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季一來,又要斷菜了,到處怨聲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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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圈里的豬干癟干癟的,不知什么時候能長大,大家眼巴巴地等著。想肉吃,想得我眼睛都花了。睡覺時想好了,決定明天到街上去買個肉罐頭。到小公司一看,什么罐頭也沒有,連平時滯銷的豬肝醬也沒了。原來思茅方向公路塌方,東西運不過來,我無奈地向大食館走去。
勐龍街的三忠臺下,站著幾個穿上海兩用衫的女知青,身上的衣服已敗色<云南話褪色>,頭發已顯枯黃。欲搭車去團部醫院。有幾輛標有云南農墾總局行楷字樣的解放牌卡車正朝她們緩緩馳來,然到了面前并沒減速,卻加大油門隆隆而過,留給她們的是一道拉起的黃塵,望著絕塵而去的卡車,我心里在滴血,是我肯定要飛車了,可憐那幾個女生,她們仍在風塵里等待下一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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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街上季風旋起,使勁地把街上的塵埃卷上了天空,一時藍天被涂抹了,樹葉都垂下頭,一個勁地傾斜著,并發出嘩嘩的聲音,樹桿的下部被豬牛擠癢,已擦出了木質部分,在我的眼里,這些樹就象飲盡風雨的知青,他們離鄉背井,舉目無親,孤獨地站在雨林里。
在食館里我拉出一條干瘦的條凳,獨坐并張望起來。這時鄰桌來了一對男女知青,男的有點干黑,女的臉色黃中略顯浮腫,腹部有點凸起,在陽光的照耀下,我覺得女的懷孕了,但明顯營養不夠,他們共同穿著上海本地老布褲子,可能是疲憊了,目無光澤,只是一語不發地面面而坐。
我心神不定地盯著賣飯窗口,利用眼睛的余光繼續打量著他們,揣摩他倆不是曼賓<6營>,就是曼戈<10 營>方向過來的。一早趕到公社民政科耒辦理結婚登記,事情辦好后,就耒食館趕個炒肉片,我本能地向他們投去同情的目光,心里卻在嘀咕,“往后的日子他們怎么過呵。”耳朵的觸角不由自主地伸向他們。
這時男的摸出春耕牌香煙,微笑中略帶苦澀地對女的說,半年多了,一直讓你擔驚受怕,今天結婚證終于開好了。”
然后如釋重負地吐出一口煙,又深深地吸了一口,咽了下去。女的用若有顧忌的眼神朝我的方向閃動了一下:“儂還不是吃處分了。”
男的又說:“指導員講我那張檢查寫得還不深刻,再寫一張表表態度。但關照我多砍點芭蕉桿喂好豬,就不把我調到山里連隊去,還說在連隊勞動改造,以觀后效。”
女的接著說:“連長也和我講了,不把阿拉拆開調到山里去。但國有國法,家有家法,資產階級婚姻思想要狠狠批判,以后不要搞烏七八糟。還講阿拉不是豬可以亂搞。我想夜里到指導員家去一次,拿探親帶來的兩付撲克牌送給他。”
聽到他倆的對話,我的心震動起來,我畢竟不是他們的朋友,不知他倆是為了終于開得結婚證而慶幸,還是因為我也是知青,在沒回到連隊之前,提前在我面前傾吐這個長期的困惑和釋放。
我想:是的,這時他們很需要安慰。
賣飯的窗口開始擁動,我也用力搶到了一份,他們卻買了兩份,今天的炒肉片成色還不錯,我旁若無人地張口大嚼,一會兒片甲不留了。再看看他倆正聚精會神地盯著一碗吃,另一碗卻靜靜地擺著。當吃光一碗后,便將空碗疊在沒吃動的那碗下面,連筷子一起利索地放進包里,頭也不回地起身走了。我目送著他倆的背影遠去。
早上經過公社民政科,看到已有知青在排隊登記結婚,半輕不老的面孔,早已褪去光澤,他們雙雙對對,從很遠的地方走出來。有的頭發被晨霧打得濕漉漉的和黃塵攪和在一起,有的還穿著沾有黃泥的褲子,心里都沉甸甸的,他們眉梢上沒掛一絲喜悅,只有一臉的倦意。過一會,他們又要沿著來時的路走回去,重新馭起生活。
排隊的人,沒有交頭接耳,只是不斷變換站姿,木然地看著民政科的窗子。窗子震動以后,終于打開了。
“那個先,那個后。”一個穿著景洪產中山裝的少數民族辦事員厲聲地吆喝起來。
場上無人應答。
“站站好,站站好。”隊伍動了一下。
“把證明拿出來。”于是排著的把紙都拿在手上。
這個辦事員此時根本沒有體會到這些知青心中的晦澀,那樣子好象是在趕牛犁田,看得我眼睛都快充血了,我十分氣憤地朝窗口狠狠地瞪了一眼,心想黑不淄秋的家伙,如果我們不到云南來,你可能還在山上光只屁股爬樹呢,什么時候也學會盛氣凌人了。我用力在地上跺了一下,咬牙切齒地嘀了一句,“這樣下去不行,我一定要擾亂軍心,否則死路一條。”
知青要組織一個家庭多么困難,農場根本不提供幫助,反而加以扼制。對付知青的辦法,就是三棍子,批判,懲罰,拆散。農場對知青動態應變能力又差,客觀條件有限,只好背動地拋出云墾58號文件,差強人意地劃知青為農場職工。雖然那是一個特別的時候,發的特別牽強的文件,但還是穩住了部分知青的心。那段時間結婚的人是多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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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事物的發展不依人的意志,任何歷史的變遷,人生的轉折,都是選擇與代價的結果,我們來的時候雛音未變,有的男生幾個月后衣服嫌小了,急得上海的父親頭腳都暈了,家里有兒去邊疆,幾乎傾家蕩產了。而有的女生卻腳剛落地就碰到初潮,上海的母親在家中急得頭頭轉。但是隨著年令的增長,日月的侵蝕,人的心理,生理日趨成熟,曾經的激情和理想,和燒過的壩一樣,早已灰飛煙滅。
有的人開始談戀愛,希望有一天和女朋友一起象孔雀一般東南飛。有的已走完戀愛階段,做起櫥拒,蓋好草房準備安身立命。有的已脫離農工隊伍,不得已表態做扎根派。家長有辦法的早巳打回老家。但更多的人在尋思自已的方向,但誰都沒有好的辦法。
78年的下半年,知青前途仍不明朗,東風農場街談巷議,風雨欲來,借助上海作者宗福先的傷痕文學影響,農場間在沉默中暴發的情緒正蓄勢待發。這時農民付總理陳永貴跑到景洪,口惹懸河地作了一場西雙版納農業學大寨,大有可為的報告。在我看來這個隔著飛龍坡對著大勐龍的喊話,是一場巧設的鴻門宴,企圖麻痹知青。
東風知青有眼力,第二天就在修配廠對面的公路旁,紅磚工房墻上毫不客氣地貼出“請陳伯伯來東風農場安撫知青心”的大標語。字寫得大極了,真解氣。
眼前的一切讓我覺得有一種緊迫感,于是我加快了有利知青信息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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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連隊的信息依然閉塞,有時在山上干活,連工棚著火了都不知道,如果要聽消息,僅靠兩根鐵絲的手搖電話和廣播,連報紙也看不到。某日我翻閱人民日報,看到在宋慶齡主持的一次人大會議的公報中,提出“要照顧到退休退職老職工的后顧之憂”,我頓時眼睛大放異彩,神經都跳了出來,眼捷手快,馬上把這個探究傳遍整個營部,那簡直是莽林里投進的一道光束,指明我們的前進方向幾場風雨后,我似乎感覺勐龍壩要提前入秋了。
于是我經常和14營工程連的周永偉聯系,他媽是閘北區鄉辦的,能聽到一些消息。特別是二營工程連胡榮光,他哥是一著名國企黨委書記,四屆人大代表,給我們寄來一份鉛字打印在一張黃色宣傳紙上的中央78年104號文件,說各地可以商調的方法統籌解決知青問題。看了文件我欣喜若狂。這時母親及在北京的親戚也給我寫信,不斷傳來振奮人心的消息。
根據當時形勢,中央不可能向全國直接下命令,而是委婉地提出以商調的方法,其實是給各地黨委一個借口,正是面子給足。但云墾的領導,自尊心太強,不聽聲音,不觀眼色,南轅北轍地拋出58號文件,企圖螳臂擋車,此為知青的揭竿而起埋下伏筆。
當時我好像吃了興奮劑,變成天降大任的“尚書令”,和志同道合的難兄難弟們天天聚集在食館里,理發店,或蹲在電桿下,大肆宣揚”今冬明春我們要回去”的輿論。來聽的人,都張大眼睛,豎起耳朵,問長問短,很快三三兩兩就變成三五成群了,大家聽后對回城信心大振。
78年11月23日星期四,下午太陽光有著幾分暖意,我在街上欲趕回營里,桔黃色的陽光下幾只麻雀在屋脊上對我鳴叫,廣播里正在播有關知青問題的評論。我立刻駐足凝神,當聽到”混進知青戰線基層的干部隊伍中的少數壞人,收受賄賂,勒索錢財,大發知青財“時,我激動得要跳了起來,正是說出了我的心里話。那時“凡是”派還在臺前,“進步”派利用青年報發評論,真英明。聯想到“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憑對新聞的敏感,我直覺這是高層有人為知青鳴不平,這是鄧小平為我們講話。正是旱季耒了一場及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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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以第一時間拿到這份報紙,便徑直向營部走去,可是翻遍營部所有地方,沒找到。一定是誰企圖不良,把這份報紙藏匿了,知青們多么需要這個消息,我心急如焚。
睡覺時一個翻身,突然想到有個朋友在景洪二中,那里不會有波動。第二天一早便去敲門,借耒傳閱。想到周日各營知青要出來趕街,我和美術老師周長生,放射醫生金石聲決定,星期六晚上一定要印好貼上街。
于是我找到李姓青年干事,她是老上海那批的,要說回城是知青的最大意愿,她是黨員,心里只能想,但無法說,更不敢做。說明我的意思后,她也很興奮,便把放有速印機房子的鑰匙塞給我,并說千萬別給營部人知道。
因為邊上住著場直書記,后面是營長和黨委書記家。我幽默地說,我辦事你放心。當晚我們象版納的野山貍一樣,潛進放有宣傳材料的辦公室,把燈光遮得嚴嚴實實,刻的刻,校的校,印的印,用眼色交換著每一個動作,借助夜色,在營部領導們的呼嚕聲里,神不知鬼不覺地完成了印刷“挺進報”的任務。安全地撤回自己寢室。
路邊的寨子都在沉睡,我們迅速在夜色掩護下,兵分幾路,在各個路口張貼起來,并寫上“十三營宣”的字樣。
這時從公社方向有幾個人隱隱約約地尾隨我們下來,領頭的背著駁殼槍,后面的背著 50式,正把我捏了一把汗,走近一看,是公社巡邏的哈呢干部和民兵。一看是老熟人,他說,你們知青太苦了,應該鬧革命了。然后消失在夜幕里。我慶幸勐龍人民對我們的理解和支持。
迎接春天的到來,必定要經歷寒露的侵襲。裹著涼意,當貼完后,我們的頭發已被寒氣打濕了,想到明天很多知青能看到,我們心里早巳是春暖花開了。
那晚我睡不著了。星期日清晨,和朋友們分站各路口看效果,所貼之處人頭攢動。整整一天,人流絡繹不絕,夕陽下仍有不少知青聞訊趕來,看到他們一下心情放松的樣子,我心里踏實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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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晚了,三忠臺的西面,頂部仍有一縷陽光照到,貼在上面的傳單還特別醒目,四周有很多知青久久不愿離去,他們激動的心情,就象蒼天在勐龍河投下的巨石,掀起陣陣激流。他們在準備摧城的力量,迎接自身的解放。
這時我看到勐龍河開始漲潮了。 (感謝劉樂亮老師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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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作者簡介:葉鐵淳,上海知青,1970年6月到達西雙版納州大勐龍,在云南生產建設兵團一師二團,后改為東風農場,曾任中學老師,1979年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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