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獨具風貌的元代傳記文

長期以來，中國古代傳記文學研究多聚焦于唐宋兩代和明清時期，夾于其間的元代傳記文往往遭到忽視。事實上，元代傳記文獨特的時代風貌、承前啟后的歷史作用以及在題材和風格上的重要探索，使其在中國古代傳記文學發展鏈條上占據不可或缺的關鍵一環。

原文 ：《獨具風貌的元代傳記文》

作者 |南開大學副教授 李雪

圖片 |網絡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多民族共融、大一統格局深化的特殊時期。蒙古族群入主中原，建立起橫跨歐亞的大一統帝國，伴隨著政治格局的劇變、民族關系的重組以及文化傳統的碰撞與融合。在這一背景下，社會的諸多層面以及時人的觀念意識均發生顯著變化，深刻影響了元人的人生選擇與命運軌跡。元人之人生際遇不同于前代，載述其生平的傳記文章亦隨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面貌。值得注意的是，蒙古人、色目人等非漢族人物傳記的出現，為中國傳記文學注入了前所未有的人物類型與文化元素。在唐宋文章極盛之后，元代傳記作者力求創新突破，積極探索書寫的變體與新途，從而賦予傳記文新的生機與張力。這些共同塑造了元代傳記文獨特而鮮明的風貌。

獨特歷史造就傳主非同尋常的人生

元朝突破了以往中原王朝單一的農耕文明格局，將農耕文明、草原文明、商業文明融為一體，在民族多元、商業繁榮、文化環境寬松的特殊歷史背景下，元人具有了不同于前代的人生軌跡。

就政治結構而言，元朝的統治既非純粹的草原游牧模式，亦非傳統中原王朝模式，而是蒙漢二元體制。在這種二元統治架構下，傳統中原士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線性人生模式遭遇了深刻的挑戰，其仕途進退、身份轉換與價值抉擇皆在跨文化的政治體系中被重新定義。易代之際，部分出身于隴畝的草莽人物，因特定的歷史機遇和復雜的因緣際會，于亂世中迅速崛起，驟然膺任一方領袖。他們從社會底層躍遷至地方權力核心，如姚燧所撰《河東檢察李公墓志銘》中的墓主李懋時，便由一介鄉民一夜之間成為蒙古漢軍將領。這種劇烈的身份變化，深刻揭示了特殊歷史環境下個人際遇與社會結構變遷之間的復雜互動。就文化環境而言，元代相對寬松的文化氛圍為非凡人生的展開提供了制度與心理空間，例如在宗教方面，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皆能在其境內合法存在與傳播。由此，傳主的人生選擇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多樣性：或隱于市井，寄情于曲辭書畫；或游于幕府，以吏員、幕賓身份參與政治；或出入于佛道，在宗教世界中安頓精神。黃溍為多位僧人撰寫塔銘，便是元代儒釋互動的例證。就經濟與社會而言，元代商業與城市經濟的發展，使得商人、工匠、醫卜、藝人的事跡進入傳記視野。戴良曾為多位醫者作傳，記錄其技藝之精、行事之卓。盡管這類人物在傳統觀念中地位不高，但元代的傳記文能夠突破“唯官唯仕”的局限。傳記作者將這些人物的生平事跡詳細記錄，通過對不同人物人生軌跡的描繪和分析，呈現出豐富多彩的眾生相，進而展示出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社會風貌、人文精神和歷史發展脈絡。

歷史的獨特性、復合型的文化形態、多元交織的民族結構、繁榮開放的商業網絡以及相對寬松的文化政策，共同塑造了一批具有非同尋常人生軌跡的傳主，也為元代傳記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書寫對象與敘事可能。傳記書寫突破了單一儒家倫理的演繹框架，成為多樣文化交匯的場域，從而在中國古代傳記文學史上呈現出別具一格的繁復面貌。

傳主身份構成的新變

元代傳記文最顯著的變化便是新傳主類型的出現以及多種文化因素的融入。與前代傳記多以漢族士大夫、隱逸高士或烈女孝子等為主角不同，元代傳記中出現了大量以蒙古人、色目人為傳主的篇章。這些少數民族傳主或為開國勛臣，或為鎮守一方的地方長官，或為精通儒學與詩文的文人學士。對他們生平事跡的書寫，豐富了傳記文的寫作維度與文化內涵。傳記作者以漢文傳記書寫傳統為體，記錄了具有草原文化背景、伊斯蘭文化背景或藏傳佛教文化背景的傳主。在不同文化的碰撞與調適之中，這些傳記文本在遵循文體規范的同時，吸納并呈現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如虞集所撰《句容郡王世績碑》便記錄了別具一格的風俗習慣、自然風光與風土人情。

這些傳記文不僅詳細記載了蒙古人與色目人獨特的生活習俗和民族性格，也記錄了隨著民族交融深入，少數民族人物逐漸接受儒家禮義、詩書教化，乃至精通漢學、參與科舉或主持文事的復雜過程。無論是傳主在元代社會中的政治活動、經濟行為與文化實踐，還是各民族文人在書院與詩社中的交游唱和，均被納入傳記文的敘事視野。例如，偰氏家族由西域來華，一門九進士，成為中州著姓。歐陽玄所撰《高昌偰氏家傳》便呈現了一個與中原文化世家無異的偰氏家族。

多元傳主的書寫極大地拓展了傳統傳記文的寫作維度。傳記作者以漢文史傳筆法記錄多民族的文化風貌，需在儒家“褒貶善惡”的倫理規范與不同民族的文化邏輯之間尋求平衡：既要維護傳統傳記的道德評判功能，又要準確傳達少數民族的行為方式與價值觀念。由此，傳記不再局限于單一民族文化背景下的道德評判與事功記錄，而是展現出多民族、多文化相互交織、碰撞與融合的宏大歷史圖景。這種跨文化的書寫實踐，不僅生動直觀地反映出元代民族交融與文化融合的歷史狀況，更在客觀上促進了不同民族文化間的相互認知與理解，使元代傳記文成為中國古代傳記文學史上極具異彩的篇章，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獻價值與文學史意義。

元代傳記寫作的破體求新

《史記》《漢書》以其卓越的史識與文才，樹立了傳記文學的典范。其“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寓論斷于敘事”的筆法技巧，以及塑造人物形象的卓越藝術，成為后世傳記寫作不可逾越的高峰。降至唐宋，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等文章大家更將傳記文體推向極致，無論是碑志還是傳狀，皆形成了體例謹嚴的寫作傳統。在這樣的文學史背景下，元代傳記作者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壓力。他們表現出強烈的文體自覺與創新意識，不滿足于因循守舊、蹈襲前人成法，而是積極求新求變，勇于突破傳統傳記文的體例束縛，尋求新的藝術突破。

在具體寫作實踐中，元人的傳記文體例格式呈現出不拘一格、因人而異、靈活多樣的顯著特征。傳統碑傳往往遵循固定的程式：先述先祖世系，次記生平履歷，后銘功德，末綴銘辭，結構板滯，千篇一律。而元代傳記作者則大膽打破這種僵化的體例框架，或根據傳主的特殊身份調整敘事重心，或依據傳主的個性氣質變換文章格調，有的雄深雅健，有的婉而多諷，有的質樸近史，有的富麗近文。如宋濂《故詩人徐方舟墓銘》以作者與墓主的相識開篇，別具一格，引人入勝。

與此同時，元代傳記文在敘述手法與藝術表現上亦實現了多方面的突破。其敘述手法豐富多樣：或采用史傳筆法，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脈絡清晰；或借鑒小說技法，設置懸念、注重細節、刻畫心理，使人物形象立體豐滿；或引入對話與場景描寫，增強現場感與戲劇性。如吳澄《元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趙國董忠宣公神道碑》描寫董士選與宋師作戰的場面，氣勢恢宏，細節紛呈。元代傳記文敘事情節不再局限于傳主的仕宦履歷與道德事功，而是廣泛涉獵其日常交游、情感世界、學術論辯乃至生活逸事，情節線索繁復交織，敘事層次跌宕起伏。虞集《姚忠肅公神道碑》所寫碑主姚天福“旋風查案”與“雙釘案”的故事，情節曲折離奇，猶如小說。在情感表達上，元代傳記文往往感情充沛真摯。傳記作者與傳主之間或為師友，或為同僚，或為親屬，其哀悼、敬仰、惋惜之情流于筆端，使冰冷的碑石文字具有強烈的抒情性與感染力。議論部分則富于氣勢與思辨色彩，或縱論時勢，或辨析學術，或闡發義理，往往借傳主之生平以寄托對政治、社會、文化的深層思考，體現出元代文人特有的歷史洞察力與批判精神。如宋濂為王孟遠所撰《故承直郎刑部司門員外王君墓志銘》，在敘事中穿插了大量抒情性文字，使文章在客觀敘述的基礎上更拓展了情感的深度。

凡此種種，皆是元代傳記作者對傳記文文體的重要突破。他們既未舍棄《史記》《漢書》至唐宋形成的傳記傳統，又能在繼承中大膽革新，將多元的文化視野、復雜的時代體驗與個性化的藝術追求融入傳記寫作之中。這種突破不僅提升了元代傳記文的文學品質，更為后世傳記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藝術經驗與文體啟示，在中國古代傳記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元代傳記文的獨特風貌根植于元代特殊的歷史文化土壤。傳主群體的擴展與多樣文化的書寫，源于大一統格局下多民族交融的時代特征；破體求新的探索，折射出元代文人在寬松文化環境中的創作活力。元代傳記文在中國古代傳記文學史上具有獨特而重要的地位，既是唐宋傳記傳統的繼承者，又因特殊的社會文化背景展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并為明清傳記的發展開辟了新路徑。簡言之，元代傳記文在繼承中變革，在變革中啟新。其獨特的時代風貌、承前啟后的歷史作用以及在題材和風格上的重要探索，使其在中國古代傳記文學發展鏈條上占據不可或缺的關鍵一環。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元代傳記文研究”（20CZW029）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2010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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