棵樹，因為這種木材價值高到單單一棵樹就能賣數萬美元。對一個孩子來說，那些年在巨木間游蕩、跟著父親巡視森林的經驗，成了他后來思考世界的一種隱秘底色：事情很少是非此即彼的，人與自然、開發與保護，乃至悲傷與快樂之間，可能都藏著一種更靈活的關系。

這種“不被單一敘事綁架”的直覺，貫穿了他成年后的工作。他是女性主義媒體集體The Flytrap的聯合創始人和工人所有者。在這個算法推送千篇一律內容的時代，這個平臺刻意反其道而行，致力于為那些無法被推薦系統浮出水面的故事提供空間。“我們需要一個地方，讓人們講述那些不會被優先傳播的故事，” smith在此前一次訪談中說。他們想要保護并提升文化批評，因為在他看來，沒有文化批評，我們就無法真正理解所處的世界。他警告：“如果我們不能保存、保護并弘揚文化批評，我們將一次又一次地重復同樣的蠢事，翻來覆去地爭論那些爛透了的無聊話題——而人們需要真正地去閱讀。”

這句話不是寫作者的自戀。它揭示了一個更根本的困境：當公共空間越來越被情緒化的短內容占據，深度閱讀的時間被擠壓，我們便失去了與復雜經驗對話的能力。而悲傷之所以難以被集體承載，原因之一正在于我們沒有足夠的語言和敘事資源來描述它、分享它。人們習慣說“節哀”，卻很少問“你失去的時候，究竟什么在痛？”文化批評訓練人拆解和命名細微體驗，這同樣適用于情感領域。如果我們連一篇長文章都讀不進去，我們又如何讀得懂另一個人的哀傷？

smoth把自己的神經非典型性也看作一種觀看位置。他沒有試圖把它描述成缺陷，反而將其視為一種與主流期待保持距離的能力——一種不容易被集體情緒裹挾、同時又能更敏銳地捕捉到細微線索的特質。在回答問卷時，他提到擁抱神經非典型性，并描述了自然世界所帶來的愉悅。這不是那種“大自然治愈一切”的俗套話語，而是一種更安靜的承認：當社會結構變得過于僵硬，樹木生長的節奏、光線變化的方式等不太像“語言”的事物，可能提供另一種可參照的秩序。這又繞回了那片紅杉林——小時候在林間行走所形成的認知習慣，成年后轉化為對單一標準答案的持續懷疑。

這種懷疑同樣投射到死亡與哀悼的主題上。他在書中講述失去貓的故事，并非因為貓比人更簡單，而是因為動物在我們的文化里常常被視為“可以替代的”，戀人對它們的悲傷被悄悄打了折扣。一個人可以公開悼念一位親友，卻可能羞于承認一只貓的死讓自己幾近崩潰。這種等級化的悲傷分配，恰好暴露了文化怎么暗中規定什么樣的痛苦才是“合理的”。smoth所做的，就是把這種等級攤開來看，然后問：憑什么？

事實上，他為此成立了一個寵物臨終建議專欄，認真對待人與動物之間的情感終局。在問答中，他強調閱讀的奇妙“兔子洞”——從一個點跳進另一個點，知識鏈條以無法預測的方式延展，就像哀悼的路徑從來沒有標準模型。如果你愿意跟隨他的邏輯，便會發現：分享悲傷的前提是允許悲傷被承認，而承認需要一種文化環境，在其中，人不怕因為表現軟弱而被推開。而這種環境的建設，又離不開持久的閱讀、傾聽和批評——也就是他所說的“需要做功課”。

那么，集體哀悼究竟是什么樣的？并不是說一群人必須圍坐在一起放聲大哭，而是允許脆弱成為公共關系的一部分，而非必須洗刷干凈的污漬。它可以表現為在社交平臺上認真說出“我今天不太好，因為我還在想我失去的那只貓”，而朋友不會急著轉移話題，而是會問：“它叫什么名字？你最喜歡他什么？” 這聽起來渺小，卻是在個體主義堡壘上鑿開一扇窗。smoth在書中展示的就是這么一種微小的撬動：通過講述自己失去貓的故事，邀請別人也把自己的失落拿出來，放在一個不至于貶值的空間里。

這種邀請在更大格局上也有回響。他對紅杉林經營模式的理解——“林業不必二選一”——同樣適用于對文化態度的想象。不必在“獨自硬扛”和“徹底崩潰”之間做選擇，不必在“完全沉默”和“過度傾訴”之間找平衡，一個社會可以發展出更多回應痛苦的梯度。關鍵是要讓這些梯度變得可見，而可見性恰恰來自講述。

反觀主流的“正方”立場，其邏輯并非毫無來由。個體主義的哀悼觀部分根源于對效率的迷戀：悲傷被看成一種生產力損失，一個人若過久地哀悼，就可能被視為工作能力低下，社交價值衰減。于是周圍人會明示或暗示“你該向前看了”，仿佛生活是一條單向鐵軌。但這種敘事忽略了人腦并不是項目管理系統，情感沒有截止日期。當文化把“恢復”當作唯一的成功指標時，任何依然感到悲痛的人都會被默認為失敗者。這樣的失敗感，又反過來加重孤立。于是人們吞下更多自助指南，卻鮮少有機會說：“我真的沒事，我就是還在難過。”

smoth的書提供了一個對照實驗：如果貓的死亡能夠在一個人的敘述中獲得完整的在場權，如果對貓的悲傷不被刪節、不必辯護，那么對人的悲傷，我們是否也能練習同樣的寬容？他在書中為哀悼提出了一種“共同實踐”的設想，不要求所有人都用同樣的方式，但強調在場的價值。這個在場的本質，就是文化批評中最核心的那種能力——看見并確認他人經驗的真實性。批評家看見作品內部的張力與意圖，朋友看見你眼淚背后尚未說出的那層東西。二者都需要一種克制得宜的關注。

這種關注從何而來？smoth的忠實讀者可能從他的Bluesky動態中得到過暗示。他不知疲倦地分享來自較少流通媒體的文章和報道，并在間隙里發布貓和桃子的照片，稱之為“味覺清洗”（palate-cleansing）。這類看似隨意的發布，在算法連續推送高度相似內容的時代，恰恰制造了一種人的氣息。它提醒我們：真正的推薦不是機器計算出來的，而是基于一種有溫度的判斷——“我覺得這個，你應該看看”。這其實已經是一種小規模的集體主義實踐：把信息流變成分享，而非消費。

如果把這種實踐延展到悲傷領域，集體哀悼就不再是神秘莫測的古老儀式，而更像是一種社群內的信息策展。有人分享一首恰好觸動痛處的詩，有人發來一張從前沒留意的舊照片，有人只是說“我記起一件事，想讓你知道”——這些動作拼湊起來，就是讓悲傷不再孤懸于一個內心黑箱中。smoth在森林學到的那種“不必全或無”的智慧，在這里找到了新的應用場景：你可以同時感到極度難過和一絲被理解的溫暖；你可以一邊悼念一只已經不在的貓，一邊規劃下一次與朋友一起的晚餐；你可以不需要“痊愈”，就可以重新獲得生活的質感。

至于這本書的判斷，它并不試圖給出步驟式解決方案。smoth更像是在拆除那面把悲傷圈禁在私人圍墻里的墻，然后站在缺口處說：“看，原來我們都在墻的這邊。” 讀到這一層，就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