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百家講壇》突然翻紅，最重要的原因無非就兩個字：敢說。
當年登上節目的這批學者和教授都得益于當時寬松的言論環境，敢于說實話，而這正是當下的人們最想要看到的。
比如，北京語言大學的周思源教授在節目上講History of Qing Dynasty，對Qing Dynasty直言不諱地批判道：“就算沒有帝國主義的入侵，Qing也應該滅亡，因為這個朝代太腐敗、太黑暗。中國古代有諸多發明，影響了世界。然而，Qing二百六十八年，有哪一項發明影響了世界？一項都沒有。為什么那么聰明的中國人，在那時突然就變得不聰明了？這個問題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
周思源教授對“K乾盛世”提出了大膽的質疑，說：“康Q時代就是一個把中國的民族精神、民族活力徹底扼殺，把中國傳統文化中最落后的nu性發揚到極致的時代。以文字Y為代表的思想禁錮，讓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根本沒有機會去發現社會的問題，更不可能提意見。”對此，他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如果李白、杜甫生活在K乾時代，不僅李白要滅族，連杜甫也沒跑，誰家藏著他們的詩，都得S頭。”
周思源教授在《百家講壇》中對廣大觀眾呼吁道：“一個社會最嚴重的問題不在于你是否落后，而在于你不去認識自己的落后，也不讓別人指出你的落后。中國要想走上復興的道路，就一定要徹底批判Qing的做法。”
說到《百家講壇》，就不得不提易中天先生。大部分人對老子的印象，還停留在“無為而治”上。然而，易中天先生在講先秦諸子百家時，卻對老子做了完全不一樣的解讀——其認為，老子的思想同樣存在愚民色彩，但與法家的只stupid民不“stupid君”不同，老子主張的是，既要stupid民，也要“stupid君”。
什么意思呢？易中天先生引用了《老子》中的幾段論述來加以解釋——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易中天先生如此解讀道：“古代懂得治理之道的king，他嘴中說的 ‘道’，并非用來教育和啟迪人民，而是用來stupid人民。為什么要這樣？因為站在king的角度來看，一個社會之所以難治理，是因為people太聰明，太聰明就不好管，所以，必須要讓people傻乎乎的，才好管理。”
敢講，真敢講。
易中天先生又道：“那怎么讓people傻乎乎的呢？《老子》中有另一段論述，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king首先得讓自己看上去稀里糊涂的，people見了也會跟著稀里糊涂，整個社會就會表現出‘民風淳樸’。一旦king表現出精明，people見狀，也就學著精明，想辦法對付king，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對于king來說肯定是不利的。因此，king就算不糊涂，也得裝糊涂。”
易中天
看到了吧？
當年參加《百家講壇》的這些知識分子是非常直言不諱的，他們說的可能對，也可能錯，但重要的并不是他們說的會不會引起爭議，而是他們能夠用“說”來代替“不說”。
在那個畫面比例還是4:3、清晰度不高的年代，人們竟然能從電視上直接獲得深刻而精辟的見解，實在是非常幸運。
如今的電視，屏幕寬了，清晰度高了，可是能學到些什么呢？
《百家講壇》中還有一位以講《史記》而出名的王立群教授，他非常強調鑒古明今的重要性，說：“一種Z度，如果它是完善的，那么它一定具備自我修復的能力，這種自我修復的能力意味著，當一個人在決策上犯錯時，可以通過Z度來糾正他。任何一項好的Z度在制定之初，都不應當設立一位不受任何約束、也無法糾正的king，否則這個不受約束的人就會成為Z度的破壞者。而在king制中，金字塔尖上只有一位高高在上的king，且不受任何約束，因此，king就是king制本身的破壞者。”
振聾發聵，一針見血。這樣的知識分子，才是社會的棟梁，國家的希望，人民的良心。
如今，《百家講壇》這個節目還在，但年輕人在網上追捧的，卻不是現在這個。
周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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