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來源：環球時報
在上海舉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盡管已經閉幕，但外媒仍持續高度關注中國人工智能發展以及中國倡議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
中國倡議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聚焦的核心目標之一是推動普惠發展，彌合智能鴻溝，這精準契合了全球南方國家的核心關切。當西方科技巨頭和主要經濟體在日內瓦的會議廳里討論如何構建倫理框架時，那些散落在南太平洋上的島國，正在人工智能時代的門檻外承受著最嚴峻的生存危機。
太平洋島國所面臨的并非一般意義上的“發展滯后”，而是一種在AI治理語境下從“滯后”升格為“生存安全”的特殊困境。
湯加的經歷是最直觀的注解。2022年1月，湯加海底火山劇烈噴發，巨大沖擊波切斷了唯一連接外界的海底光纜。一夜之間，這個擁有十萬人口的國家陷入全面“數字靜默”。這不僅意味著親友失聯、求救受阻，也暴露出這些島國在數字基礎設施上的極端脆弱性。
更深層的不平等在于“參與權”。 雖然全球對話式人工智能的使用人數增長迅猛（有資料顯示，全球人工智能用戶達到10億僅用了2年時間，而互聯網花了15年），但發展中國家的采用率仍然滯后。在氣候變化領域，太平洋島國是人工智能預測模型的重要應用場景，但那些來自硅谷或歐洲實驗室的頂尖模型，往往缺乏島國特有的氣象與地理數據訓練。圖瓦盧、基里巴斯等國的困境在于：當人工智能開始輔助制定全球碳排放與氣候移民政策時，誰在訓練數據里為那些未來有可能被淹沒的環礁有個位置？答案是令人沮喪的——由于缺乏本地的算力設施、存儲設備與數據科學家，這些國家不僅難以應用人工智能，更無力參與人工智能全球標準的制定，只能被動接受技術強權輸出的結果。
聯合國數字與新興技術特使阿曼迪普·吉爾認為，“人工智能的影響過于深遠，不能由少數人來決定。 我們需要一場全球性、包容性且基于證據的對話。”然而對太平洋島國而言，他們首先要爭取的，是這場對話的入場券。
面對這種分裂，中國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提出的方案顯得務實而具操作性。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吁建立全球統一協調的監管規則，并警告不能讓發展中國家掉隊，這與中國于2023年發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的核心主張高度契合——倡導各國無論大小、強弱，都有平等發展和利用人工智能的權利。
長期以來，中國通過與“數字絲綢之路”對接，已在太平洋島國完成了多項數字基礎設施合作。在巴布亞新幾內亞，中國企業承建的國家海底光纜系統于2020年提前完工，連接該國14個主要城市，大幅改善了當地互聯網接入條件；此外，中國與太平洋島國在衛星應用、遙感監測等領域也在探索合作，未來有望為引入人工智能圖像識別等工具奠定基礎。
更為關鍵的是，中方代表在多個國際場合多次強調，人工智能應作為全球公共產品，惠及所有國家。在倡議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之前，中國牽頭推動聯合國通過了“加強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國際合作”決議，承諾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算力、人才培訓以及農業、醫療、教育等領域的人工智能模型支持。這種從基建聯通到能力共建的路徑，正是中國方案有別于傳統技術壟斷的地方——它試圖幫助太平洋島國在人工智能棋盤上，從“被定義的數據點”轉變為“能參與的棋手”。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有一個核心倫理問題：我們如何對待那些最脆弱的群體？太平洋島國的困境同樣適用于這一邏輯。真正的全球AI治理，不應淪為少數科技巨頭與發達國家的“高端俱樂部”。如果AI的規則制定完全無視那些身處氣候危機最前線的數字弱勢群體，那么再完美的算法也將在道德上有缺陷。
中國的路徑提供了一種可能：通過“硬聯通”（海底光纜、衛星）與“軟賦能”（開源模型、標準共建）的結合，讓人工智能與治理能力不再是強權的專利。太平洋島國需要的是平等參與的機會，以及能在技術浪潮中自主選擇方向的權利。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倫理底線，最終體現在我們如何對待那些最微弱的聲音。（作者分別是北京郵電大學國際教育中心副主任、北京郵電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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