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建制派與左翼挑戰者之間積累近十年的怨氣和沖突,今年在一場選舉中集中爆發:密歇根州聯邦參議員初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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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建制派與支持聯邦參議員伯尼·桑德斯的一派之間,許多長期積壓的不滿,在這場初選中全面浮現。圍繞性別與種族、候選人勝選能力以及建制派是否操弄選舉的爭論,與桑德斯兩次競選總統時的情形高度相似。民主黨內部近年圍繞以色列的幾乎所有爭議——從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的影響力,到反猶主義指控——也都在這場競選中出現,顯示出這個政黨內部存在深刻裂痕。
左翼團體“我們的革命”執行主任約瑟夫·吉瓦爾吉斯說:“這是一場典型的民主黨建制派與經濟民粹主義派之間的對決。”中間偏左團體“第三條道路”主席喬納森·考恩則表示,提名埃爾-賽義德這樣一位“極端得過頭、會疏遠大量中間選民的候選人”,風險很大。
在這一場選舉中,民主黨各派幾乎同時重新爭論起2016年總統初選、2020年總統初選,以及過去幾年幾場重大風波。無論誰勝出,最終都必須設法重新團結黨內,并在競爭激烈的大選中對陣被普遍視為共和黨提名人的邁克·羅杰斯。
2016年,桑德斯挑戰希拉里·克林頓爭奪總統候選人提名時,克林頓的支持者經常暗示,桑德斯在性別和種族問題上存在盲點。比如,他們認為,對克林頓的某些批評以及桑德斯的一些言論帶有性別歧視色彩;而桑德斯在黑人選民中的表現不佳,也說明了他吸引力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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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輿論還常聚焦所謂“伯尼兄弟”——即桑德斯的網絡支持者。批評者認為,這些人會對不支持桑德斯的人進行惡毒攻擊和辱罵。桑德斯陣營則反駁說,所謂性別歧視指控本身就是不誠實、也不準確的抹黑,目的是轉移外界對克林頓自身問題的注意。
建制派與挑戰者的緊張關系,以及奧巴馬因素。在桑德斯兩次競選總統期間,他的團隊都曾抱怨民主黨建制派的做法,認為對方并沒有真正公平競爭。比如,他們曾指出,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在2016年初選期間最初安排的辯論場次很少,表面上中立,實際上卻是在幫助領先者克林頓,限制競爭對手獲得關注。
在桑德斯支持者看來,最難咽下的一口氣,是他們認為前總統貝拉克·奧巴馬在2020年競選后期出手干預,而當時桑德斯看起來很有機會贏得提名。關鍵的“超級星期二”初選前幾天,另外兩名候選人皮特·布蒂吉格和艾米·克洛布徹退選并轉而支持喬·拜登。奧巴馬公開保持中立,但私下里曾在這一關鍵時期分別致電拜登和布蒂吉格,因此外界猜測他在其中發揮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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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左翼人士認為,加沙戰爭導致前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敗選,因為這場戰爭讓她的一部分潛在支持者感到失望,進而放棄投票。就加沙問題本身是否在顯著規模上造成這一現象,現有證據并不充分。但在密歇根,這種因素或許確實存在。該州約2%人口為穆斯林,而特朗普曾積極爭取這些失望選民,籠統承諾要結束戰爭。
建制派則給出了這套論點的鏡像版本:正是左翼制造了這種失望。通過用尖刻措辭批評黨內對手,并把他們描述成特殊利益集團的傀儡,左翼讓自己的支持者在本方候選人輸掉提名后,干脆不參加大選。知名民主黨顧問詹姆斯·卡維爾上周說:“唐納德·特朗普之所以成為總統,就是因為伯尼·桑德斯。”他認為,原因在于桑德斯讓自己的支持者相信民主黨是腐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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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爭執凸顯出民主黨在初選后重新團結所面臨的難題。無論誰獲勝,都將帶著這場選戰留下的傷痕,也帶著此前一場又一場左翼候選人與溫和派候選人對決所積累下來的挫敗感與相互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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